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其榮
   民主社會體制下，民眾的監督對公權力形成制衡，民眾的支持率又形成選票，影響政治人物的政治前途。自由的媒體同樣依靠民眾的信任來獲取經濟利益，由此對公權力形成約束。再加上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讓司法獨立於政治，成為對公權力重要的制衡力量。
    民主社會裡腐敗是法治問題，也是個人的問題。一旦發生腐敗，腐敗分子希望與政治產生關係，甚至對反對派系冠上政治迫害等罪名，來洗白自己的罪名。政治人物如果談腐敗者的政治問題，不僅予反對派干涉司法獨立的把柄，更是破壞民主憲政的大事，一旦暴光，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因此，盡力避免讓腐敗者與政治產生聯繫，在政治上慎談、避談腐敗者的政治問題是作為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質。
    民主社會的腐敗，體現在個性上是法治問題，通過個性的處理，來維護法律的尊嚴。如果迴避處理，則會造成社會的法治不彰，引起社會的抗爭，讓社會失序。
    無論民主還是專制社會都會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社會、政黨和國家都是由人組成的，理論上社會、政黨都要由法律來約束。但專制社會權力是不受法律控制的，特別是掌握權力的群體往往特權於法，由此形成特權階層。
    不受監督的權力又必然產生腐敗，由於專制社會的權力整體不受法律控制，這時腐敗就不再是個性問題，而是共性問題，即特權體制的問題。但反腐意味着反特權，這與維持特權體制不可避免形成矛盾。因此，專制社會的反腐，只能針對於個性入手，通過對個性的處理，儘量迴避共性的問題，達到保全特權體制的目的。但個性上的腐敗無論如何特殊，它總是和體制腐敗——這樣的共性腐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服從於體制腐敗的一般規律。
    體制之腐這就如同一棵毒樹，無法結出一顆無毒的果子，讓掌握權力之人人人皆腐。特權階層基於消除民怨民憤維持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會祭出反腐的大旗。如果按法治社會的要求，把政黨、特權階層都納入法律的框架內，營造公民社會來形塑公民意識，再放開媒體的力量，甚至借鑑當今世界通用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自然就能把腐敗控制下來。但如此以來，不僅無法保障特權階層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甚至危及到最高級的特權——體制特權。這就註定了專制社會裡反腐不可能通過法治來完成。
    誠如毛澤東所言，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大大小小掌權者為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很自然由利益而形成山頭和派系。掌權者的權力有大有小，這讓專制社會裡的反腐，就演變成一場場大大小小的政治鬥爭。
    究其政治鬥爭（political struggle）的實質，是各階級、階層、政黨、民族、國家和政治力量之間圍繞着政治權力所進行的鬥爭。專制社會的政治鬥爭並不是按民主社會以公開透明的形式，即一切按規則來爭取權力或保持權力，而是一種暗箱操作（black case work）方式來完成圍繞權力的鬥爭，實現追逐權力→得到權力→鞏固權力→利用權力來實現其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追逐更大權力→……整個過程。
    從反腐的結果來看，勝利方往往通過法律形式上的某種宣判，對失敗方進行切割，讓其挪位換人來鞏固得勝方的權力和經濟利益，至始至終都不存在要為民眾讓權、讓利的任何理由。所以，專制社會裡反腐，只是特權階層內部的洗牌，自然讓整個社會無法感受到反腐的任何效果。
    另一面，專制社會裡特權階層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加之不受監控的權力橫行無忌，勢必出現越來越多侵犯公眾利益的情形，造成越反越腐的局面。民眾越來越不滿，而這種不滿又不會對腐敗者產生遏制效果，民眾就不再針對腐敗者個人，往往會把不滿情緒發泄在整個體制上，嚴重時形成抗爭，特別嚴重時甚至演變血腥的暴力革命，造成整個特權體制的崩壞。
    歸納起來，在專制社會裡反腐實質是以不損害特權體係為前提，以法治為形式，通過特權階層內部的暗室操作和與民眾博弈的方式，來完成追逐權力、鞏固權力和利用權力實現其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