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陸媒似乎都在報道河南商丘的一個“大媽討債團”因涉黑被抓的案子。大媽也涉黑？這難免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儘管她們被指“採取辱罵、侮辱、恐嚇、毆打、損毀財物、占用公私財物等手段”，但因此而被扣上“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罪名，甚至還被判處“2年至11年”的重刑，就似乎有點“矯枉過正”了。

或許不少人會感到費解，“這些大媽最大的已70歲，不僅有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乳腺癌患者，甚至還有生活不能自理的盲人”，身體狀況這般不濟，還能擼起袖子、跟人討債嗎？若說要憑此來謀生，也就更顯現出大媽的生活不易。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有市場就表明有需求，如今大媽們都能豁的出去，也就足以表明，雇大媽來討債的市場是緊俏的。

有文章指出，對於出現民事、經濟糾紛時，“去法院起訴、走司法程序，不僅時間周期長、成本高，且打贏官司也難得到執行”，而“公安部門只要雙方不打架、不鬧事，就只能現場調解”。由此可見，如今中國人想要通過正當的司法途徑來解決糾紛，似乎難以達成夙願。這或許就是中國目前擁有“第三方債務催收的公司已達2500到3500家，催收人員近30萬”這一龐大的“催收市場”的關鍵原因。

對於真正關繫到老百姓的柴米油鹽的“民事、經濟糾紛”，國家若從中撈不到任何好處，就只會放任自流、置之不理。一旦在此過程中，有私人開辦的公司發現了商機，並以此做大、形成了氣候，那麼官方則會及時出現，藉以各種理由從中漁利。就好像如今在中國得到迅猛發展的“催收行業”，這種“難免需用點武力來威脅”的行業原本就不該是一種大行其道的正當行業，然而卻在這個“政府操控市場”的大環境中，突然之間形成了巨大的規模。

更稀罕的是，有資料顯示，“一般的討債公司並不是能輕易聘請到的，價格也比較高”，“按討回金額的15%～40%收費”。由此我們看到，一方面，討債艱難，且在討要過程中，債主損失的比例也不算低；另一方面，這些催債公司之所以能收取這麼高的佣金，是否也是因為要留出“打點有關人員”的那一部分？要知道，“難免用點武力”的公司能如此大規模的存在，沒有政府的默許和支持是不可能的，再加上“15%～40%”的高佣金，是否已越過法律法規所劃定的紅線，那也是由政府說了算的。

既然對於民事糾紛，政府認為“事不關己”、公安、法院也消極怠工、就連“正規”的催債公司也不能輕易聘請到，那麼老百姓若要解決問題，就只能藉助一些自發的“民間力量”。顯然，這樣的“民間力量”最顯著的特點，一是成本低、二是很難涉及暴力。就好像上面說到的那個“大媽討債團”，她們都是些閒在家中的農村婦女，因此被雇主認定的最大好處是，不會涉及“暴力致死”，但卻足以讓對方害怕，撕扯中有可能導致這些大媽“突然倒地”。

值得一提的是，大媽們所參與的事件主要涉及“各種債務糾紛、工程糾紛、醫療事故處理”。更明顯的是，有文章指出，“大媽涉黑被判刑的背後，是全國建築行業長期、普遍存在的拖欠貨款、工資的現狀”；“許多村民投入建築業；於是出外打工的跟老闆討工錢，包工的要催索工程款，討債集團應運而生”。由此不難發現，這些迫使大媽們也參與其中的民間討債團，大多是在為一些無權、無勢，被人惡意欺凌的弱勢群體出面，而她們幫人討要的極有可能是人家應得的血汗錢、活命錢。

當然，我們不能就此認為，大媽的言行、舉動值得推崇，但從她們不得不從事這種“耍潑、耍賴”的工作，甚至還要因此遭受牢獄之災的惡劣處境中，我們或許更應該看到，在中國，弱勢群體一旦遭遇不公，根本就無法通過正當途徑得到任何援助，除了任人魚肉之外，就只能憑藉一些不是辦法的辦法來表達抗議和訴求。

從年年有農民工因討薪被打、被抓的舊聞中，我們也能感覺到，如今迫不得已、挺身而出的農村大姐、大媽以及僱傭她們的被惡意欠薪者到底有多麼無奈？更無奈的是，一旦被政府扣上了“涉黑”的大帽子，她們所面臨的極有可能是無妄的牢獄之災。甚至連同這點討要薪水、“工程款”、“賠償款”的維權可能性，都被政府以及聽其擺布的法院斷送了。話說，政府對討債的大媽有轍，對長久以來惡意欠債、欠薪的強權勢力為何就沒轍呢？#

莆山/daji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