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我正在讀小學六年級。那時我受到的教育是：中國當前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就可以進入社會主義，再經過很多很多年，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實現世界大同。社會主義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城市裡煙囪林立，都冒着濃煙（那時還沒有環保的概念），田野上到處奔跑着拖拉機，人人都過着美好富裕的生活。
關於社會主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後在一所師範學校文藝晚會上聽到的快板《社會主義十五好》。過了近60年後，其它節目都已忘得乾乾淨淨，但仍能記得說快板的那個學生的姿態、表情和語調，仍能記得其中許多內容。排在靠前的幾個“好”是“吃的牛奶和麵包”、“穿的綢緞和皮襖”、“住的樓上和樓下”、“用的電燈和電話”……。那時大家都很窮。吃的是一日三餐，兩稀一干都不周全，我還吃過米糠做的餅子；穿的是“新老大，舊老二，補補納納是老三”。我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子，幾乎沒有穿過什麼新衣服，只記得上初中後家裡給我做了一身學生藍平布制服，就足足讓我興奮了好幾個月；那時的樓房和電話就像今天的別墅和奔馳一樣，更是連想都不敢想。這段快板激起了我對社會主義的強烈嚮往，希望它快點到來。但一想到還要等二三十年，就嘆了口氣——要知道，對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二三十年就像一輩子那麼漫長，什麼時候才能等到呀！
然而中國畢竟是一個神奇的國家，什麼奇蹟都能創造出來！就在我幾乎絕望的時候，卻發現我們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距離在加速地縮短。1952年毛澤東說，再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進入社會主義了。1953年開始進行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造）。1956年1月北京率先宣布完成三大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隨後在不到一個月內，其它省市也相繼宣布進入社會主義。這樣在一陣敲鑼打鼓放鞭炮以後，中國就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了！這時離建國還不到7年，離毛澤東宣布10年到15年後進入社會主義還不到4年！
這種速度讓人頭暈目眩，不像是我們在奔向社會主義，更像是社會主義迎面向我們撲過來。我看看周圍，城市裡見不到幾根煙囪，農村里也沒有拖拉機，吃的、穿的、住的和用的還是那樣，雖有改善，但不大。怎麼說變就變，幾乎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社會主義呢？老師其實和我們一樣地困惑，但職責所在，還是得向我們解釋：三大改造以後，農民和手工業勞動者組織起來，成立了農業合作社和手工業合作社，成了集體勞動者；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公私合營，資本家從剝削者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中國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了剝削階級，所以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說得雖然也很有道理，但當初可不是這樣說的呀！
這時我想起了很久前聽到的一個故事：一個窮教書先生在外地一個財主家中教書。他對財主炫耀：他在家吃飯時是“六碗喝酒，九碗吃飯”，睡覺時是“樓上睡到樓下，吹吹打打過一夜（地方口音讀ya）”。財主想，喝酒有6個菜，吃飯有9個菜，睡覺可以樓上樓下幾個房間倒換着睡，還有吹鼓手奏樂。一定很有錢！就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財主家小姐跟先生一起回到他的家，只看到一間破屋，屋裡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有一隻綠碗。吃飯時先生先用綠碗喝酒，然後再用喝了酒的碗吃飯。睡覺就睡在桌子上，半夜下雨，屋子漏雨，又鑽到桌子下面避雨。夜裡蚊子特多，他們不斷地打蚊子，一夜未睡。第二天小姐責備先生不該欺騙她。先生說：“我沒有騙你呀。我先用綠碗（地方話里”六“和”綠“同音）喝酒，然後用喝了酒的碗吃飯，是不是‘綠碗喝酒，酒碗吃飯’？睡覺時我們先睡在桌子上，然後又睡到桌子下，是不是‘樓上睡到樓下’？夜裡蚊子哼哼叫，我們嗶嗶啪啪地打蚊子，一夜未睡，是不是‘吹吹打打過了一夜’？”小姐無話可說。
是呀，先生的解釋似乎也對。那麼小姐能怪誰呢？只能怪自己！她當初沒有聽懂先生的話，不知道先生的話原來還可以這麼解釋！想到這裡，我也只好怪我自己當初沒有聽懂共產黨的話。
我於是又將目光投向了共產主義，它會不會又是另外一個“教書先生的家”呢？我想不會。因為它要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製度。這是一個很高的門檻。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個“所值”是領導說了算的，他說你干一天活只值半斤棒子麵，你就只能喝棒子麵粥。而共產主義的“所需”是自己說了算。我需要住樓上樓下，你總不能用桌子上和桌子下來忽悠我吧。但是要達到這個水平絕不是二三十年的事，我是今生無望了，不免有點遺憾。然而想不到一個更大的奇蹟差點再次發生！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社會主義取得了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嬰兒一下子就長大成人，要蹦要跳了！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建立了人民公社，他以為找到了一個最好的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組織形式和一條最快地發展生產的道路，預言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了。”
全國聞風而動，處處奏起了“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歡樂頌，跳起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快步舞。有些縣宣布要在兩三年內進入共產主義。還有些地方已醞釀取消代表“資產階級法權”的工資制，實行共產主義的供給制。這時我已經被打成右派，被從北京大學發配到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勞動察看”。
我於是有了翻手覆手之間整風變成反右，以及一陣鑼鼓鞭炮以後新民主主義變成了社會主義的經歷；有了在地上挖個坑，架上劈材，鋪上煤塊和廢鐵，點着火，幾十分鐘就練出一爐鋼，而且夾雜着一半煤渣的鐵疙瘩竟然是“優質中碳鋼”的經歷，已經毫不懷疑只要共產黨發話，共產主義明天就能實現。而且我也盼着它能很快地實現，因為我當時已是一個除了隨身衣服便一無所有，也沒有工資，只有每月15元生活費的真正無產者了，自己無產可共，卻可共別人的產。
這時我最擔心的是那個“各取所需”的門檻，不知如何能跨越它或繞過他。然而我沒有想到，人家根本不用跨也不用繞，而是直接將它剷平。中國的理論家不愧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他們翻遍了馬列原著，終於發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原來是誤譯。正確的譯法應該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筆頭輕輕一動，改了4個字，原來是老百姓說了算的又變成領導說了算。他對你說：“你是工人，只要能盯下8個小時就行，所以每天只需分配給你1斤棒子麵。”你有脾氣嗎！看來共產主義是什麼也擋不住，一定很快就要在中國實現了。
我認真地想了想，不論是“各取所需”還是“按需分配”，我首先需要的都是一隻碗，一隻能喝粥的碗！我原來是有一隻碗的，但是不小心被打碎了。為了買只新碗，我幾乎走遍了北京城，結果不但碗買不到，而且連飯盒、茶缸子等便於盛粥的器具也都買不到。按照當時的理論模型，原因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原來不用碗的人現在也用碗了，所以碗就供不應求。沒有辦法，我只好買了只搪瓷盤。本來，如果吃饅頭米飯，用盤子也無不可，可是我偏偏得用它喝粥。可能也是由於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原來不吃飯的人也吃飯了的緣故，所以糧食也緊張。我只得“干稀搭配”，混個水飽，差不多天天得喝粥。
你可以想象，端着一隻淺淺的盤子，裡面盛着稀里晃蕩的粥，穿行在急匆匆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是個什麼滋味。我就像是捧着一隻明代青花瓷瓶，屏氣凝神，腳板蹭着地皮慢慢移動，生怕把它灑了，但還是免不了有時被人碰一下，灑了一半。這時我就得心疼半天。所以我當時覺得最急需的就是一隻能盛粥的碗。
進入共產主義似乎已經萬事俱備，只需選個黃道吉日宣布一下就行。但是沒有想到這時發生了大饑荒，就在天堂門口餓死了幾千萬人，他們的屍體堵住了天堂的門，所以最終沒有能跨進去，在天堂門口轉了一圈，又退回來了。
隨後的幾年裡更是風詭雲譎。在這場風雲變幻中，我們就像是一片片被忽上忽下地播弄的樹葉，被顛得暈頭轉向。1958年從北京大學和北京工業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發配到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勞動察看的右派學生和教職員共有19人。從1959年起每年都有人摘帽子，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到1961年底，共有11人被摘，3人送勞教；5人未摘，其中有我。按這種趨勢推測，再有一兩年我們也能摘掉帽子。
1962年春天，大概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我們突然被集中起來脫產學習，沒有設定主題，沒有幹部在場，時間自己安排，內容是自由發言，沒有要我們檢查和批判自己。這與其說是學習，不如說是休整。這期間我們還聽過一次時任朝陽區委書記單昭祥的報告。他開口就稱我們都是“黨的好孩子”。這種稱呼現在聽來有點像四川人罵人“龜兒子”，但在當時絕對是一句有分量的褒獎，它至少表明共產黨不再把我們當作“敵人”了。
我們對摘帽子更有信心，都熱切地盼望國慶節的早日到來（每年都是在國慶前宣布摘帽子）。但誰也沒有料到，8月份八屆十中全會重新鼓吹階級鬥爭後，政治氣溫急劇下降。當時大家的心情一下子從巔峰跌倒谷底。後來果然一個未摘。其後3年內共計也只摘了一個，他還是因為返鄉探親期間參加抗洪搶險，表現突出才被摘帽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我們不但不再是“黨的好孩子”，反而遭貶，和“地、富、反、壞”排在一起，成了“牛鬼蛇神”。文革開始後首先就拿我們祭旗。
文革開始後不久，我就被遣送回了原籍農村。那裡信息閉塞，只能通過有線廣播和偶爾看到的報紙（一個大隊只有支部書記有一份新華日報）了解外部世界。即使從這些極有限的信息來源也能知道，全國各地各派“革命群眾組織”之間的派仗打很激烈，還發生了武鬥，死了很多人。
一天晚上我正在吃晚飯，突然聽到廣播裡傳出女播音員的緊急呼籲，大意是：“全縣革命同志們，現在縣廣播站遭到××派反革命暴徒的瘋狂圍攻，情勢非常危急，請全縣革命同志立即前來支援，保衛廣播站！”她反覆廣播，口氣越來越急，使我感到恐怖，好像武鬥就發生在我的身邊一樣。
我看出，不論在哪裡，雙方雖然拼得你死我活，但卻都做着同樣一件事，就是宣稱自己是捍衛社會主義的，對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雙方比拼誰的社會主義調子唱得高，於是社會主義就變得越來越純粹，連農民養只雞生個蛋換點鹽都成了“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後來才知道，隱藏在兩派群眾的鬥爭後面的是高層的權力鬥爭。各派標榜社會主義不過是為了奪取合法性的制高點，以壓制和擊敗對手。他們不是在捍衛社會主義，而是在玩社會主義。
1976年毛澤東死亡，“四人幫”被抓，文革結束了。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這時我又回到了北京光華染織廠。在改革的名義下，新政策、新舉措、新理念不斷出台，新事物不斷出現。不經意間我發現其中大部分都似曾相識，舉其犖犖大端者就有：經濟方面的市場經濟、市場競爭、利潤驅動、民營企業、個體經濟、僱傭勞動、股份制、商品、商標、專利和廣告等等；法律方面的法治、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罪推定、民法刑法、律師和控辯制度等等；教育方面的文理工醫法合校、通才教育、學位制度、選修課和學分制等等……事實上它們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就有過，而且有些還相當完善，只不過1949年以後它們被作為“反動的”、“資本主義的”的“那一套”被新民主主義革命革掉了，或被社會主義改造改掉了，現在又撿回來而已。
難怪有些老幹部在參觀了改革先行城市深圳後驚呼“革命勝利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其實這話不完全對，終究有一點是不相同的：現在是共產黨領導，“解放前”是國民黨統治。我不禁有些迷惑，舉着主義的旗幟，先打了“十年內戰”，後打了“三年解放戰爭”，死了成百萬上千萬人，毀了無數城市和鄉村，難道就為了爭個“誰主沉浮”？
儘管“回到解放前”的改革開放與1956-1976期間的社會主義很不相同，有些地方甚至是背道而馳，但也要認祖歸宗，於是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據稱，在“初級階段”由於生產力落後和經濟不發達，這些過去被革掉改掉的東西是可以容許的。官員們還編了個順口溜：“初級階段是個筐，什麼都可以往裡面裝。”
現在是21世紀了，初級階段不怎麼提了，經常聽到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又是什麼，沒有人指教，我還糊塗着。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從幾乎跨入共產主義大門到退回到社會主義，從文革期間的純粹得絕對無“資”無“私”的社會主義退回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再到現在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數十年來我天天在主義裡面打圈子，但始終沒有弄明白這些主義究竟是什麼。它們就像是一朵朵雲彩，看上去很美，但一進入其中，就只看到一團霧。其實我想，對我這樣的普通老百姓，“主義”的學問似乎太高深，到不如直來直去，就說說你要解決什麼問題，如何解決。譬如，一家飯館用一根青蔥和兩瓣橘子做了個拼盤，你直接叫它“青蔥橘子”就行了，不必再起個菜名叫什麼“兩個黃鸝鳴翠柳”，弄得顧客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