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媒的一篇以“扛过1400年8场地震，赵州桥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为题的文章将人们的思路带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这座颇负盛名的赵州桥建于隋朝，那时，工匠李春“将石拱设计成弓形的坦拱，桥面坡度平缓，还解决了沉降变形问题”；他“创造性的采用了在大拱肩上设置四个小拱的手法”，使得“跨度长达37米弧形的主拱得以稳固千年不倒”，因而被称为是“世界桥梁史首创”。

除了建造手法是“世界首创”之外，赵州桥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有据可查的“最古老的石造拱桥”。这座桥不但经得起岁月的磨砺，甚至还极为抗震。就像陆媒所说，“在近一千五百个年头中，共发生了八场大地震，古代繁华的赵州城早已化为乌有，但赵州桥却依然岿然屹立”。此外，还有资料显示，赵州桥“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比如“1966年3月发生的7.2级邢台大地震，其震央离赵州桥仅40公里，附近建筑物都遭受到极大的损毁，而石桥却安然无恙”。

既然古代中国的匠人能建造出这样一座坚固耐震、可屹立千年的赵州桥，想必也定然能建造出更多同样坚固耐震的大小桥梁以及各类建筑。一些古代的宫殿、寺庙能在多次地震中岿然不倒的消息似乎是不绝于耳。然而令人嗟叹、唏嘘的是，相比之下，如今的诸多建筑却显得格外“弱不禁风”。当我们看到，有文章高赞赵州桥抗震的神奇，有文章却在图文并茂的报道九寨沟地震后被发现有不少豆腐渣工程的消息时，不禁就会发现，古今中国建筑，无论是在工艺，还是在质量上所呈现出的巨大差距，似乎仅凭一次地震就足以彰显。

来自九寨沟的消息称，“2017年8月8日21时19分在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从灾难现场传回的照片可以看出，受灾严重的地区房屋倾斜倒塌，抗震设计标准在七级左右的大多数建筑，许多在此时未能经得住考验，成为了‘豆腐渣工程’”。在中国经历过地震的人或许对此情此景并不感到意外和惊奇。别说一次地震会使多年前建造的房子、公路、桥梁土崩瓦解，就连地震后重建的那些据说能抗震多少级的房屋，也同样在此后的余震中不同程度的被震裂、震坏、震塌、震毁。

而更不让人感到陌生的是，中国的“豆腐渣工程”不止出现在地震灾区，即便抛开“被震”的因素，我们也仍会发现，好端端没遭遇天灾的桥梁、公路也是说塌就塌、说断裂就断裂，以至于飞驰在上面的车辆都触不及防，纷纷因这突如其来的灾祸而深受其害。比如2012年曾在哈尔滨发生的震惊全国的阳明滩大桥垮塌事故，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这项工程耗资18.82亿，当时官方还无比骄傲的宣称，因“18个月完成计划工期3年的大桥建设任务”，阳明滩大桥“成为国内建设速度最快的超大型跨江桥”。颇为讽刺的是，这座被看好要矗立百年的大桥发生垮塌之时离建成之日只有短短9个月。

有媒体报道称，“这是过去一年里第六座坍塌的大桥”，更有文章指出，这不过是“中国众多桥梁事故中的又一起豆腐渣工程”。从这样的表述中就不难看出，如今“一党”治下的中国自大兴土木之后，所打造的建筑似乎只追求“高、大、快”，根本就不管质量如何。住建部某官员就曾公开表示，中国的住宅寿命普遍只有二、三十年。此外，从“豆腐渣”这种形象的比喻中则更能看出，那些国家工程、大型建筑的质量决不只是一般的差，而是伪劣至极。

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同一片国土上，延续着相同血脉的古今中国人，为何会造出这般天壤之别的工程、建筑？而如今，国家在大兴土木、网罗建筑人才的同时，难道就没发现，当下中国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李春了？显然，问题的根源只能在执政者身上找寻，因为在极权体制下的中国，任何产物不过是党授意的结果。

首先，战天斗地、抹杀信仰、颠覆传统的中共必然是不会采信“天人合一”这种贯穿着古代方方面面的核心理念的，因此才会完全抛弃有制可循的远古建造工艺，只是徒有其表、似是而非的效仿西方。其次，迷失了信念、失去了自我的中国一旦沦为了政治权贵牟利的工具，就不可能再成为老百姓赖以为生的家园。更可悲的是，在那些只认钱、不认人的官员看来，只要有机会贪，即便发的是国难财，即便会搭上无数条人命，也在所不惜。

他们之所以这般有恃无恐，正是因为在司法完全接受行政监管、小官可得到大官庇护的中国，他们无需对下负责、只需对上负责。只要背后有势力，就会无所顾忌的冲着老百姓巧取豪夺、凌辱敲诈。对他们来说，那不叫犯法、而是执法；不说渎职、而叫政绩。不少人认为，偷工减料是导致国家工程沦为“豆腐渣”的主因。然而，相比之下我们发现，同样有贪官存在的古代中国，无论是皇家，还是官家，他们留给未来中国的却是难以计数的能存在千年之久的伟大建筑和精湛工艺。

而对比之下也足以看到，中共红朝的贪官队伍之庞大、贪腐金额之巨大，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重要的是，不惜杀人害命也要捞钱的禽兽本色也是纵观海内外无人能及的。

莆山/daji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