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吳京執導並主演的《戰狼2》總票房突破了34億元大關，創下諸多第一，迅速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這也讓二哥我想到了一個有關話語捐的話題。

魯迅的《立論》裡講了這麼一個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

這個孩子將來能否升官發財，尚未定論，一切都靠造化。按照自然規律，這個孩子將來是要死的卻是一句實話。然而卻遭到痛打。

魯迅的這篇文章告訴我們撒謊拍馬可以得到好處，而說實話卻要挨打。撒謊拍馬雖然不屬於天主教七宗罪之一，但它也有違人的良知，所以，一些恪守道德底線的人即不願意撒謊拍馬又不想被打，於是就選擇了沉默。

對於拍馬屁這種明顯違背毛主席教導卻又大行其道的現象，我一直迷惑不解。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經教導我們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

直到有一天我讀了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數》以後才對這裡面的奧利奧略知一二。這其實就是一個向當權者繳納話語捐的問題。

王小波說：  “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着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裡，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徵稅的面非常的寬。因為有徵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麼，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面讓說的嘛。”

福柯先生說：話語即權力，其實是不準確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說真話是一種權力，說瞎話尤其是說拍馬屁的話是一種捐稅。

回過頭看，《立論》裡那個說“這個孩子將來是要死的”是行使話語的權力，而說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會當官發財的則是上交的話語捐。而其他剩下那些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阿唷！哈哈！”就是王小波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

大概是因為凡是高喊“為人民服務”的人其實真實目的都是為人民幣服務。所以他們對各種捐稅包括話語捐來而不拒，一概笑納並給予官位、物質或精神上的獎勵。對少交或不交話語捐的人，要麼拒之千里，要麼打擊報復。

隨着《戰狼2》的熱映，吳京猶如一匹黑而發亮的白馬王子成為新的偶像。據說他出道二十來年，一直紅不起來。一位香港電影人一語道破玄機：“他這個人沒有特點。”。他也曾靠耍帥、賣萌、逗笑、搞怪、扮酷、好狠、鬥勇死打活拼，使盡了渾身解數還是不行！怎麼辦呢？在把老婆孩子移民國外以後，四十歲的吳京突然一激靈猛地拍了一下腦門子：“愛國！我操他媽逼，我他媽的可以愛國呀！”於是乎從香港跑回北京，扯起一面血淋淋的愛國主義的大旗，於是紅了。

吳京的電影和日常言論中無不透露着極其令人厭惡的男性優越感，他鼓吹大國沙文主義，自擂滿清正白旗武狀元後裔，對邊緣群體進行歧視，例如他口中的“娘炮”。以及最重要的：對強權的無限崇拜，歌頌，美化。這種吳京式的“血性，霸氣”在中國男人裡面仍舊有着極其廣大的群眾基礎，尤其是隨着近幾年社會各領域的倒行逆施，他們愈發變得狂熱和醜陋。這是該令人警惕的。在二哥我看來，真正的“戰狼”和“爺們兒”是在強權面前敢於為弱勢群體與被踐踏的正義發聲的勇者，而不是去做趙家的哈巴狗或鷹犬。

別看吳京有着八塊腹肌，但是離做趙家的鷹犬還有一段距離，所以他也只能做一隻不停繳納話語捐的哈巴狗。他交的話語捐就是他拍的電影《戰狼2》。

用我的網友大風如刀的話說：作為商業大片，《戰狼2》除了精彩刺激，既無生活中的真實，亦非藝術中的典型。無論常識還是邏輯，破綻百出，漏洞連連，不過是橫店抗日神劇的另類版本，換了個拍攝現場而已。同樣的雞血，同樣的狗血，足以證明毛血旺上不了正席。當然，做人要厚道，就視覺效果以及畫面的震撼程度而言，這部電影名不虛傳。劇情的設計，也完全符合中國特色。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奇葩的時代，喪事可以辦成喜事，負能量必須轉化為正能量。唯一的標準就是好看，為此可以數據造假，可以油漆綠化，連藍天都可以艾派克。

不管是打雞血還是打狗血，總之《戰狼2》取得了不俗的票房。而這些票房收入不過是觀眾們上交的國有思想稅。

哈耶克曾把通過洗腦的思想征服稱為“思想國有化”，但是思想不能像對民營企業那樣通過一系列行政命令手段來完成“國進民退”。思想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依附於人的大腦，不能採用強拆的方式占有。所以各種形式的洗腦教育粉墨登場。最慣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愛國主義教育。電影、電視劇不過是和人民日報，央視新聞一樣都是一種工具。而像《戰狼2》這種既能洗腦又能賺錢的工具已經達到了大忽悠的最高境界。他一方面讓你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傻逼，並且還要為自己變成傻逼掏錢付費。這個費用，二哥我把它稱之為國有思想稅。

思想國有化，一國只有一種思想，說話寫文章只能按照國有化套路。就像開車只有一條高速路，不走這條路就無路可走。思想稅實際是一種強制國家行為。

前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說的一段話：“當時的蘇聯大談愛國的只有兩類人，一類是毫無底線無恥的騙子，一類是非常激動的傻子。這兩類人是絕配，前者負責收割，後者負責奉獻。”吳京今天充當收割者和稅吏的角色，向觀眾收取“思想稅”，然後奉獻給政府。

國有思想稅得以盛行不衰，前提是恐懼，或懼怕對既得利益的喪失。它是恐懼心理下為國家上交的真金白銀。在這一點上它與話語捐不同。話語捐無非是吹牛拍馬，除了良心的代價，不需什麼成本。這就出現思想稅與話語捐的矛盾現象。為了少交或不交思想稅，一些人把老婆孩子送到國外，同時大交話語捐。譬如移民美國的司馬南、袁木、宋曉軍還有一大批裸官們，他們一方面給我們親愛的黨上交了海量的話語捐，一方面卻把老婆孩子以及大量的真金白銀轉移到了美帝國主義那裡。

二哥我在此鄭重地向親愛的黨中央建議，一定要像毛主席他老人家學習，對那些上交話語捐的愛國主義者實行公私合營。具體辦法就是誰上交話語捐，就把他的老婆和財產交給各級黨的領導幹部來共管共用。這樣，一來防止這些主動上交話語捐者口惠而實不至，二來也體現了黨一貫主張的共產共妻的政策一百年不變的自信。

至於那些出不了國的體制內外知識分子，他們要在恐懼心理下為謀一碗飯交納思想稅；而更多的體制外知識分子，拒絕交話語捐，他們活躍在微信平台上。

王小波在《花喇子模的信使問題》裡講了這麼一個故事：中亞古國花喇子模有一種風俗，凡是給國王報告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拔重用。凡是給國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一律送去餵老虎。

花喇子模的國王不知道是頭被擠扁了還是腦袋進水了，他居然認為，先有壞的消息才有壞的事實，如果沒有壞的消息報道，也就沒有壞的事實發生。所以，國家要偉大，光榮，正確，就必須取消思想稅，杜絕話語捐。花喇子模，反其道而行之，結果，滿腔雞血湯，渾身正能量的花喇子模早早的就被成吉思汗滅了“賣油郎獨占花魁”夢！

自古馬屁不算捐，如今思想要交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