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之所以可能加劇衝突，原因在於民主內置的“多數原則”——“多數”對這一原則的濫用，以及“少數”對這一原則的恐懼。如果一個“少數”群體在威權時代還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的話，“多數原則”就意味着前統治集團被掃地出門。

　　邁克爾·曼的《民主的陰暗面：解釋種族清洗》如果與R.J. Rummel的《權力殺戮：民主作為非暴力的一種方式》同時閱讀，將是非常有意思的閱讀體驗。同樣最初出版於2005年，兩本書所傳達的意思卻截然相反：前者試圖論述“民主化加劇族群衝突”，而後者想說的則是“民主緩衝社會的暴力程度”。何以兩個學者對同一制度的暴力後果判斷截然相反?哪一種判斷更接近事實?

　　《民主的陰暗面》討論現代化危機

　　曼的觀點模糊印證了我們一些印象式認識：比如2001年美軍入侵之後，阿富汗死於戰亂的人數達4萬多;而2003年薩達姆倒台以後，伊拉剋死於戰亂的人數則高達17萬左右。此類眾所周知的案例顯示，貿然“移植”民主帶來的可能是災難，而非“公主和王子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盲人摸象摸到象腿後還要繼續摸下去，否則看到的只是“局部的真理”。據統計(參見“重大政治暴力事故”數據庫)，阿富汗在2001年被捲入民主化進程之前，死於塔利班時期和之前蘇軍占領時期戰亂的人數高達100萬;而伊拉克在“被民主化”之前，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死於庫爾德衝突的人數就高達15萬，死於宗教派系鬥爭的人數是2萬-3萬人，而死於兩伊戰爭的人數是50萬，第一次海灣戰爭則導致10萬人死亡。可見，至少就伊拉克和阿富汗而言，似乎專制時代也並非鶯歌燕舞的人間天堂。單就死亡人數而言，甚至專制時代“完勝”轉型之後，雖然近年這兩個國家的“半吊子民主化”也的確乏善可陳。

　　那麼，曼為什麼將族群屠殺歸咎於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民主”這個概念做了非常廣義的解讀。在他的書裡，不但“自由公正的定期選舉”(當代學界對民主的主流定義)被視為“民主”，納粹的統治和斯大林主義的階級專政也被歸入“民主”範疇;不但選舉前後的暴力被視為民主的問題，圍繞着“偽選舉”甚至還沒有來得及發生的選舉所發生的暴力也被視為民主的後果。由於現代社會幾乎所有國家都借用“民主”的話語建構其合法性並組織某種形式的“選舉”，因此某種意義上，幾乎所有現代社會的大規模衝突都能與“民主”掛上鈎。如此寬泛的定義當然能引出“指哪打哪”的結論，但是過於寬泛的定義也造成對結論信息量的稀釋。

　　仔細閱讀，會發現曼所討論的，與其說是民主化的危機，不如說是現代化的危機。所謂現代化危機，首先是指“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挑戰——各種組織、派系、族群在角逐暴力壟斷權過程中爆發的衝突——這一過程幾乎不可避免地引發暴力衝突，無論它是否指向民主化。無論是前南斯拉夫地區上世紀90年代的衝突，還是德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崛起，或前溯到英國在克倫威爾時期對愛爾蘭、蘇格蘭的征戰，或甚至再前溯至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其暴力有效壟斷程度而言，被福山稱為最早的“現代國家”)，“國家建構”一般來說總是伴隨着血腥暴力，這一點並不以“國家建構”之後到底建立了什麼性質的制度為轉移。與分封制下的王國、教區、自治城市等“產權模糊”的前現代政治單位相比較而言，現代國家的“排他性”主權觀念註定了通向它的道路是一條血雨腥風之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肯定不是舉國民眾搖着鮮花、鋪着紅地毯所開拓。

　　現代化危機的另一個層面就是所謂“富國強兵”的挑戰。這幾乎是“國家建構”進程的必然邏輯。一旦政治競爭以“國家”為單位展開，“落後則挨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投射到國際體系當中，以集權為特徵的國家主義就有了生存意義上的辯護。為了“祖國”的強大，任何對個人權利的計較都顯得過於布爾喬亞。這一點在後發展國家中格外明顯——“挨打”之後的奮發圖強總是格外悲情。“富國強兵”成功了，一不小心可能變成軍國主義(德國、日本);不成功，則對內專制變本加厲——打不過外敵，回家“打老婆”總還有力氣——瓦解中的奧斯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就是實例。

　　因為“國家建構”與“富國強兵”的挑戰，幾乎所有國家在成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都有過血腥一頁。這種血腥之所以常常體現為“種族清洗”，多半是在建立“我們-他者”的過程中，種族是最便捷現成的人群區隔方式(想想劃分“富農中農貧農”的組織成本)。我們常常驚異，圖西族和胡圖族外形如此相像，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人語言十分相近，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基因上幾乎是同一個人種，何以打鬥起來如此你死我活?或許重要的，不是到底一個族群和另一個族群有多麼不同，而是國家建構需要並奠基於那些想象的不同。

　　悲劇之前奏常因權力解除有效制衡

　　那麼，專制或民主，與現代化過程中的這種衝突過程是否存在聯繫?是否一種現代化路徑比另一種路徑更可能加劇族群暴力?這個問題之所以很難回答，原因不僅在於經驗現實本身的多樣性，而且在於在“冤冤相報”的歷史邏輯中，研究者難以分離專制的後果與民主的後果——一個杯子摔碎了，到底怪那個撞到它的人、還是怪那個一開始就沒放好它的人?布隆迪1993年第一次大選後，發生了種族大屠殺，但是此前的專制時代，有過規模更大的種族屠殺，賬到底從哪裡算起?

　　這也是為什麼相關的實證研究很難得出一錘定音的結論。從邏輯上講，專制常常惡化種族屠殺與清洗，原因在於缺乏制衡。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一般總會將社會的多元性投射成政治的多元性，而多元性構成制衡。如果當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包像1968年的白宮那樣，前面站着成千上萬的反戰遊行示威者，多半蒙古軍橫掃歐亞時的各種屠城也難以發生。理論上，當然可能全民嗜血，但是如果沒有精英操控的環節和信息屏蔽的環境，全民“失心瘋”的狀態似乎極少出現。而精英操控加上信息屏蔽，就意味着專制本身。所以，哪怕希特勒經由民主選舉上台，他也需要在取消國會與選舉、實行言禁黨禁、摧毀公民社會之後才可能完成如此血腥的種族屠殺。

　　從史實上而言，二戰結束以來最血腥的內戰，也往往的確發生在專制體制之下：從柬埔寨的屠殺到蘇丹達爾富爾的屠殺，從安哥拉內戰到烏干達阿明政權的暴政，血腥悲劇之前奏，往往是權力解除任何有效的制衡。Steven Pinker觀察到二戰以來全球暴力衝突規模顯著減少，這與同時期全球民主政體的爆炸式發展亦步亦趨，或許並非巧合偶然而已。

　　即使觀察曼在書中舉到的例子，我們也會發現，從納粹德國到盧旺達，從亞美尼亞到前蘇聯，不管激進民眾在仇恨的煽動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最恐怖的政治暴力往往由“國家”組織完成。任何一個社會都有族群或階級衝突，這種衝突常常引發暴力騷亂，但是只有政府的有組織參與才會使這種暴力騷亂升級到屠殺式清洗的程度。這未必是因為政府比社會“更惡”，而是在施惡的過程中政府比社會“更能”。這一點曼在分析為什麼印度沒有出現屠殺式清洗時也曾指出：族群暴力騷亂在印度此起彼伏，但是為什麼沒有釀成盧旺達式的屠殺?答案在於，哪怕是“拉偏架”，政府最後總是以調解者而不是屠殺組織者的身份出現。

　　民主和專制推動衝突的機制不同

　　但是，民主化就能保證和平與穩定?顯然不是這樣簡單。固然，民主為國家建構挑戰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通過選舉乃至公決、權力的定期更替以及議席的成比例分享，民主制度緩解“權力排他性壟斷”帶來的恐慌——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重大的歷史積怨、兩極化的人口結構、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出現、國際乃至地區政治局勢的變動，都可能使民主轉型成為一個衝突加劇而不是終結的契機。歷史積怨和人口結構是暗礁，重大的經濟社會危機和國際局勢的動盪則往往是將船拍向礁石的浪潮。《民主的陰暗面》大部分內容，實際上就是在闡述當民主轉型與上述條件相疊加——而不是僅僅民主轉型本身發生時，種族清洗的配方如何調製完成。

　　或許，與其說民主一定能帶來和平，不如說民主和專制推動衝突的機制不同。Snyder和Mansfield在《從選舉到暴力》中試圖論述，選舉必然引發政治動員，而族群動員是政治動員最便捷的方式，這就是民主轉型引發衝突的機制。比如，前南斯拉夫地區在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大規模的暴力族群衝突，但是紅色意識形態坍塌之後，無論是米洛舍維奇還是圖季曼，都發現最順手的動員話語就是民族主義。利比亞在卡扎菲時期也並沒有大規模的族群流血衝突，是鐵腕人物倒台帶來的權力真空，令“各路豪傑”開始沿着族群宗教派系招兵買馬。

　　當然Levistky和Way很早就指出，不能把“國家失敗”的賬都算到民主化頭上——在諸多“失敗國家”，專制的倒台從來就沒有真正帶來過民主進程，而“國家失敗”可以發生在任何一種政體之下。我們常常輕易把“專制”與“強國家能力”等同，但其實正如各行各業都是一小批精英從一大堆庸眾中脫穎而出一樣，真正強有力的獨裁者在獨裁者界也是鳳毛麟角。

　　但是，從歷史上當獨裁者中的“楚翹”真的出現時，專制在維護穩定方面——至少短期內——也不是沒有“優越性”。一條街上的“大流氓”厲害到一定程度時，“小流氓”往往落荒而逃。戰爭依賴於不確定性，但力量懸殊到戰爭結果已經不存在任何不確定性時，與其奮起反抗，不如“入股分紅”。國際關系所謂的“霸權穩定論”放在國內政治中，也是一個道理。

　　民主化一開始，需為“多數原則”劃一個半徑

　　但根本上而言，民主化之所以可能加劇衝突，原因在於民主內置的“多數原則”——“多數”對這一原則的濫用，以及“少數”對這一原則的恐懼。如果一個“少數”群體在威權時代還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的話，“多數原則”就意味着前統治集團被掃地出門。掃地出門之後，其人口劣勢很可能決定了其“永久性”少數地位，那可真是“一隻靴子踩在臉上，永遠地”。1991年克羅地亞和波黑地區的塞爾維亞人、1993年的布隆迪圖西族、2003年後伊拉克的遜尼族都正好面臨這樣的處境——曾經的統治精英一落千丈，失去政治地位，失去資源優勢，甚至生存受到威脅。於是，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同歸於盡。

　　但是，民主轉型造成新的贏家和輸家，因此大規模流血衝突真的不可避免嗎?似乎也未必。南非的轉型與布隆迪類似——占人口少數的統治者族群(白人)向占人口多數的被統治者族群(黑人)交出權力，並且清楚知道，根據“多數原則”這一新的遊戲規則，他們這一走將一去不返。但是，儘管南非轉型後問題很多，卻沒有發生大規模屠殺。某種程度上，清末滿族統治者交出權力時，面臨的是同一處境，也沒有出現種族清洗。印尼在民主化之前，與東帝汶的衝突導致18萬人在戰亂中死亡，轉型過程中分手，雖然“領土主權完整”不再，但是至少蘇哈托時代的血腥殺戮也不再。前蘇聯的大部分共和國、前捷克斯洛伐克也都屬於“和平分手”。保加利亞對本國土耳其少數族裔的系統性迫害與驅逐，是在民主轉型後才得以逆轉。

　　何以在某些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並沒有造成族群清洗、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顯著緩解了族群衝突?不妨這樣總結：既然民主意味着“多數統治”，那麼，如果新的統治者能夠對“少數”的權利與安全做出可信承諾，或許從船上到岸上的這一躍能夠平穩着陸。

　　承諾何以可信?卡里斯馬又溫和節制的領袖總是可遇不可求的上天福佑——世界上有幾個曼德拉、甘地或者華盛頓?

　　國際輿論與軍事壓力的聚焦，同樣可能幫助“鎮住”局勢。但根本而言，是民主化從一開始，就需要為自己劃一個半徑，建設獨立於民主機制之外的權利和安全保障體系——法院獨立審判權、中立的媒體、結社的自由、活躍的私營經濟、憲法中的權利法案——這些機制未必是反民主的，但卻非民主的。只有當受到威脅的“少數派”感到即使是在一個“多數原則”的遊戲規則中，自己也有“講理”的地方，他們才不會將民主化視為一種威脅。而如果民主制度的設計本身能夠一定程度上向“少數”傾斜——兩院制、不對稱的聯邦制、選區劃分的傾斜、選舉制度的設計、議會內閣乃至官僚機構一定比例的配額制，則“少數派”不但不會再將民主制度視為“威脅”，甚至可能將其視為機會與希望。

　　有一點極少存在爭議——民主轉型的過程或許險象環生，但是成熟的民主制度更有利於穩定。即使是曼或者Snyder，在其書中也完全認可這一點。所以問題是，如何從搖搖晃晃的船上縱身躍至岸上?歷史積怨不可改寫，人口結構無法一夜之間重塑，溫和而有力的領導人不可多得，國際乃至地區局勢難以掌控，稍有機動性的領域就是制度設計與轉型順序。以民主轉型來約束權力的獨斷專行，但同時也為“多數原則”劃定一個半徑，在民主可能着火的地方預先布好法院的獨立審判權等“消防栓”，或許是緩衝其潛在危險的必要思路。這聽上去似乎反諷——只有當民主不那麼民主時，它才不那麼危險。但萬事萬物，有多少不是從其極端中拯救自身?資本主義如此，宗教如此，甚至愛亦如此，這一點上，民主只是不例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