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款現象級遊戲《王者榮耀》的聲討正在升溫。《人民日報》已連續五次發文抨擊，將矛頭指向“遊戲之毒”乃至“精神鴉片”，認為它作為一款成功的遊戲，在面向社會時“卻不斷在釋放負能量”。至於其負能量的具體表現，則有幾個悲劇為證：13歲學生因玩遊戲被父親教訓後跳樓，11歲女孩為買裝備盜刷10餘萬元，17歲少年狂打40小時後誘發腦梗險些喪命。在評論者看來，這就是“不設限並產生了極端後果”。

姑且假定這三個極端的個案在這款遊戲的8000萬日活躍用戶中具有代表性，在我看來，也很難由此推定這是遊戲直接造成的後果，更不用說由此讓企業承擔起無限責任了。這三個未成年人的悲劇中，恐怕更應負責任的都是作為監護人的家長：可以設想，如果家長考慮孩子的感受，批評得當，一個13歲的孩子不會因此就跳樓，在道德保守的年代，女孩子因為和男生稍稍親密而受了嚴厲批評，也不乏自殺明志的事例，那難道是這個男生的錯？如果孩子盜刷父母的錢是買衣服，那是否也要責怪衣服誘人沉溺？至於少年沉溺打遊戲40小時，更應是家長之責，因為任何活動連續40小時不眠不休，恐怕都有損健康，無論是加班、跑步、跳舞還是打遊戲。就此而言，這三個案例都無法在邏輯上證明存在所謂“遊戲之毒”，可說都是歸因錯誤。

不過，這種批評仍是耐人尋味的。也就是說，在這類新領域的管制時，面對信息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事件可能取決於多重因素，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但為何國內媒體會將此都歸結為手機遊戲的社會危害性？它實際上折射出中國傳統上對一些行為、事物的一貫態度：禁止它們並不真是由於它們的性質或存在的問題，而是一種出於維護社會秩序的考慮，重點在於其社會危害性。也就是說，禁令的邏輯並不是被禁事物自身的對錯，而擔心它可能造成的失控、混亂或破壞性。這就像那首歌里唱的，“小和尚下山去化齋，老和尚有交待：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見了千萬要躲開”，而當小和尚發現這些“老虎不吃人，模樣還挺可愛”時，老和尚卻說“這樣的老虎最厲害”。顯然，這裡的問題並不真在於“女人是老虎”，而是女人的魅力可能造成小和尚的行為失范，因而對老和尚來說，才會覺得模樣可愛的女人反倒更危險。

類似的政治顧慮幾乎貫穿於中國史，從酒禁即可見一斑。就像遊戲一樣，酒也是一種易於讓人沉迷的事物，並可能造成某些社會危害。東漢末年，曹操在北方實施禁酒，表面上的理由是說夏周因酒而亡，政事多敗於酒；不料孔融卻寫了兩封《與曹公禁酒書》來反駁，舉出大量例子表明道德、謙讓、儒學、情愛也都曾導致亡國，如果酒能導致亡國而遭禁，那不如把這些也都一併禁止算了。北魏太安四年（458），由於連年豐收，民間多釀酒，酒後生事，爭訟議政，文成帝因而一怒之下索性禁止，且措施極為嚴厲，竟規定“釀、沽、飲，皆斬之”（《魏書·刑罰志》）。與中東或歐美這些將酒視為不符合教義的“罪行”不同，中國人對酒禁的態度是充滿實用性和現實政治考慮的，僅是認為它屬於不正當消費（在糧食已屬緊張的災年或戰亂時期浪費糧食）、酒後導致爭訟等社會不穩定因素。

因此，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政治有時十分寬容，有時卻又出奇地嚴厲。例如，中國不曾像中東或歐美的酒禁那樣嚴苛，對明顯危害健康的煙草，中國最初反對吸煙的理由竟是“會引起意外火災”這樣出於公共安全考慮的實用性理由；但另一面，像茶這樣不含酒精的飲品，在西方從未遭禁，但在金宣宗時卻曾遭禁，原因是民間大量飲茶消耗了國家財力。同樣的，近代西方傳教士幾乎都誇讚中國人對待宗教的寬容態度，對三教合一更覺不可思議；的確，中國歷代沒有因教義分歧而帶來的慘烈宗教戰爭，對不同的教義大體都很寬容，只要它們不挑戰中國社會秩序的根本原則（如佛教對“忠孝”觀念的接納），但與此同時，《大清律例》中甚至連百姓的“迎神賽會”也禁止，原因不是反對宗教活動本身，而是擔心聚眾生事，出現混亂。只要對社會秩序或政治不產生什麼破壞性影響，那通常情況下傳統中國社會的官府都是眼開眼閉，視而不見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相當現代的，即只要不損害他人，國家政治不干預教義和個人信仰；但差別在於：中國歷代政府雖然未必在乎事物的“性質”，卻始終提防其“程度”。因而在中國常見的情況是，一種事物起初原本被視為無害，但如果社會影響大了（例如民間普遍飲茶被視為造成國家財稅損失），就可能成為它遭禁的原因。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因為中國文明的特性使得中國的治理邏輯極為偏重社會秩序。美國漢學家史華慈認為，早在先秦時代，中國思想家們就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取向，即“秩序優先”（primacy of order），重視“和諧”的價值觀貫通於個人的生活與社會，中國人觀念中最好的政治是“國泰民安”，而社會最高境界則是“大同”。社會學家張德勝在《儒家倫理與社會秩序：社會學的詮釋》一書中認為，這是因為奠定中國文化根基的春秋時代是一個失范的社會，因而孔子在思考應對這些問題時，心心念念就是以重建社會秩序的規範為終極關懷，由此造成了中國傳統社會一種其他社會無法比擬的濃厚“秩序情結”，“本來，在任何社會，人的欲望總是要通過某種認可的渠道來滿足，然而由於‘秩序情結’作祟，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國文化就把個人的欲望當作賊骨頭一般去防範”。但這種禁慾的出發點，並不在於欲望本身被視為罪惡，而是因為，就像《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裡所唱的那樣，個人的欲望可能是對秩序的最大潛在破壞力量。

在這種心態下，特定的群體往往尤其被視為需要受保護的對象，以防止其受到不良影響，而辦法主要是使之隔絕於這些“壞事物”之外，有時甚至否認人的正常需求。清朝歷代統治者都着意保持滿洲之騎射傳統，雖然他們自己喜歡聽戲（乾隆帝本人是戲迷，京劇就源於為他祝壽的徽班進京），卻又覺得唱戲會腐蝕這種尚武精神，因而屢屢嚴禁。乾隆三年（1738），乾隆聽聞“護軍披甲旗人內，有不肖之徒入班唱戲者，亦有不入戲班自行演唱者”，怒而下詔：“既系旗人，自當勤習騎射、清話、武藝，安得入此等卑污之習，罔顧身名。朕昨校獵南苑，見兵丁於行圍之道，馬上甚屬生疏。此皆由平日不勤習武藝，沉於戲玩之所致也”，要求大臣等“嚴加管束”（《清高宗實錄》卷七七，乾隆三年九月乙丑條）。駐疆官兵更不比京城，乾隆四十年（1775）諭令伊犁、巴里坤等地八旗官兵不得“飲酒唱戲”，否則嚴懲駐防將軍和大臣。至嘉慶十三年，更全面禁止在天山南北兩路演戲。

在中國傳統的家長制政治中，州縣官對於“子民”而言乃是“父母官”，負有“教化”之責，在意的是使他們在“厚人倫”的訓諭下各安其分，不逾越社會規範的尺度。官員們對治境內的百姓因而抱有一個根本性的假設：他們都是“善良質樸”之民，如果興訟生事，那多是被少數“奸民”教唆才導致的。這樣心態所對應的則是無法自治自立的孩子與民眾，他們往往也不認為自己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傾向於歸罪於外部因素。就像《紅樓夢》裡，分明是賈寶玉和金釧調笑，王夫人卻掌摑金釧說“好好的爺們兒，都叫你教壞了”，逼得金釧受辱後跳井自殺。這種觀念假定家長沒錯，被保護對象也沒錯，只是第三事物造成的問題，因而不免就將之妖魔化——無論是把女人視為老虎、妖精，把戲曲視為“卑污之習”，還是把林林種種的事物視為“毒藥”和“精神鴉片”。

我記得1980年代自己小時候，父母輩幾乎普遍禁止我們讀“閒書”，尤其是武俠小說和言情小說——相當於那個年代的“手機遊戲”。更早的年代，甚至還有《怎樣鑑別黃色歌曲》（1982）這樣的奇書，認定那些娛樂性的流行音樂，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產生了腐蝕性的影響。似乎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精神鴉片”，而某些精神鴉片在之後還升格成了經典，但卻不承認人民其實需要這些“精神鴉片”。我家裡兩個孩子特別喜歡動畫片《了不起的狐狸爸爸》，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一天我忽然意識到，這片不大可能誕生在中國，不僅因為片子裡是講狐狸去偷雞，而且還渲染個人英雄主義、乃至有一些髒話，很可能會有不少人擔心這會對孩子產生不良影響。結果發現，國內還真有人這樣撰文反對過。也是因為對未成年的保護顯得更合理，因而這也很方便地被用來作為禁止某些事物的理由。

這種心態的影響不容低估。它造成了一種缺乏自我責任意識的過度保護欲，就像老和尚想要小和尚遠離女人一樣，中國家長似乎也常常看到許許多多的“危險”，而不由自主地想保護自己孩子遠離這些“危險”，而不分辨它們究竟是正常的欲望，還是異常的、過度的。由於道德評判往往是絕對的，所以中國也遲遲沒有像美國那樣建立起電影分級制度，還導致了一種不分輕重等級的傾向——例如會把言情小說等同於是色情文學一樣的洪水猛獸，沾染不得，這與其說是就事論事地量刑，不如說是把嚴厲懲處當作一種公開的警告、嚇阻與教育。

正如有人譏諷的，中國父母有一種“打凳子”心態，就像孩子學步時撞到凳子摔倒大哭，父母就作勢去打凳子，說都是凳子不好。這在哄孩子時無可厚非，但事實是，許多人成年後仍然如此：一些人哭訴成了卡奴，卻避而不談自己透支消費的事實。在遊戲的事例中，也迴避了青少年作為使用者的話語，規避了家長的監護責任，卻把責任都推到了遊戲這張“凳子”頭上。當然，這不是說企業什麼也不用做，但這應該是通過某些政策來限制過度的商業行為，或對未成年人施加一定限制來去規範，就像國外對未成年人購買煙酒的限制。

現實生活中，人們都被假定認為是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主體。假如一個人酒後駕駛，正常的反應是處罰酒駕這個行為，而非認定是酒引誘人沉迷，導致行為失常。每盒香煙上都標着“吸煙有害健康”，但許多人仍然選擇了吸煙，每年那麼多人因吸煙而致病或不幸縮短壽命，其危害何止比遊戲大上百千倍，那為何不索性把煙酒都統統禁掉？——這是因為，我們清楚地知道，禁令並不能阻止人們的正常欲求。歷史的禁酒、禁煙，真正執行起來遠比一紙禁令艱難得多，而最終產生的結果往往只是催生了黑市、暴利與偽善。因此，除了毒品這樣具有絕對危害性的事物外，現代社會一般更多的是以溫和的提醒配合細化的監管來應對，當然也要求責任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你可以喝酒，但酒駕就不行）。

如今，中國社會已經進化到了越來越複雜的程度，僅僅依靠被動的防範、簡單的措施來應對社會問題是遠遠不夠的。何況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下，任何新事物的出現常常都會出現始料未及的非意圖後果，而這些後果往往總是好壞參半，因為一些極端個案就去否定創新，這無疑是因噎廢食之舉。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說，“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了，蒼蠅蚊子也進來了”，但難道因為有了蒼蠅蚊子，就要關上門窗嗎？更可取的辦法，恐怕是這時候如何去甄別問題的根源，設法去具體解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吧。

*已刊“南都觀察”微信公眾號，現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