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億萬善良人士關注下，在幾個頑固派導演下，劉曉波歷盡苦難，英年早逝，終於走完坎坷的人生歷程。家屬被消聲遁形，遺體被匆忙火化，骨灰被撒入大海，但無法阻擋他的靈魂獲得終極自由。

整個過程的導演者們，尤其阻撓他出國就醫的決策人，也許正在彈冠相慶，鬆了口氣，以為永久去除了心頭之恨。此後，其他追求自由民主的王曉波、張曉波們，都會聞風喪膽，不再存有推動社會進步的痴心妄想，趙家人可以永遠高枕無憂了。

美夢倒是不錯，可惜打錯了算盤，歷史不會按他們的主觀意志運轉。劉曉波的事情沒完，他的死有如鳳凰涅磐，浴火重生。今後籠罩中華大地的幽靈，不再是那個有血有肉、並非完美的劉曉波，而是成仙得道的聖傑劉曉波，他將神通廣大，所向無敵。他的新生，將成為巨大的標誌符號，嵌入人們心靈，“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化作社會轉型的號角與動力，最終凝聚為中共頑固派的掘墓人。當自以為得計的劊子手們，終於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他們肯定會對自己的愚蠢後悔不已。何以如此？因為在老關眼裡，道理並不複雜，四條分析羅列如下。

第一，重振中華民族，亟需宗教情懷

毋庸諱言，自宋、元、明、清以降，由於專制王朝的長期高壓，釋道儒三教的消極侵染，特別自20世紀共產邪教的入侵和肆虐，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早已失去剛陽，病入膏肓，難有自我救贖能力。跟基督教代表的西方文明相比，中華文明經歷巨大劫難，說面臨“幾千年未有之變局”並不為過。國人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極端犬儒，太過圓融，域於眼前小圈子利益，不辨是非善惡，在“醬缸文化（柏楊用語）”薰陶下，“好死不如賴活着”，一切看不下去的事都能看，再不能忍受的氣都能忍。歸根結底，因為我們缺乏宗教情懷，沒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大無畏精神。

清末民初歷史巨變，國人的麻木與宗教缺失，曾讓許多仁人志士痛心疾首，但總算誕生了譚嗣同、鄒容、陳天華等一批義士，捨生取義，視死如歸。他們相當於今天的劉曉波，用鮮血化作火炬，以言行警醒世人，極大發揮了啟蒙作用，終於讓王權帝製成為糞土，“使民國觀念深入人心”，令“自由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裴多菲詩句，在中國家喻戶曉，從而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大潮，最終肇建了亞洲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若不是日寇侵華提供契機，和俄共入侵導致紅潮泛濫，今日神州當是另一番景象。

百年之後，歷史又到轉折關頭。如今社會環境，固然在許多方面比百年前有巨大進步，但社會控制與鎮壓高效，亦非上世紀可比。經歷八九大屠殺和全民向錢看的洗劫之後，民眾的精神空虛與思想混亂，更比百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個當口，當局對劉曉波的迫害，客觀上為神州製造了一個“耶穌受難”者的光輝形象，成為人們心中的偶像楷模。究竟是歪打正着，還是應運而生？我們說不清，但實際上所起的歷史轉折作用，大約已無可置疑。

第二，曉波本非完人，涅磐導致升華

我跟曉波在北京有過短暫交往，也讀過他大部分著作，我讚賞他的思想敏銳與大膽敢言，但對他的某些極端言論並不認同。《08憲章》公布前後，曉波入獄之前，我們有過兩次善意爭論。一次圍繞他在電視台美言“司法人性化”的說辭，另一次則是關於“沒有敵人”的論斷，我認為都值得商榷。另外，他的婚姻家庭和在朋友圈的某些行為，也引起不少非議，對劉曉波說三道四的文章不少。所以說，曉波雖榮獲諾獎，但真實道德形象，並非想象的那般高大，難與達賴喇嘛比肩。同為諾獎得主，尊者有藏傳佛教的巨大影響，有流亡政府和幾十萬藏民追隨，更有全球藏民和信徒的頂禮膜拜。即便如此，不是也拿中共的蠻不講理沒辦法嗎？

如果當局足夠清醒，讓曉波早日保外就醫，遠遠流放歐美，無論對劉和他的家人，還是對北京當局的公關形象，都是聰明選擇。因為環境自由和醫療改善，能繼續延續他的壽命，顯示當局開明的一面，就像江、胡年代幾個著名人質外交，贏得西方世界的某些好感一樣。至於劉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大能超越達賴喇嘛，成為什麼“大聯合”的凝聚中心。他最多也就是另一個魏京生、王軍濤、陳光誠等民運明星而已，大不了再拉一個山頭。鬧得不好，還有可能促進（甚至加劇）海外民運圈的分裂內鬥。因“獨立中文筆會”的恩怨情仇，不是已經有人把他告上了法庭了嗎？

這下可好，中共頑固派不知道吃錯了什麼藥，執意要成全劉曉波，讓他求仁得仁，涅磐重生，封聖成仙。請注意，在有宗教情懷的人看來，活人不能成仙，只有死人，才會十全十美，白璧無瑕。如此一來，一切凡人難免的局限性自然都免了，不偉大也要偉大，不光明也得光明了。這個並非偶然的歷史結局，真是黨國高層所希望的嗎？這難道不是中國歷史演變的一個巨大諷刺？

第三，善惡形象對比，黨國自甘淪落

說到底，劉曉波事件的影響，對黨國形象的殺傷力，遠大於把他流放到海外當寓公。儘管當局深思熟慮，動員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讓遼寧司法按照劇本編排演出，但方向策略根本錯誤，所以漏洞百出，百俊難遮一丑。什麼“肝癌晚期”，“保外就醫”，“全力搶救”，“尊重家屬”，“遺體告別”，“火化海葬”，“符合習俗”等等，越演越邪，越抹越黑，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住事情的本質：哪方代表正義、善良與柔弱；哪方代表邪惡、蠻橫 與欺凌？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誰又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嗎？

細論中國的外部形象，應該從老鄧訪美頭戴牛仔帽算起，不能從老毛跟基辛格、尼克松握手算起。因為老毛年代，中共雖從自我孤立變成聯美抗蘇，但國門並未真正開放，西方記者與政客在北京所見，都是經過精心布置的假象。只有到80年代鄧、胡、趙改革開放，才開啟中外雙向交流，不再對中國自身的醜惡遮遮掩掩。說到底，是真誠贏得了西方的信任和好感。

六四屠城之後，中國形象急劇惡化，王維林隻身檔坦克的照片傳遍全球。多虧老鄧力挽狂瀾，斷然阻止江澤民倒行逆施，重新把中國拉回市場化道路，才沒讓中國成為朝鮮第二。不過，鄧的歷史局限在於他的頑固保守，拒絕政治與社會改革，把中國推上權貴經濟與金錢污染之路。隨着中國入世與國力提升，權貴階層頭腦發熱，自以為“中國模式”優越無比，再也用不着老鄧“韜光養晦”那一套，可以向西方普世價值公開亮劍了。於是，撒幣外交、孔子學院和大外宣遍地開花，“中國病毒（何頻用語）”開始向世界擴散，終於引起西方警覺，“中國威脅論”於是抬頭，獲得廣泛認同。黨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點正面形象，遭到難以挽回的傷害。

這次劉曉波死亡事件，對黨國形象的打擊無疑雪上加霜。把諾獎得主長期關押，本已醜陋至極，再被拖延公布“肝癌晚期”，匆忙而虛偽的“保外就醫”，不許家屬陪護，禁止親友探訪和媒體報道，歪曲外國醫生建議，編造不許出境理由，直到劉病危去世。再導演閉門遺體“告別”、匆忙火化海葬，等等。始終不讓外界直接看到劉霞身影，直接聽到家屬聲音，反要讓他們照官方劇本演出，刻意渲染對當局的“感激”之情。這些醜劇的編者和導演，究竟是智商低下，還是過分自信自己的藝術水平，故意低估別人的理解能力？

在任何能正常人看來，製作粗鄙的鬧劇過於下作，過份殘忍，就連希特勒、戈培爾再世，恐怕都要驚得目瞪口呆，自嘆不如了。朝鮮金三胖把一個前往旅遊的的美國學生折磨成植物人，最後放他回國斷氣，激起美國民眾的震驚與譴責。儘管金家迫害手段同樣殘忍下流，但還沒淪落到趙家把劉曉波一家當猴兒耍，還要讓人家連聲感謝的卑鄙程度。黨國如此病態，自甘墮落，會讓外人如何看待與評價？答案恐怕不問自知。正如《紐約時報》17號的文章所言“如果一個國家誹謗自己最棒的公民，把他們囚禁起來，這樣的國家不會成為偉大的國家。如果一個國家懼怕讓劉曉波這樣的人自由地發言，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被稱為‘強大’。一個令人生畏的政權同時也是脆弱的政權。”

第四，上帝要它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有人說，黨國墮落到今天的地步，是因為它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危機，除了動用暴力讓人害怕之外，已經沒有別的“維穩”招數。這個說法貌似有理，其實經不住推敲。

潛在的危機自不待言，但竊以為還沒到立刻土崩瓦解的程度。如果廟堂諸君還有足夠智慧、誠實與自信，解套的路徑並不難找：只要降低敵情觀念，開啟減壓閥們，展現良知善意，尋求社會和解，聽取改革建言，凝聚民意共識，善用手中資源，還有可能逐步轉危為安。當年胡、趙兩位總書記，都有這樣的素質和能力，可惜正不壓邪，鬥不過鄧、陳為首的頑固派，只能暗淡收場。

目前局勢似乎越發詭異，高層派系怎麼劃分無從知曉，但明爭暗鬥的慘烈程度似乎令人刮目，“朝為封疆大吏，暮為雙規囚徒”的案例天天有，“官不聊生”成為常態，坐牢與丟命的危險好像比文革還邪乎。腰纏萬貫的富豪大款，難保財富和家人安全，除了移民海外，每天都活得戰戰兢兢。生活在底層的斗升小民就更不用說，層層盤剝和野蠻拆遷讓你無所遁形，說不定哪一天就被逼到“上訪維權”的絕路上去。我們不禁要問：黨國究竟中了什麼魔咒？是天意讓中華騰飛嗎？還是黨國命中注定要灰飛煙滅？

西諺說“上帝要它滅亡，必先使其瘋狂”，但這句話在同胞眼裡並不算數，因為咱們沒有宗教信仰，不在乎天意報應。可是身邊屢屢發生的奇聞異事，包括劉曉波的離奇死亡在內，在在顯示末日跡象的來臨。雖然劉曉波的“法庭陳述”擲地有聲，希望他“自己是因言治罪的最後一人”，可惜做不到。中國政治有它獨特的遊戲規則，劉之後的因言治罪非但不減，反呈幾何級數上升，大批抓捕維權律師便是明證。除此之外，高效防火牆定會修建，徹底封網的那一天也不難設想。如果國際爭端引發一場外戰，在全國軍管和戒嚴令掩蓋之下，隨意抓捕與處決可疑人士（且不說真異議人士）的速度與數量，超過肅反和文革也年代，也完全可能。

據社科院于建嶸教授回憶，劉曉波榮獲諾獎消息傳來的時候，他正跟留美學者裴敏欣在北京一家餐館吃飯。裴興高采烈，認為諾獎有眼，劉實至名歸。但於教授卻愁眉不展，開始為劉的性命擔憂，說只怕這個大獎要讓劉賠上性命，“恐怕我們再也見不到曉波能活着走出監獄的那一天”。也許於當時只不過多慮，後來不幸言中，屬於巧合。但我老關更相信，還是于建嶸對中國政治有更深刻的認識，洞見了悲劇的必然性。總之，劉的離奇死亡不是第一宗，更不會是最後一宗。劉曉波之後還會有什麼別的怪事發生嗎？類似事件會不會大面積重複？甚至更遭，有可能變為不成文慣例嗎？

但願這是“杞人憂天”，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2017年7月18日凌晨草於北京寓所

《縱覽中國》 July 18,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