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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之子程光| 我的一九七一年
送交者: 乐山水 2017年08月12日20:00:1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2011-09-15  爱思想网  
● 程光  

  

  程光,退休高工。原名邱承光,邱会作之二子。“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5岁,在解放军广州部队服役。

  

  施工“老虎洞”

  

  1971年元旦刚过,部队里干部请假探亲的就多了,都想回家过春节,但得到批准者很少,因为我们一二四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休假干部不得超过百分之三。我没有想这事,我到部队时父亲要求,要把春节和其他节日休假的机会让给他人。那时我是三七〇团三营八连指导员,连长离职在外学习,我不好离开岗位。我在部队那么多年,春节没有回去过一次。

  我们师从去年就在“支左”中增加了国防施工的任务。我们团参加的“七〇五工程”在广州白云山脚下,那里是军区战时指挥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陈旧,现在要扩建。这项工程属于绝密,虽然任务很急很重,但只许部队参加施工,干起活来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军区的首长常来督促检查。

  春节刚过,我的连队接到命令,到距离“七〇五工程”不远的一处名叫“老虎洞”的地方执行任务,为一处刚建好的独立房子的外围架设铁丝网。那是座平房,约有六、七百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子背靠白云山,房后几米远就是八十度的山体陡坡,房前有个小院,房子的墙体是青灰色的,如果不走近它,很难发现。

  架设铁丝网本是工兵做的事,由我们步兵连承担,不仅专业工具少,而且没有经验和技能。好在总长度不太长,只有四百多米,大家边干边学。

  任务完成后,团里又让连队在这里继续作防空隐蔽工程,并担任警卫。“防空隐蔽”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里种树种草,使之从远处或是后面的山上看,与周边丛林草木环境近似,不易被发现。

  我组织施工,还要警卫,就围着房子用心察看,觉得有点眼熟。房子只有一层,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许多,它宽大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厚重又密封的门,和广东当地的房子不一样。我想来想去,觉得像北京西山军队领导住的房子,再细细地看,发现和北京毛家湾林彪的住所相似。

  全团都为“七〇五工程”紧张施工,而我们连在这儿搞绿化、作警卫,太轻闲,我有点不愿意。团政委似乎看出来了,找我谈了话,说这是军委主要领导到广州时居住的房子,要忠诚可靠的人来完成任务,团里考虑再三,才决定是你。

  3月初,在室外绿化的同时,室内也开始了布置。军区一个管理科长带着一批人进驻到院子里的偏房,有炊事员、服务员、内勤和花匠。那几个女服务员,一看着装就知道她们是军区接待部门为首长服务的。他们凡是要搬重点的东西,一律叫我派战士去,帮帮忙不算难,可是战士回来常诉苦,说他们摆放东西常变来变去,指手划脚吆喝,战士们累了不算,常常被训斥。战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可是院子里有自来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厨房外的一个棚子,人一多就把周围的地上搞得都是水。他们就骂战士,时常发生口角。战士怕那个科长,我却不然,不许他训斥战士。他很恼怒,说你一个小小连指导员敢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不客气地说,你敢把我的战士不当人,就不再让他们为你帮忙。他连声说反了反了,要反映到你们师,处分你!

  和那个科长吵架后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师部一个电话,说军区办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6点前准时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绝对保密。我感到好笑,因为通知的地点就是我们连警卫的地方。下午,我按时到了门口,正要进去,看到科长坐在传达室,还带着两个内勤。他挡住了我,傲慢地说,军区领导要在这里接待北京来的首长,不许闲杂人员靠近。我说我也接到这个通知,才加派了双岗和几组游动哨。我本想径直进去,因为站岗的是我的战士,但我怕引起麻烦,毕竟今天不同往常。他看我留在门口,得意地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早点走吧,别妨碍我们工作!这时,一长串车队开了进去,是军区首长们的车子。

  过了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干部到传达室看了看,问首长叫的一位客人来了没有?科长说没有。那个人反复出来几次看看,急了,说就等这个人了,你们到底看到了没有?正在这时,吴法宪的女儿吴仲秋出来了,她是广州空军医院的医生,见到我就说:“就是他!”

  我被领进了餐厅,里面摆了两桌酒席。吴法宪坐在主桌,丁盛司令员、刘兴元政委等军区首长围坐在旁边,吴向我打了个招呼,我和吴仲秋赶紧坐在了次桌的空位上。

  席间,听他们说,这是为林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原来他住过的房子太破旧,不好用了。从吴法宪的口气中听得出,林彪、叶群并不知道此事,军委办事组之前也不了解,因为军区领导要吴报告一下,请林总天凉时来冬休。吴答,他说一下可以,但来不来不知道。林总不许专门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老地方。

  军区领导不以为然,说他们在修建另外一个新的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吴法宪看上去毫不知情,因为军区首长强调,那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布置的,说“那个人”国庆节之后要来住,汪主任近期要亲自来查看。吴法宪说,“那个人”的事全听汪主任的,他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天以后,科长对我不仅客气,还特地打开了房子后面工作人员用的一处卫生间,劳动一天下来的战士可以在那儿洗洗。可惜没多久连队就有了新任务。

  

  必须在国庆节前竣工的“保密”工程

  

  我们连奉命参加全团刚进驻的白云山麓磨刀湖畔一项“国防”施工。那里已经全面开工了,工程占地上千亩,很远之外就辟成“军事禁区”。已开工的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有多栋自成一体而又互相连接的别墅。在这里施工的有一个工兵团和我们一个步兵团,还有汽车运输部队和一些外地来的专业施工队伍。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个水库,岸边树木繁茂,风景宜人,在白云山的衬托之下美丽悠静,只是开阔的湖面略显单调。舟桥营架起一道浮桥伸向湖中,由汽车运来大石块向湖中倾倒,要堆出一个看似“天然的”岛来点缀景色。浮桥狭窄,只能一辆车子到了桥的端头倾倒之后退出来,第二辆车才能开上,因此很费时间。为了加快进度,这里晚上挑灯施工,团领导常站在浮桥口上指挥督战。

  我们连的任务是架铁丝网,这里的地形比老虎洞那边复杂,线路也长了几十倍。每支一百多斤重的水泥桩、两百斤一捆的铁丝蒺藜要由战士们扛着爬上没有路的山林里。架设路径要精心选好,铁丝网要紧贴着时起时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树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铁丝网下面留下二十公分的空隙(人不能钻过),也不许离树木两公尺近(防止人攀树跳过),这样一来,柱桩的密度比常规增加了一倍。固定柱桩的基坑,有的就是在表面是浮土下面是砂石的山坡上一点点抠出来的。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连队一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来,我和战士们经常全身是泥,膝盖跌得青肿,手上身上总有几处被铁蒺藜扎出的伤。

  好不容易架好了铁丝网,又叫我们连负责砌曲折绕行于那几组房子周围的“天然小路”,为了让散步者不走回头路和有行走的乐趣,小路有时弯曲沿着山边,有时逶迤傍着湖岸,路边不断要出现小景致。小路沿山时,山坡一边要有挡土墙,傍水时要有防波堤,均为大石块砌成。石块大的重七八十斤,小的也有四五十斤。为了让它们少有人工痕迹地垒起来,要精心选择形状,往往要反复挑选、搬上搬下地试着对缝拼凑。战士们的手多被划破,手套上渗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挡土墙砌好后发现少插了一只渗水的竹筒,只要在附近略多一两个出水口即可。指导我们施工质量的检查人员却要求拆掉返工,战士认为不影响质量,因为这工程标准已比常规高了很多,争论了起来。那个人立即向上汇报,一个领导在团首长陪同下来了,他训斥说:“这里不许一点马虎,如果少了一个渗水眼,挡土墙万一倒了,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会造成天大的罪行!”

  当时正值大搞“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错,人们常会说那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差不多都是口头禅了。但是我感到那个领导说的是具体所指。等领导走后,我问留下来监工的技术员,为何动此大驾,让我和战士受这么严厉的训斥。技术员此前就认识我,好像知道我有“背景”。他听我这么问,有点惊讶,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阳。他见我一脸疑惑,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急忙收回了手。之前我就知道,汪东兴亲自来这里查看过,我心里明白,不敢流露。

  工程夜以继日地进行,我们一天要干十几小时活,天蒙蒙亮起床,天黑才回来,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来不及洗,只好挂在外面让风吹干,第二天衣服上已凝结出一层灰白色的盐。大家谁也不敢埋怨,拼命在干,因为领导强调,一定在国庆节前竣工,时间紧迫。

  建筑群很快就展现了面貌,它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气势,远非老虎洞那边可比。老虎洞那边的房子还不如这里工作人员的偏房。有人猜出了这群新房子的用途,只是不敢说。它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南湖宾馆的地方,为毛泽东专门修建的新住所。

  

  父亲到广州

  

  5月初,团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广州大沙头某地去,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儿,是国宾馆。我父亲的刘秘书到门口接我,说他们陪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来访问几天。我向团里打电话请一天假,团长说,你就陪陪父亲,等他走了再回来。

  我在宾馆里遇见了正在散步的黎笋。当我见到中联部长耿飚时,行军礼后说“耿伯你好”。我和他儿子耿志远是清华大学同学。他愣了一下,说我穿了军装差点没认出来。我说上次见面还是几个清华同学到你家里下围棋,我们赖了棋被你抓个正着。

  有一天早饭时,秘书说:“在从化温泉休息的滕代远打电话来,说要到广州看看首长。”父亲打住了他的话说:“不能让滕老来看我,那成什么话了!应当是我去看他,还有富春同志,我都得亲自上门去看,待我忙完了这边的事就安排。”中午时,秘书又报告,从化的朱德委员长那儿打电话来,说他想见一见黎笋。父亲想了一会儿,对秘书说,要个北京的长途,总理那儿。

  多年以后父亲才告诉我,周恩来批评他说:老同志疏散到外地是主席的决策,主席对朱的严厉批评已有多次,朱想见黎笋,以什么身份见?委员长?登不登报?不登,外宾怎么想?我们只能听主席的,难道你还要为此事去打扰主席?

  父亲原来要到从化去看看李富春、滕代远和陈奇涵等老同志,因为怕在那儿撞见朱老总,无言以对,索性就取消了安排。他叫军区后勤代他准备几份水果,送给那些老同志表示慰问,并嘱咐广州军区领导,要把老首长们照顾好。

  离开广州前,丁盛看过父亲一次,单独来的。他们关上门说了很久。当父亲送走丁盛后,嘴里自言自语:“这个司令官呀司令官……”我奇怪他把“司令员”说成“司令官”,问有什么事?父亲不语。

  他们谈的,父亲在晚年才对我说了。父亲提醒丁盛:“江青前不久到海南岛去路过广州。从她的嘴里听得出,她对广州军区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官也很感兴趣。你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你要吃亏。她想利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九霄之上还嫌低。她要是不想用你了,会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之下去还嫌不够呢。到时候你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丁盛问如何“防江青”,父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接近她,更不要单独接近。当然,面子上的事、场面上的‘戏’还是要做。江青喜欢奉承,必要时你就吹她几句,她就不知所以然了,也就不知道你在防范。”

  父亲要回北京了,来接他的是三叉戟型专机,是空军特地安排的。中国早就想从英国进口,没有办成,于是就叫巴基斯坦先进口,然后转手给我们。中国领导人专机用的苏式伊尔十八飞机,到北京要三个多小时,而三叉戟飞机两小时就可到北京。

  要起飞前,值班空军干部来报告,说是晚一会儿起飞行不行,在从化休息的张云逸突然生病,要回北京检查。我父亲说:“你不早说,一定要把张老安排在最舒适的舱位。”等了一会儿,父亲听说张云逸已由担架送上飞机了,急忙赶去。送行的刘兴元叫大家不要打扰,在舷梯下等,他随着父亲一起上了飞机。片刻之后,刘兴元下来,飞机立即起飞了,我居然没有和父亲说上再见。

  

  最后见到的叶群

  

  7月底,团里有件公事叫我到东北去办,随便可休了当年的假。这有点照顾,也免了另派专人去。

  我回到北京,听母亲说,林彪一家人在北戴河,正巧那几天叶群回来看病,父亲和母亲要去看她一下,我就随同一起到毛家湾去。父亲和叶群说了几句寒暄话后,说他工作忙就告辞了。

  母亲和叶群贴近了说着话,我听得出,是豆豆的婚事,她的男友是部队一个医生,叶群想叫母亲问一问他的学问。

  一会儿,林豆豆和一个男青年来了,叶群作了介绍。真巧,他是我所在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所长。后来外边传说“招驸马”、“选美”如何如何,其实他并非“美男子”,只是个给人以信赖感的敦厚人。作为医生,母亲非常重视实际经验,问他一些医学上的事,他的回答让叶群和我母亲很满意。

  豆豆他们走了之后,母亲说已经托人从湖南买了两床湘绣被面,还想为两位新人做几套衣服。当叶群得知被面每床要三十多元,比一般的缎子被面要贵,说一定要照市价付钱,还说结婚时豆豆他们就穿军装吧,最多做两件衬衣,婚事一定要节俭。

  我8月初到东北办事,然后回北京休假到9月7日。

  返回部队路过广州时住了两天,9月10日归队。

  临回部队前,我把母亲托我带给军区首长的一些北方水果分别送去。军区政委任思忠和我谈了一会儿,说部队反映你锻炼得不错,想让你向政治工作干部上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离开连队,如果调到机关,最好还在基层做干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说干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羡慕。但你父亲要求你学真本事,你们师决定你调到三七二团政治处当宣传股副股长。你当连队指导员前当过宣传干事,写的文章有的在《战士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有些基础。三七二团是四十二军的团一级政治处里很优秀的,他们编写的连队思想工作《六十个怎么办?》,受到林总的高度评价,你到了那里,要从这些基层思想工作中学习。

  我到了广东博罗县三七二团驻地报到,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说到我们军的老政委(任思忠)对这个团政治处一直非常关心。我说他在我临来前还交代,要团里发扬政治工作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

  我捎来的这个话,被师团当成了军区首长“指示”,立即布置贯彻执行。我刚到新的单位人们就知道了我的背景,这令我很不安,甚至感到害臊,心想要加倍努力工作才行。

  

  晴天霹雳

  

  1971年国庆节假日刚过,团政委突然叫我去,不是通常那样让通讯员来喊,而是保卫股长“随便”来叫。政委严肃地说,上级决定送你到广州学习。我说回去准备一下,他说不必了,这就走。我发现,保卫股长带着两名连里抽上来的干部已站在我身后,保卫股长用眼神示意我不许再问,带我上了门口停的一辆吉普车,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人夹着我。车到广州,我们在军区附近的中山二路一个小院子的楼里住下,大门口站着双岗,楼门口有内岗,这是特别加强的警戒。陆续还有人押进来,有黄永胜的两个儿子,还有几个穿空军衣服的年轻人。

  一会儿,一名干部来向我们宣读文件,是1971年9月29日向全国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内容只有一句话:

  “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宗派话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停职反省,彻底交待。”

  听到这儿,我的头轰的一下,感到全身发热……我难以置信,我9月7日离开家,才几天呀……

  我这住处,是一间教室那么大的房子,里而摆放了三张床,其中两张紧挨着,另一张和这两张之间有个能让人下床的二十公分的缝,我睡在中间一张上,两边睡的是保卫人员,这比对狱中的犯人还看得紧。

  从此,每天开始了“学习”。说是对“林陈反党集团”揭发批判,不知为何成了对我们的批斗,要交待所知道的“政变”阴谋。我刚好8、9月份在北京,自然成了重点,办案人员穷追不舍地逼我揭发交代。我把我所能记得的都说了,但他们不满意,不时说出一些凶恶的话,似乎我是“同党”,将要受到严惩。

  我实在是没有可交代的事,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整夜难以入睡。我想,与其这样无辜地扣上反革命帽子苟且半生,还不如一了百了,我一生中第一次想到了“死”。在我的要求下,医生每晚给几粒安眠药。他对管学习班的人说,这样不睡觉,几天后他身体就垮了,不能“学习”了,这才得到同意。每天只给我了两粒,我说不够,又加了两粒。我假装服下,暗中积攒下来,几天之后终于积到二十多粒了,我在准备吞药之前的一瞬,回顾留在世上还有什么憾事,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文件不是说“停职反省”吗,万一爸妈活着出来了,知道了我已死去,该多么难过!再大的屈辱折磨我也要承受,要活下去!

  10月中旬一天,说是中央首长要找我们谈话。上路时我看到走廊宣传栏里报纸上的标题:周恩来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广州。我们被解送到珠江宾馆的大餐厅,是最先到的。一会儿,军区一些首长的夫人和机关师以上干部入场了,夫人们多与我很熟悉,现在要么装作不认识,面无表情;要么怒视,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样。只有父亲的老战友杨梅生副司令员的夫人刘健走过我身边时小声说了句:“要懂事,小心好好爱护自己!”这位红军出身的老阿姨的话令我眼睛发湿,我忍住了要流下的泪,怕别人看到。

  军区首长陪着李先念来到了会场,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原来要来的,突然有急事回北京了,叫我来谈谈。”他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对我们“不许歧视,要一视同仁”的指示后,讲了一通话,好像对“九一三”事件已掌握了案情。他说到:“邱会作在自己乘坐的汽车后备厢里放了冲锋枪,想谋害……”一刹那,认识我的人都把眼光投向了我……这个刺激让我长久难忘。

  十年后我见到父亲问了。他并不介意,说:会有那个事儿吗?先念和我工作和个人关系密切,他要划清界限,不得不说些“官话”。“二月逆流”,他是从中最早解脱的,也是对别人说了狠话。

  那天会后,学习班宣布:“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本次学习结束。你们都回原单位原来的岗位,思想上不要有包袱。”

  第二天,我被送回了部队。团政委说,他们已经学习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叫我安心工作。说罢,他把两封已拆开看得破旧的信交给了我,是9月24日我母亲和哥哥写给我的信,过去我的家信家信最多五天就可收到。他们这次扣了一个月才给我。哥哥的信中用暗语写了“树林起火,祸及他人……”母亲叫我“想得开,千万不要走绝路”。信是他们被羁押前写的,我至今还保留着。

  我回到了政治处,同事们没有明显歧视,但我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我向团里提出到农场去工作,哪怕是劳动也行。几天后政治处主任对我说,意见已反映上去了,上级不同意,说如果那样就违反了周总理的指示。你感到工作有困难,那就分管一下文化工作,思想教育工作你愿意参加也可以。我突然有了想法,说想参加宣传教育,因为这样我可以阅读到更多的文件,我要把它们偷偷地抄下来,以后一定有用。

  很快,轰轰烈烈的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开始了。广州军区揭发的一个重点是“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地点是南湖。我们部队是那里的建设者,发言时批判的人少,但私下却在议论,说那里不是给伟大领袖用的吗?一个干部正在说着,政委目光射过去,大喝道,谁敢这么说?管好你的臭嘴!

  与我一同到广州受审查的还有我们团里一个二十多岁姓孙的炮连副连长。他是1968年入伍的。一次上级检查实弹射击,他用82无后坐力炮打出优秀成绩后,一位首长指着四百米远的一棵独立树说,打掉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射出,随着爆炸火光树干拦腰断掉。他即被提升为排长、副连长。我实在想不出他会和“九一三”有什么牵连。我们在受批斗时,在一片“划清界限,彻底交待”的吼声中,他只是苦笑。回到部队,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后,我和那个副连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这才知道,他受此“待遇”是因和叶群沾亲。

  “九一三”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都被审查,这种按血统进行的搜捕非常细致。他到“学习班”才得知了自己涉嫌的“罪状”在于身世。原来,叶群的弟弟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担任解放军师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其妻已经怀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母亲改嫁给一个姓孙的干部。母亲从来没对孩子提起过这事,外面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隐秘”,孩子一直认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却迅速查出了鲜为人知的叶家这支血脉,将他“归案”。因为找不到他什么把柄,就以“政治历史”问题将他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前,他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说现在很苦闷尴尬,养父是个军级干部,却帮不上儿子什么忙,想找个好点的单位,别人都婉拒,最后托老战友帮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区一个城市当工人。我说他已是万幸了,至少比我强,还有个家,还有爱他的父亲母亲,而我,父母的生死都不知道……

  1971年年底到了,天气凉了,广东的冬天并不严寒,可是我突然感到身体很怕冷。我没有任何家人的消息,也不许外出,只是工作还“正常”,但我知道,今后一定有艰苦的日子难熬。我开始天天洗冷水澡,经常跑步锻炼,对寒冷逐渐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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