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敏說：西方文明繁花似錦、美不勝收、蒸蒸日上，其奧秘就在於他們有公平的競爭機制。多黨競爭機制是西方社會和諧繁榮的關鍵。

一，西方的多黨制是效率最高的社會自我修正機制

多黨制最便捷地了解社會各階層的需求與疾苦，是迄今為止效率最高的社會自我修正機制。競選確保了社會的平等，競選產生了公正的公權力，使得社會公開、公平、公正，社會不治自定，各種不良現象無法存身，已存在的不良現象也會被公正的公權力及時修正。

在多黨制下，如果執政黨侵犯人權，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就可能提前被趕下台如韓國朴槿惠；如果施政措施不力，就可能失去大選，不得不下台重新反省自己如國民黨。因為反對派的存在，對當權者形成制約；為了繼續執政，它就會兢兢業業地提高政府效率，盡力做到不被反對派挑出毛病。人民對執政黨及其政府的監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在野黨來實行的，因為個體性的公民往往因成本高昂而不可能掌握足夠的政府信息，而在野黨是政治性的專業集團，在搜集政治信息方面具有絕對的優勢。在民主實踐中，對政府不利的信息一般都是由反對黨努力得到並公之於眾的。人民不會遷就一個執政不良、風氣腐敗的政黨；不會等待一個執政黨緩慢地調整觀念、不斷地決策失誤、使全社會陷入癱瘓；而是儘可能地選擇那些符合國情民意、有利社會進步的政黨來執政。一旦執政黨有失誤，也會在未造成重大損失前，或促其糾正，或迫其下台，使國家權力始終掌握在最有執政能力、最有責任感的集團手中，從而避免專*制的危害。

公平的政治競爭促使所有候選人竭盡全力體察民意，最終讓與民意最一致的候選人當選。競選的周期性確保了公權力不被異化，從而使每個公民得到政府尊重。在實行多黨競選制的國家，議會為議員規定專門經費、辦公地點，供其履行代表選民的職能。議會還為議員配備助理，幫助議員聯繫選民和為選民辦事。所以，對待選民的來信來訪，議會絕不像行政機關那樣簡單處置。傾聽民眾疾苦是政權的動力之源，誰贏得選民誰就贏得政權，社會自我修正機制暢通無阻，效率高。社會環境的變化常引起民眾需求的變化，原先好的政策可能變得不合時宜。如果沒有競選壓力，當權者常會忽略人民的疾苦，疏於改革或堅持錯誤；好事變成壞事，小錯變成大錯，大錯演成動亂。

多黨競爭制促進了各種政治主張的爭鳴和交流，加快了社會發展進程。在多黨競爭的國家裡，各政黨為了生存、發展都要進行自我宣傳、自我革新，讓社會了解它、認同它，各政黨絕對需要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這促成了百花自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使思想理論創新的節奏加快、質量提高，整個社會因之活躍向上起來，社會變革進程必然加快。多黨競爭制度形成諸多平等競爭的政治集團，使權力交接公開、公平、公正，社會變革趨向和平、理性。政治活動從此走向了科學、高效之路。

二，西方多黨制降低了管理成本，是效率最高的社會發展機制

有人說：美國選舉領導人要花很多錢，不經濟。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花費總額為10億零165萬美元；折合人民幣80多億，還不夠CCP兩周的養黨費。如果換個角度思考，破費了十億美元，使國家最高權力得以程序化制度化地交替，使社會動亂得以避免，這就是天底下最合算的事情！在專政制度下，官方以暴力維護特權必不可少，民眾以暴力反抗誓不罷休，其結果是人頭滾滾落地上，成本之高讓社會為之側目。帝制的交替成本不知道大多少倍。據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政治學教授里查德.斯克爾在《現代美國政治競選活動》一書中提供的數據，以同樣是大選年的1992年為例，美國人全年花費在健康和美容用品方面的錢大約是花費在選舉政府官員上的4倍。

在競選國家，沒有那個當政者敢違逆民意；沒有哪個當政者敢高高在上，教育民眾、領導民眾，為民眾安排無休止的學習與會議。而在專政國家，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從而增大了社會成本。

美國兩黨每年13億的宣傳花費，和CCP所擁有的那部超級壟斷宣傳機器相比，美國那點錢不過是個零頭而已。美國的競選，都是私人自願捐款；而CCP所有的花費以及為宣傳自己所花的錢，一律由國家財政出錢，實際是侵吞民脂民膏。與私人捐款相比，這種藉助於政權強制攤派的制度等於是把腐敗變成了“合法”。

民主的代價即使再高，都不及專*制腐敗損失的一個零頭，還不算壟斷主義對經濟、對思想的束縛所造成的損失。競選不需要通過暴力就能實現國家公權力的順利交接，也不需要暴力來保護專政，不僅成本低下，而且消除了所有的動亂根源，是最穩固的政權組織形式。

多黨和平競爭是政治文明的表現。孫中山先生說：黨爭是文明之爭。政黨的合法鬥爭總比斯大林的“肅反”好吧，總比把50多萬知識精英打成右派好吧，總比軍事政變和內戰好吧，總比濫殺無辜好吧？

在專政體制下，政府行政開支遠遠高於西方發達國家，經費支出雄居全球榜首。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款送禮、公款渡假旅遊、濫發獎金、違規挪用公款和大興土木修建超標準豪華辦公樓等費用竟然高達稅收的50%，可是，像教育這樣重要的民生投入比例卻是全球最低。全世界14萬收費公路中有70%在大陸，全世界污染最重的10個大城市有7個在大陸，礦難百萬噸死亡率C國是西方國家的40倍以上。

沒有競選就沒有競爭性，沒有競爭性就沒有最佳化，沒有最佳化，因而就沒有政治效率。實行多黨制的國家，要通過一項重大決議，往往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討論，才能敲定最終方案；產生一個總統也要一兩年。而一黨制國家通常都是由頂層拍板，很短的時間就能敲定一個方案；國家主席更是早早都定下來，根本不需要競選遊說。如果從這個表面的現象看，多黨制比一黨制效率低下，但事實並非如此。

首先，蘇聯一黨制國家的各級領導人多是由上級認命，這就會帶來下級對上級的認同問題。由於領導並非由民主選舉出來，因此一般剛上任的領導很難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眾所周知，領導的任何施政措施都是要靠下級來完成的，沒有下級的支持，領導就只能是光杆司令，一事無成。所以，一黨制國家的各級領導人在上任的前幾年時間裡，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鬥爭上，打擊舊勢力，扶植自己的心腹，根本無暇顧及社會發展，各級官員都一樣。這樣的效率能叫高嗎？

其次，就是政黨的決策問題，多黨制國家的重大決策都是由議員廣泛參與，民主投票產生的，因而決策時間較長；但是，政策一旦定下來，就能很快的實施下去。一黨制國家的決策大多是由上級領導聽取一些相關專家的建議後拍板而定的。但是在決策的過程中，沒有廣泛的參與，因而也難以達成有效的社會共識，雖然決策過程很快，但是在實施當中，會受到各方面的百般阻撓，一些決議甚至過了幾年都還未能真正實施。各級地方政府卻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說你的，我做我的。結果是一黨制的效率更為低下，這種低效率是由於內耗引起的，而內耗又不為公眾所了解，才致使一黨制的低效率被掩蓋起來。

在多黨競爭的社會裡，各社團組織的獨立性將大大增強；各政黨都力爭提出最佳的社會管理方案，以求得公眾的支持。競選讓任何有志政治的人全盤競爭，具有全局性。競選的當選者只能執政一個任期，連選連任不得超過兩個任期，有利於破除僵化。由於競選使得社會空前自由、活躍，自我創新能力、社會發展效率自然大為提高，整個社會的管理水平也隨之提高。管理效率提高，管理成本必然下降。這也是上個世紀，東歐國家實行多黨制競選的原因。

三．西方多黨制利於各集團的平衡，能緩解矛盾，利於社會穩定

多黨競爭制度是疏緩衝突的穩定機制。社會發展如同汽車行駛，既需要動力，也需要剎車。只有動力沒有剎車，輕則撞車傷人，重則車毀人亡。人類進步也是如此，既需要動力，也需要阻力。加油、剎車不能偏廢，少了哪一樣都不可能到達預定目標。這叫做相反相成。

19世紀考察美國民主的法國人托克維爾認為，結社自由的美國是“是沒有秘密結社的。在美國，只有黨派分子，而沒有陰謀造反者。”所以，美國的“黨派分子”的存在，有利於國家政策的適時調整，有利於政權的穩定。1980年代初，美國通貨膨脹高達兩位數。里根上台後採取“小政府、低稅收、少干預”的“供給主義”經濟政策，使美國經濟進入繁榮時期，通貨膨脹和失業率都大幅度下降。而另一方面，里根政策使政府的債台高築，形成嚴重的財政赤字。1990年代初，民主黨的克林頓上台後，將平衡預算作為經濟政策的重點，通過調整貨幣政策鬆緊程度，實現了低赤字下的經濟增長。美國的例子說明：對西方或實行多黨制的國家來說，政黨的更替有利於對於國家經濟政策的及時調整，因此有利於國家的發展。多黨制可以較好地照顧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訴求，推進社會和諧。

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禍莫大於無敵”；最大的禍患在於沒有敵對力量約束。太極圖是陰陽相反力量的互動，兩個相反對抗，相反相成，這才是和諧的秩序。如果一個社會中，沒有多元相反的力量在相互約束平衡，那麼這就是最大的禍患。民主社會的各政黨，分別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社會矛盾可以通過政黨之間的協商和妥協，按照民主的程序得到解決。多黨制最大限度地調動民眾議政、參政、主政的積極性，增強社會各階層的溝通與合作。因此，各政黨能為所代表的階級爭得合法權益，從而使社會矛盾合理、有序地調和緩解，實現真正的社會穩定，是迄今為止最牢固的政權組織制度。

多黨競爭制度可能不是最完善的制度，但這個制度較一黨專政卻不知先進了多少倍，文明了多少倍。民主社會有眾多相互反對的政黨。西方反對黨的專業就是和平地、程序化、合法地推翻政府。美國兩個黨顛覆來顛覆去已兩百來年了，這個國家一直很強大。

總之，民主型的多黨競爭制度具有重要的社會作用。如果沒有這種多黨競爭制度，代議制政府制度、民主普選制度的有效性將受到影響。社會公正、權力制衡、遏制腐敗、政治創新將大打折扣。因此，有無民主型的多黨競爭制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實行了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誌，也是決定一個國家能否步入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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