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亿万善良人士关注下，在几个顽固派导演下，刘晓波历尽苦难，英年早逝，终于走完坎坷的人生历程。家属被消声遁形，遗体被匆忙火化，骨灰被撒入大海，但无法阻挡他的灵魂获得终极自由。

整个过程的导演者们，尤其阻挠他出国就医的决策人，也许正在弹冠相庆，松了口气，以为永久去除了心头之恨。此后，其他追求自由民主的王晓波、张晓波们，都会闻风丧胆，不再存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痴心妄想，赵家人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了。

美梦倒是不错，可惜打错了算盘，历史不会按他们的主观意志运转。刘晓波的事情没完，他的死有如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今后笼罩中华大地的幽灵，不再是那个有血有肉、并非完美的刘晓波，而是成仙得道的圣杰刘晓波，他将神通广大，所向无敌。他的新生，将成为巨大的标志符号，嵌入人们心灵，“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化作社会转型的号角与动力，最终凝聚为中共顽固派的掘墓人。当自以为得计的刽子手们，终于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对自己的愚蠢后悔不已。何以如此？因为在老关眼里，道理并不复杂，四条分析罗列如下。

第一，重振中华民族，亟需宗教情怀

毋庸讳言，自宋、元、明、清以降，由于专制王朝的长期高压，释道儒三教的消极侵染，特别自20世纪共产邪教的入侵和肆虐，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早已失去刚阳，病入膏肓，难有自我救赎能力。跟基督教代表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经历巨大劫难，说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不为过。国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极端犬儒，太过圆融，域于眼前小圈子利益，不辨是非善恶，在“酱缸文化（柏杨用语）”熏陶下，“好死不如赖活着”，一切看不下去的事都能看，再不能忍受的气都能忍。归根结底，因为我们缺乏宗教情怀，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

清末民初历史巨变，国人的麻木与宗教缺失，曾让许多仁人志士痛心疾首，但总算诞生了谭嗣同、邹容、陈天华等一批义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他们相当于今天的刘晓波，用鲜血化作火炬，以言行警醒世人，极大发挥了启蒙作用，终于让王权帝制成为粪土，“使民国观念深入人心”，令“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裴多菲诗句，在中国家喻户晓，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最终肇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若不是日寇侵华提供契机，和俄共入侵导致红潮泛滥，今日神州当是另一番景象。

百年之后，历史又到转折关头。如今社会环境，固然在许多方面比百年前有巨大进步，但社会控制与镇压高效，亦非上世纪可比。经历八九大屠杀和全民向钱看的洗劫之后，民众的精神空虚与思想混乱，更比百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当口，当局对刘晓波的迫害，客观上为神州制造了一个“耶稣受难”者的光辉形象，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楷模。究竟是歪打正着，还是应运而生？我们说不清，但实际上所起的历史转折作用，大约已无可置疑。

第二，晓波本非完人，涅磐导致升华

我跟晓波在北京有过短暂交往，也读过他大部分著作，我赞赏他的思想敏锐与大胆敢言，但对他的某些极端言论并不认同。《08宪章》公布前后，晓波入狱之前，我们有过两次善意争论。一次围绕他在电视台美言“司法人性化”的说辞，另一次则是关于“没有敌人”的论断，我认为都值得商榷。另外，他的婚姻家庭和在朋友圈的某些行为，也引起不少非议，对刘晓波说三道四的文章不少。所以说，晓波虽荣获诺奖，但真实道德形象，并非想象的那般高大，难与达赖喇嘛比肩。同为诺奖得主，尊者有藏传佛教的巨大影响，有流亡政府和几十万藏民追随，更有全球藏民和信徒的顶礼膜拜。即便如此，不是也拿中共的蛮不讲理没办法吗？

如果当局足够清醒，让晓波早日保外就医，远远流放欧美，无论对刘和他的家人，还是对北京当局的公关形象，都是聪明选择。因为环境自由和医疗改善，能继续延续他的寿命，显示当局开明的一面，就像江、胡年代几个著名人质外交，赢得西方世界的某些好感一样。至于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大能超越达赖喇嘛，成为什么“大联合”的凝聚中心。他最多也就是另一个魏京生、王军涛、陈光诚等民运明星而已，大不了再拉一个山头。闹得不好，还有可能促进（甚至加剧）海外民运圈的分裂内斗。因“独立中文笔会”的恩怨情仇，不是已经有人把他告上了法庭了吗？

这下可好，中共顽固派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执意要成全刘晓波，让他求仁得仁，涅磐重生，封圣成仙。请注意，在有宗教情怀的人看来，活人不能成仙，只有死人，才会十全十美，白璧无瑕。如此一来，一切凡人难免的局限性自然都免了，不伟大也要伟大，不光明也得光明了。这个并非偶然的历史结局，真是党国高层所希望的吗？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巨大讽刺？

第三，善恶形象对比，党国自甘沦落

说到底，刘晓波事件的影响，对党国形象的杀伤力，远大于把他流放到海外当寓公。尽管当局深思熟虑，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让辽宁司法按照剧本编排演出，但方向策略根本错误，所以漏洞百出，百俊难遮一丑。什么“肝癌晚期”，“保外就医”，“全力抢救”，“尊重家属”，“遗体告别”，“火化海葬”，“符合习俗”等等，越演越邪，越抹越黑，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事情的本质：哪方代表正义、善良与柔弱；哪方代表邪恶、蛮横 与欺凌？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谁又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细论中国的外部形象，应该从老邓访美头戴牛仔帽算起，不能从老毛跟基辛格、尼克松握手算起。因为老毛年代，中共虽从自我孤立变成联美抗苏，但国门并未真正开放，西方记者与政客在北京所见，都是经过精心布置的假象。只有到80年代邓、胡、赵改革开放，才开启中外双向交流，不再对中国自身的丑恶遮遮掩掩。说到底，是真诚赢得了西方的信任和好感。

六四屠城之后，中国形象急剧恶化，王维林只身档坦克的照片传遍全球。多亏老邓力挽狂澜，断然阻止江泽民倒行逆施，重新把中国拉回市场化道路，才没让中国成为朝鲜第二。不过，邓的历史局限在于他的顽固保守，拒绝政治与社会改革，把中国推上权贵经济与金钱污染之路。随着中国入世与国力提升，权贵阶层头脑发热，自以为“中国模式”优越无比，再也用不着老邓“韬光养晦”那一套，可以向西方普世价值公开亮剑了。于是，撒币外交、孔子学院和大外宣遍地开花，“中国病毒（何频用语）”开始向世界扩散，终于引起西方警觉，“中国威胁论”于是抬头，获得广泛认同。党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正面形象，遭到难以挽回的伤害。

这次刘晓波死亡事件，对党国形象的打击无疑雪上加霜。把诺奖得主长期关押，本已丑陋至极，再被拖延公布“肝癌晚期”，匆忙而虚伪的“保外就医”，不许家属陪护，禁止亲友探访和媒体报道，歪曲外国医生建议，编造不许出境理由，直到刘病危去世。再导演闭门遗体“告别”、匆忙火化海葬，等等。始终不让外界直接看到刘霞身影，直接听到家属声音，反要让他们照官方剧本演出，刻意渲染对当局的“感激”之情。这些丑剧的编者和导演，究竟是智商低下，还是过分自信自己的艺术水平，故意低估别人的理解能力？

在任何能正常人看来，制作粗鄙的闹剧过于下作，过份残忍，就连希特勒、戈培尔再世，恐怕都要惊得目瞪口呆，自叹不如了。朝鲜金三胖把一个前往旅游的的美国学生折磨成植物人，最后放他回国断气，激起美国民众的震惊与谴责。尽管金家迫害手段同样残忍下流，但还没沦落到赵家把刘晓波一家当猴儿耍，还要让人家连声感谢的卑鄙程度。党国如此病态，自甘堕落，会让外人如何看待与评价？答案恐怕不问自知。正如《纽约时报》17号的文章所言“如果一个国家诽谤自己最棒的公民，把他们囚禁起来，这样的国家不会成为伟大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惧怕让刘晓波这样的人自由地发言，这样的国家不可能被称为‘强大’。一个令人生畏的政权同时也是脆弱的政权。”

第四，上帝要它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有人说，党国堕落到今天的地步，是因为它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除了动用暴力让人害怕之外，已经没有别的“维稳”招数。这个说法貌似有理，其实经不住推敲。

潜在的危机自不待言，但窃以为还没到立刻土崩瓦解的程度。如果庙堂诸君还有足够智慧、诚实与自信，解套的路径并不难找：只要降低敌情观念，开启减压阀们，展现良知善意，寻求社会和解，听取改革建言，凝聚民意共识，善用手中资源，还有可能逐步转危为安。当年胡、赵两位总书记，都有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可惜正不压邪，斗不过邓、陈为首的顽固派，只能暗淡收场。

目前局势似乎越发诡异，高层派系怎么划分无从知晓，但明争暗斗的惨烈程度似乎令人刮目，“朝为封疆大吏，暮为双规囚徒”的案例天天有，“官不聊生”成为常态，坐牢与丢命的危险好像比文革还邪乎。腰缠万贯的富豪大款，难保财富和家人安全，除了移民海外，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生活在底层的斗升小民就更不用说，层层盘剥和野蛮拆迁让你无所遁形，说不定哪一天就被逼到“上访维权”的绝路上去。我们不禁要问：党国究竟中了什么魔咒？是天意让中华腾飞吗？还是党国命中注定要灰飞烟灭？

西谚说“上帝要它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但这句话在同胞眼里并不算数，因为咱们没有宗教信仰，不在乎天意报应。可是身边屡屡发生的奇闻异事，包括刘晓波的离奇死亡在内，在在显示末日迹象的来临。虽然刘晓波的“法庭陈述”掷地有声，希望他“自己是因言治罪的最后一人”，可惜做不到。中国政治有它独特的游戏规则，刘之后的因言治罪非但不减，反呈几何级数上升，大批抓捕维权律师便是明证。除此之外，高效防火墙定会修建，彻底封网的那一天也不难设想。如果国际争端引发一场外战，在全国军管和戒严令掩盖之下，随意抓捕与处决可疑人士（且不说真异议人士）的速度与数量，超过肃反和文革也年代，也完全可能。

据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回忆，刘晓波荣获诺奖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正跟留美学者裴敏欣在北京一家餐馆吃饭。裴兴高采烈，认为诺奖有眼，刘实至名归。但于教授却愁眉不展，开始为刘的性命担忧，说只怕这个大奖要让刘赔上性命，“恐怕我们再也见不到晓波能活着走出监狱的那一天”。也许于当时只不过多虑，后来不幸言中，属于巧合。但我老关更相信，还是于建嵘对中国政治有更深刻的认识，洞见了悲剧的必然性。总之，刘的离奇死亡不是第一宗，更不会是最后一宗。刘晓波之后还会有什么别的怪事发生吗？类似事件会不会大面积重复？甚至更遭，有可能变为不成文惯例吗？

但愿这是“杞人忧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17年7月18日凌晨草於北京寓所

《纵览中国》 July 18,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