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7/2017  公民議報

上了些年紀的人應該還記得，在毛澤東暴政年代如果一個人在政治上被當局打入了諸如“右派”、“ 右傾”、“ 反革命” 之類的“另冊” 以後，不僅同事、朋友立即不敢相交，避之猶恐不及。甚至他（或她）的兄弟姐妹，妻子丈夫也會在當局美其名為“教育、動員” 實則是脅迫之下與之“劃清界限”， 也就是令其所謂“大義滅親”，解除婚姻，拆散家庭。甚至還被要求“反戈一擊”揭露對方的“反動言論”。 從而弄得父子反目，夫妻成仇。諸如此類的人間悲劇，在毛暴政年代可謂遍於國中，不絕於耳。升斗小民之事太多，無法贅述。試舉眾所周知的名人名流。例如1957年所謂頭號“右派份子”----“章羅聯盟” 中的羅隆基，他與女記者、中共地下黨員蒲熙修，在中共奪取政權前，便已多年同居，是事實上的夫妻。然而“反右” 運動中羅被打成“右派” 在批鬥中，羅開始時昂首挺胸，橫眉以對。當局十分為難。於是採取“紆迴戰朮”。 對蒲熙修威脅利誘。蒲終於背叛丈夫站出來大揭羅隆基的所謂反動言論，外加“道德敗壞”。 甚至二人床笫上事，枕邊私語都被蒲“揭發”了出來。令羅隆基既傷心又難堪。終於精神崩潰，徹底“認罪”了。“反右”中同樣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著名作家丁玲與文學家陳企霞的身上。但最後，“反戈一擊” 的浦熙修與陳企霞雖“立功” 但並未能免“罪” 仍是“右派” 或反黨份子。

中共不僅整黨外人是如此歹毒，對其“自己人”， 例如為毛打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的彭德懷也同樣毫不手軟。在彭在59年廬山會議上因冒犯了老毛的“天威”， 引得龍顏震怒被打倒後，其妻蒲安修（即前文所述的蒲熙修之妺）也在“組織的動員教育”下向彭德懷提出離婚，據說最後時刻彭親手削了－個梨子（諧音“離”） 對蒲說“你吃下此梨，便是你願離婚，不吃便是拒絕離婚”。 蒲安修短暫猶豫後終於拿起梨子便吃了，隨即離去。彭德懷摔碎桌上茶杯，隨後癱倒在沙發里。一對親姐妹皆投靠此黨，最後的下場均如此驚人的相似，真堪寫入《無雙譜》。也是共產極權專制殘忍無情和那個時代“特色”的絕佳例證。

物換星移，半個多世紀後，中國遭政治迫害受難者的親屬終於突破了這個“怪圈”。最受人關注與敬佩的自然是中國那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倡導中囯和平，理性，非暴力轉型的學者、作家劉曉波博士的妻子劉霞及其親屬。在劉曉波因與友人共同草擬和發表“零八憲章”， 被當局羅織成獄，非法冤判11年徒刑後，這麼多年來劉霞遭受的壓力、苦難絕不遜於在獄內的曉波。其身心受到的摧殘更遠大於蒲氐姊妹或陳企霞等人。但劉霞始終堅貞不屈。完全可以想象，當局的迫害就是要逼劉霞與曉波分手，以便從心理上再次給曉波以重創。劉霞如果屈服，不但可恢復自由，而且什麼“組織照顧”，“優惠待遇” 都會接踵而至。但劉霞就是不為所動。令當局無計可施，顏面盡失。甚至在曉波被慢性摧殘，身患絕症時，劉霞仍在為丈夫出國就醫據理力爭，拒絕聽眾當局的指令。而據香港媒體透露，直至曉波去世後，進行遺體告別儀式時，劉霞仍被所謂的公安人員控制軟禁。這種毫無人性的殘忍，實在令人髮指！

而當今中國這樣不向專制低頭的堅持正義與忠貞旳妻子和親人，劉霞也決不是“一枝獨秀”。比如在當局發動2015年“709大抓捕維權律師” 製造大冤獄後，維權律師的妻子們幾乎都義無反顧地站了出來。李和平，謝陽，江天勇……他們的親人如金變玲、王峭嶺、李文足……誰也沒有退卻，當然更沒有背叛。而是勇敢地站在風口浪尖，義正詞嚴，據理力爭。維護丈夫的合法權益。更有不少公義律師，不怕打壓威脅，仗義執言，為這些被迫害的律師辯護。李和平律師的助理、年輕女孩趙威（考拉）身陷囹圄，受盡迫害，其男友仍在為其發聲。

與此同時再請看：被關押在天津市武清區看守所的法輪功學員楊玉永，2017年7月11晚突然死亡，家屬接到通知到場後發現屍體傷痕累累。醫生指楊玉永送院時已臟器衰竭，但拒絕告知死因。當晚100多名特警在公安局副局長的帶領下包圍醫院並搶走了屍體，家屬欲告無門（信息來自《自由亞洲廣播電台》）。而楊玉永的女兒更告訴自由亞洲電台，父親在看守所暴斃一事疑點重重，其遺體上多處有傷，懷疑警方扭曲事實，刻意隱瞞死因。觀此情景，回想毛澤東暴政年代，一人遭難，親友背叛，附和當局，為虎作倀的可怕情景，不能不使人感到振奮。不過這樣遲來的“進步”，也不能不使人感到一些汗顏。

走筆至此，又使我想起鄰國俄羅斯，還在沙皇帝王專制年代，人家就巳擺脫了毛暴政年代的那種愚昧。1825年12月14日一群年輕的軍官，其中還有將軍以及貴族子弟，他們為了反對沙皇的極權專制，反對野蠻的農奴制度，要求建立民主立憲，在彼得堡廣場上爆發了大起義。起義被血腥地鎮壓下去，數百名起義者被判流放西伯利亞去服苦役。而沙皇尼古拉一世，更同時使出“毒招”，匆忙修改了當時俄國不准離婚的法律。令這些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儘快“站穩立場”與其丈夫“劃清界限”----離婚。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雖然也有幾位妻子被迫離婚。但大多數“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則堅貞不屈，寧願放棄錦衣玉食的舒適生活堅決隨同丈夫一道流放西伯利亞。正如當時一位年僅21歲，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並又懷有身孕的穆拉維約娃向其丈夫所表白的那樣：“請等着我，你的淚水和微笑，我都有權分享一半，把我的一份給我吧……”在如此堅貞偉大的愛情面前，獨裁專制當局的一切陰謀、毒招，頓時變得何等的卑鄙渺小----這就是已名垂青史，百世流芳的俄羅斯“十二月黨人”妻子們的感人事跡。她們作為愛情堅貞的象徵，已經載入了史冊，甚至可以說她們是一個英雄的的群體。

沙皇當然是專制。但若比起共產極權專制，它則似又應“自愧弗如”。當年，被俄國沙皇判刑流放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她們的人身自由沒有受到任何限制，也沒有人去監視、跟蹤她們，當然更沒有“享受”到被軟禁在家不許出門、不許治病的“待遇”。而且她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可以陪伴自己的丈夫一同前往西北利亞。說到流放西伯利亞，也許人們就以為那是在冰天雪地里自生自滅。以為那就像我們的“右派份子”被送入死亡之谷----夾邊溝農場去勞教，被關進四川的雷馬屏農場原始森林荒野中。其實當時的沙皇並沒有這麼殘暴。謂予不信請看列寧在流放西伯利亞時，寫信回家描繪他在那裡的生活境況是：“除了打獵、釣魚，就是游泳，大部分時間花在散步上”，“睡覺的時間特別長”，“住房和伙食令人滿意”，還常常曬日光浴。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勝地斯匹茲相媲美。列寧在這裡還可以閱讀各種政治書籍和雜誌，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來往，討論將來如何推翻沙皇制度。更令人吃驚的是，列寧1897年春季到達蘇申斯克，7月他參加了一個“流放同志”的婚禮。而且這次婚禮更使我們的“列寧同志”萌動了和志同道合的女友克魯普斯卡婭完婚的念頭。克魯普斯卡婭當時因為同一罪案被流放在南烏拉爾的烏法。他們同時向流放當局提出申請，要求將克魯普斯卡婭轉到列寧流放的地點結婚，這個要求竟然會獲得批准。比之劉曉波至死也不許出國就醫，真不知今日中國還是不是人間？1898年5月，列寧的未婚妻來到了他身邊，同行的還有他未來的丈母娘。那年7月，婚禮在一個教堂舉行，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都是無神論者，但政府不承認世俗婚姻，所以這對反基督的新人只好接受牧師的祝福。這是個令列寧尷尬的事，所以後來蘇聯官方正史中只好“為尊者諱”避而不提了。列寧這樣的“流放生活”， 如此的“艷遇”，只能讓人感到那個帝俄沙皇政府實行的政策，比“我黨”的“革命人道主義” 還真的人道一百倍不止。絕對可以把中國被“勞教”的“右派”們“羨慕”死，“嫉妒”死。

而今日中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政治受難者的親屬們）他們艱危的境遇，更比沙俄帝制時代政治犯和親屬們的處境惡劣十倍不止。因此世界各國政府領袖、議會議員、國際人權組織，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士應當關注和支持他們。向中共當局施壓，停止廹害他們。特別是劉霞女士，應允許她出國治病。絕不能讓劉曉波被“慢性謀殺”的悲劇，再在劉霞身上重演！

2017年7月1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