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關係我們黨執政興國、關係人民幸福安康、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問題，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共在十九大前夕播出法治主題六集大型政論專題片《法治中國》，有專家認為，此片被安排在十九大前夕播出，從一個側面彰顯了中國領導層進一步深化依法治國的決心和信心。

習當局為何如此高調談“依法治國”？實際上是在放一個煙幕彈，讓中國老百姓認為中共已經真正開始走民主法治道路了，而那些對現當局仍抱有幻想的人也跟着搖唇鼓舌。筆者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幾十年，深知在一黨專制下，在“黨大於法”的前提下，依法治國必是一場無稽之談。

一，    極權專制國家是不可能“以法治國”的

中共自1949年執政以來，也曾制定過四部憲法，即《五四憲法》、《七五憲法》、 ，《七八憲法》、 《八二憲法》。但都是做樣子給老百姓看的，用通俗話說就是過過嘴巴癮。因為法律一旦制定，所有的人都必須尊守，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誰犯了法，就按照法律辦事。就好比一個遊戲規則，一旦制定，就必須按規則辦事，否則遊戲就玩不下去。西方民主國家就是按照這個規則辦事的，哪怕你是總統，犯了法照樣不能寬容，如韓國的總統朴瑾慧案以及泰國前總理英拉的大米案，她們正在接受法律的追究。但是這一套在一黨專制的國家卻行之不通。就拿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來說，按照他執政期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是槍斃100回也夠了。他發動大躍進導致中國人民餓死3750多萬；發動文革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對國家文物古蹟巨大的破壞以及人員的傷亡已經不是下台的問題而是要將其以反人類罪將其推向歷史的審判台！可是現實如何呢？不僅沒審判，還將其頭像掛在天安門城牆，殭屍還放在水晶棺讓人民去瞻仰，執政當局還要以他的思想作指導。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還大談依法治國不是有點滑稽可笑嗎？

1954年，在毛澤東主持下，制定了中共執政後第一部《憲法》，可文革時，毛在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竟大言不慚地說“我就是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1976年元月， 尼克松總統的女兒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維·艾森豪威爾訪華時，毛澤東接見他們，他輕描淡寫地談到“水門事件”，“不就是兩卷錄音帶嗎？有什麼了不起？當你手中剛好有一台錄音機的時候，錄下一次談話有什麼錯？誰讓你們美國有那麼多的錄音機!”可見極權國家領導人對法律的輕視程度！法律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張紙，老子制定的法律，老子想要就要，老子不想要馬上就可以撕碎。法律只要對他們的行為有所束縛，他就將它棄之如敝屣；然而，當某個時候他們覺得法律對自己還有用時，他就又想起用它來維護自己了。1962年，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經濟會議，劉鄧沒叫毛澤東來參加，毛怒氣沖沖，手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黨章》闖進會場，質問他們，我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不是黨員？劉少奇在文革被蒯大富他們批鬥時，也是手執《憲法》對造反派說，你們這樣對待一個國家主席是違反《憲法》的。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此時此刻由他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經變得蒼白無力。這種鬧劇，只會在共產黨國家出現。

前泰國總理英拉2011年上台後實施一項惠農政策，但在大米收購時由於判斷失誤，過度囤積造成國家財政虧空，泰國憲法法院以濫用職權、違反憲法為由解除總理職務，並追究其責任；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因對抗美國，立即受到中共的青睞，習當局認為在拉美找到了同盟者，大筆一揮，對委內瑞拉貸款加援助達850億美元。誰知沒過幾年，查韋斯一命烏呼，幾百個億打了水漂。此事如果追究起來，其損失不比英拉小。可在極權國家，誰又敢追呢？這就是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區別。

二，    只要“黨大於法”，就休談“依法治國”

只要是真正的民主國家，一旦立法，一切政黨和個人都必須服從。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這也是檢驗真依法治國還是假依法治國的試金石。美國總統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台；韓國總統朴瑾慧因閨密門下台；而極權國家領導人把國民餓死幾千萬不但不會下台反而還要老百姓稱他為大救星。這是因為這些暴君都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之所以凌駕法律之上，是由於他們這個黨在法律之上。也就是說“黨大於法”。一黨專政的國家，把黨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法律都要服從黨的利益，而不是黨服從法律。黨是絕對高於一切的，人民監督不了它，法律也約束不了它。誰要對這個黨有所非議，就是反黨份子，就要用反黨的法律來懲處。一切都要跟黨走，一切都要服從黨，對黨要全心全意，不准半心半意，對黨“不准妄議”。 2016年，習近平視察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央視，工作人員舉着口號牌，上面寫出“央視姓黨，絕對服從，請您檢閱！”央視主持人畢福劍因非議了毛，就被叫停；還有山東建築學院教授鄧相超；煙臺工商學院教授李默海；石家莊文廣局副局長左春和，皆因發表了與主流意識不同觀點，便被勒令下課。在中共極權統治下，你的言行即或合法，但只要觸犯了“黨”的利益（實際上就是他們的利益），他就認為你犯了法。歸根結底，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說白了，“依法治國”其實就是“依黨治國”。

三，    中共的“依法治國”歷來就是懲治老百姓的

在毛時代，有人作了個統計，五花八門的犯罪項目就有好幾百種，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罪”、“惡毒攻擊偉大領袖和他的親密戰友罪”、“顛覆國家罪”、“盼蔣望美罪”、“偷聽敵台罪“等等，這些東西太多了，就不一一列舉了。問題的關鍵是，這些法律都是由他們制定，根本就沒有民眾的參入，他們想把哪條作為法律就作為法律，他說你犯法就犯法。什麼“尋滋鬧事罪”、“煽顛罪”。譬如“攻擊偉大領袖罪”，這世界上有哪條理由領袖人物不能批評議論？更何況是已經死去了的，這條法律的制定就是違反人性的。在美國，公民批評華盛頓、羅斯福不叫違法，即或華盛頓比毛澤東偉大一百倍。而在中國，批評一下毛澤東就要砸飯碗，何況毛澤東就是一個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暴君，又為何不能批評？這是為什麼？因為批判了毛就會影響到中共政權，為了共產黨的政權，就得制定這條法律，甚至他們可以把毛澤東思想寫進法律條文，也可以把習近平核心思想寫進法律，就像當年把林副統帥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一樣。至於這條法律的是非如何，那就不管了。這就說明，共產黨的法律都是為自身利益出發，根本談不上為民眾利益，談不上真理。劉曉波作為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只不過提出來一個治國理念的《零八憲章》，何罪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明明寫着公民有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嗎？為何要判他十一年徒刑？這說明，一旦違背了他們的意志，他們可以立刻撕毀《憲法》，他們的鼻祖毛澤東就是一個言而無信，翻雲覆雨的政治流氓，他的後繼者也都學會了這一手。中共當局如果真的想“依法治國”首先要學習西方民主國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世界的民主潮流風起雲湧之際，許多國家已經運用法律手段，對一些反人類罪的暴君進行了清算，如德國對前納粹戰犯的審判；俄羅斯對前蘇聯暴君斯大林的清算，對列寧的清算；柬埔寨對紅色高棉殺人魔王波爾布特等人的審判。毛澤東在執政27年，中國人死在他手上近8000萬，他的罪行超過斯大林、希特勒、波爾布特。像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人，不但不清算，還要讓人民去像神一樣地去崇拜，在這種情況下，還高調“依法治國”，這叫誰相信？贖職罪可以用在普通官員身上，但不能用在國家主席身上，這叫他媽的什麼法律？如果習當局真的想“依法治國”，就首先清算毛澤東，就是中國俗話說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四，    中共“依法治國”的本質

綜上所述，凡共產主義極權國家，是不可能“依法治國”的。但是他們為何卻要提出“依法治國”？特別是當前，習當局更是要大力提倡這個口號，這裡面是有原因的。

其一，在當今世界民主潮流的趨勢下，極權專制的國家所剩無幾。特別是共產體制國家塌方式的倒台，如果習當局太露骨地搞獨裁專制已經不是時候了，除了像北朝鮮金三這樣的國家。但金家頑固不化，卻付出了慘重代價，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稍許明智一點的人，也不能將頭硬往南牆上撞，總得留有餘地，做做樣子。但是，你若要他們主動放棄一黨專制那也是不可能的，這是由於利益使然。所以，他們表面上還是要打着“依法治國”的幌子，做給國人看，特別是做給外國人看。如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籤個字；不時發表一下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書面情況；在國際會議上表示中共對國內人權的關心；甚至習還將袁騰飛的書贈送給美國人。這樣，讓世人看到中國已經在往民主法制路上走，習還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個字全國到處張貼，造成中國已經成為民主法制國的氣氛。

其二，收買民心，對於一般民眾，他們在這種煙幕彈下被迷惑，加上近幾年反腐，揪出大小貪官無數，普通民眾真以為習當局依法治國了。他們看不到中共的腐敗其本質是制度性的腐敗，要徹底解決只有從體制上着手，然中共是決不會改變體制的，這是他們反腐的軟肋，何況他們的反腐帶有權利鬥爭性的。所以，你若真正搞民主法治他們是不會幹的。從這幾年習當局對民主人士的打壓；對網絡言論上的管控越來越厲害，已經接近毛澤東時代就可證明。從劉曉波案、709抓捕律師案、《炎黃春秋》案、《博客中國》改版已經充分說明，你不能因此觸犯中共底線，這個底線就是“堅持共產黨領導”和“不走西方民主道路”。當前民主人士要揭穿當局虛假的“民主法治”，只要中共不放棄這兩條底線，一切“民主法治”皆為空談。

2017年9月18日  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