從海葬荒誕劇談妻兒的安葬權

                                         瑞典茉莉

當劉曉波的大哥劉曉光穿着休閒衣服，口裡叼着長煙，在官方人士的保護下離開新聞發布會場，我們聽到香港女記者那急切的聲音，一聲聲詢問：““劉霞在哪裡？……”劉大哥不理不睬地走了。

那一刻我被搞糊塗了，不知道誰才是真正的親人。親戚在那兒似乎不太有意義，對劉曉波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是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香港人。在記者會上，劉大哥用了不少形容詞，例如“細緻、周到”等等，來讚美社會主義優越性，讚美黨對他們家的完美照顧。然而，身為親哥的他卻沒有讓我們感覺到，他本人對這個被監禁至死的三弟有多麼欣賞，對親弟弟的去世有多麼悲哀。

毫無疑問，這一幕由死者親屬出面讚美的荒誕劇，是中共當局一手策劃導演的。我們不應多指責親屬，但劉大哥在此展示了一種家長式的包攬作風，替強行火化海葬劉曉波的中共當局背書，卻是值得我們從人倫和法律方面去質疑的。

@ 做大哥的有權“說了算”嗎？

據設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曾有消息說：劉曉波因肝癌病逝後，家屬希望將遺體冰凍，等待未見劉曉波最後一面的親屬瞻仰遺體，但當局希望儘快火化。劉大哥說的是另一版本：選擇海葬是劉霞及家人提出的要求，政府給予了“圓滿兌現”。

為了突出自己的決定性作用，劉曉光表示，因為他是家中老大，“我在家說了算，我帶領親屬在自願海葬的申請書上簽字。”他還說自己“代表”劉霞。我們當然理解劉霞在被逼迫下萬般無奈的選擇，但劉曉光這位大哥真的有權“說了算”嗎？

無論從中國傳統的“人倫道德”，還是從現代法律角度看，對劉曉波是否火化海葬的問題，劉曉光都無權“說了算”。

中國傳統有“長兄如父”的說法，但只是說家中長子應協助父母照顧弟妹。在傳統的“五倫” 排列的順序是：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其中，父子與夫婦等關係都先於兄弟關係。劉曉波去世時還有妻子和兒子，輪不上大哥來決定他的安葬方式。

當今中國法律規定：親屬對遺體享有管理、保護和埋葬等權利，任何人均不能在不通知親屬的情況下擅自將遺體進行利用或火化。法律還規定：骨灰的價值在於對逝者的祭奠緬懷，非遺產卻是親屬的精神利益。依照中國法律，處置遺體或者骨灰均由親屬決定，決定權的順序參照《繼承法》。《中國繼承法》第十條規定：

遺產按照下列順序繼承：

第一順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順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由此可見，在沒有獲得第一順序的劉曉波兒子劉陶的同意下，劉曉光就配合政府火化海葬劉曉波，有違法侵權之嫌。

@ 劉陶與繼母共同享有遺體安葬權

人們常說父子骨肉相連。但是很奇怪，在劉曉波患病至去世之時，沒有任何媒體提及劉與前妻陶力的兒子劉陶。就連“說了算”的大伯劉曉光，也隻字不提這個親侄兒。他們有什麼難言之隱，又忌諱什麼呢？

其實，劉曉波本人對這一點很坦誠。不管是在他寫的《獨白》一書裡，還是在與朋友談話中，他多次充滿感情地談到“我兒子劉陶”。1999年10月7日，在勞教期滿出獄的第二天，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谷季柔採訪了劉曉波，在專訪中，劉曉波談到他在獄中怎樣思念妻子和兒子。

為什麼一到劉曉波離世關頭，人們就把死者唯一的親生骨肉給忘記了？在最重視親子血緣的中國決定火化海葬，居然不問兒子意見就快速給辦了，這是不是剝奪兒子的遺體安葬權？

有人說，這可能是因為離婚後，劉曉波與兒子沒來往。但是，無論父子是否聯繫，按照中國法律，兒子和妻子都在繼承死者利益第一順序內，劉大哥在決定海葬前必須先尋找侄兒徵求同意。如找不到侄兒，大哥應向法院申請宣告失蹤，法院登報公告三月後，如劉陶仍未出現，才能依法由遺孀劉霞決定怎樣安葬。

也許劉家曾找過早已隨母定居美國的劉陶，也許劉陶本人不願介入父親的喪事，不願再與劉家有什麼聯繫。我們湖南莫家曾有同樣的例子。二十多年前我小弟因心臟病去世，弟媳帶走侄兒遠走他鄉，拒絕再與莫家父母聯繫。前年我父母都去世，留下一套房子。親屬們在辦理遺產繼承時，忘記了已故的弟弟那一房人。

然而法律沒有忘記。家鄉辦理遺產繼承的機構查出莫家父母還有一個已去世的小兒子，指出必須找到這個兒子的孩子來參與繼承，如這個孩子本人不肯繼承，必須出具有法律意義的公證書，聲明自己放棄祖父遺產。為此。莫家的親友找人找了一兩年，最後還是由法院公告三個月，才處理好遺產問題。

這樣看來，如果劉曉波的兒子劉陶沒有脫離父子關係的法律文件，也沒有出具放棄繼承父親遺產的公證書，對父親的遺體和骨灰等精神利益，他在法律上永遠擁有安葬權與繼承權。所以，劉曉波家屬最初要求冰凍遺體等待親屬前來，是一種合理合法的要求。

  @ 政治迫害令無數骨肉分離

有人說共產黨不講法律，為什麼我們要堅持談法律？我說：這是因為“詩的正義”，讓強權者在逼迫親屬侵權得逞後，無法逃避道義譴責。何況我這裡說的是當局自己制訂的法律。

同時我們要看到，劉曉波父子多年不來往，其中一個原因，是政治迫害導致婚姻失敗，政治株連導致父子遠離。很多異議人士都有相同的命運。

劉曉波在八九後與陶力離婚。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書中，他曾反省說：“無論是在我們沒有離婚時，還是在我們離婚時，我都對不起她。……我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風風雨雨，也始終令她懸着心；在驚嚇中度過了我回國後的日日夜夜。”

劉曉波還曾提及，陶力當年力勸他不要回國參加民運，並撤離廣場不要絕食。劉曉波說：“我從事民權運動，得到了美名。陶力呢？得到的無非痛苦、驚怖、焦慮。”後來陶力與兒子移居美國，隱姓埋名，從此遠離政治，

政治本來是管理眾人之事，但在中國的現實里，政治卻毒如蛇蠍，導致無數的家庭分離，父母子女失散的悲劇。

作為劉曉波的大哥，劉曉光應該知道，他的三弟心中有着不能與兒子相聚的痛苦。他應該要求冰凍三弟的遺體，爭取侄兒前來瀋陽參與父親的葬禮，和繼母劉霞一起決定父親遺體的安葬問題。這樣，劉曉波的地下之靈也會感到安慰。

但劉曉光沒有這樣做。他原是進出口服裝公司和干休所的幹部，是仍然忠於體制的退休官僚。據說，他不認同三弟的人生選擇，常常埋怨三弟，彼此很少來往。這種兄弟關係，被稱為“最親密的陌生人”。

物傷其類，劉曉波病逝後的這一幕滑稽劇令我們尤為傷感。在我們海內外異議人士的家庭里，誰沒見過這一類的“最親密的陌生人”呢？

@ 補記

此文的內容曾在推特上分散貼出，艾曉明教授覺得我說得有道理，建議我寫成一篇長文。恭敬不如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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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