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其荣
   民主社会体制下，民众的监督对公权力形成制衡，民众的支持率又形成选票，影响政治人物的政治前途。自由的媒体同样依靠民众的信任来获取经济利益，由此对公权力形成约束。再加上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让司法独立于政治，成为对公权力重要的制衡力量。
    民主社会里腐败是法治问题，也是个人的问题。一旦发生腐败，腐败分子希望与政治产生关系，甚至对反对派系冠上政治迫害等罪名，来洗白自己的罪名。政治人物如果谈腐败者的政治问题，不仅予反对派干涉司法独立的把柄，更是破坏民主宪政的大事，一旦暴光，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因此，尽力避免让腐败者与政治产生联系，在政治上慎谈、避谈腐败者的政治问题是作为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质。
    民主社会的腐败，体现在个性上是法治问题，通过个性的处理，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回避处理，则会造成社会的法治不彰，引起社会的抗争，让社会失序。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社会都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社会、政党和国家都是由人组成的，理论上社会、政党都要由法律来约束。但专制社会权力是不受法律控制的，特别是掌握权力的群体往往特权于法，由此形成特权阶层。
    不受监督的权力又必然产生腐败，由于专制社会的权力整体不受法律控制，这时腐败就不再是个性问题，而是共性问题，即特权体制的问题。但反腐意味着反特权，这与维持特权体制不可避免形成矛盾。因此，专制社会的反腐，只能针对于个性入手，通过对个性的处理，尽量回避共性的问题，达到保全特权体制的目的。但个性上的腐败无论如何特殊，它总是和体制腐败——这样的共性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服从于体制腐败的一般规律。
    体制之腐这就如同一棵毒树，无法结出一颗无毒的果子，让掌握权力之人人人皆腐。特权阶层基于消除民怨民愤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也会祭出反腐的大旗。如果按法治社会的要求，把政党、特权阶层都纳入法律的框架内，营造公民社会来形塑公民意识，再放开媒体的力量，甚至借鉴当今世界通用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自然就能把腐败控制下来。但如此以来，不仅无法保障特权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甚至危及到最高级的特权——体制特权。这就注定了专制社会里反腐不可能通过法治来完成。
    诚如毛泽东所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大大小小掌权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很自然由利益而形成山头和派系。掌权者的权力有大有小，这让专制社会里的反腐，就演变成一场场大大小小的政治斗争。
    究其政治斗争（political struggle）的实质，是各阶级、阶层、政党、民族、国家和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斗争。专制社会的政治斗争并不是按民主社会以公开透明的形式，即一切按规则来争取权力或保持权力，而是一种暗箱操作（black case work）方式来完成围绕权力的斗争，实现追逐权力→得到权力→巩固权力→利用权力来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追逐更大权力→……整个过程。
    从反腐的结果来看，胜利方往往通过法律形式上的某种宣判，对失败方进行切割，让其挪位换人来巩固得胜方的权力和经济利益，至始至终都不存在要为民众让权、让利的任何理由。所以，专制社会里反腐，只是特权阶层内部的洗牌，自然让整个社会无法感受到反腐的任何效果。
    另一面，专制社会里特权阶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加之不受监控的权力横行无忌，势必出现越来越多侵犯公众利益的情形，造成越反越腐的局面。民众越来越不满，而这种不满又不会对腐败者产生遏制效果，民众就不再针对腐败者个人，往往会把不满情绪发泄在整个体制上，严重时形成抗争，特别严重时甚至演变血腥的暴力革命，造成整个特权体制的崩坏。
    归纳起来，在专制社会里反腐实质是以不损害特权体系为前提，以法治为形式，通过特权阶层内部的暗室操作和与民众博弈的方式，来完成追逐权力、巩固权力和利用权力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