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灌輸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中國人都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說法是對的。沒有人想過這個說法是錯的。列寧還有過一個精闢的解釋：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在我看來，這些說法是錯的。尤其是列寧的那個說法，聽起來好像很精闢，其實毫無根據。那麼我又有什麼理論能說明他們的理論或說法是錯的呢？讀者需要有一點耐心。
我自己寫的書（Xing Yu, Language and State: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irst Revised Edition）於今年5月再版。我自己創造了一套政治理論，我對此很有信心。如果有讀者讀過我的書，他們一定會對馬克思的政治理論產生疑問。於是，在再版的時候，我在後記的部分增加了對馬克思的政治理論的批判。其中，主要批判了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馬克思在其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裡面說，由自然科學主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影響着人們生活中的法律，政治、文化以及精神。例如，人們的財產權會有一個法律的表述。他基本上認為，人類的物質生產主導了社會的管理和人的精神構造。比如，國家的管理權總是掌握在在生產關係中占主導地位的階級手中。而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受到特定生產關係的影響。人的精神生產也是其物質生產的反映。人們後來將其概括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認為，他的這個理論有結構性的問題。那麼，我先從這個角度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如果人們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話，我也能論證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固然，馬克思堅持唯物主義觀點，認為人類先從事生產滿足其物質需要，人類才考慮其社會的管理和其精神建構，但是，反過來說也一樣成立。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一個民族的精神的高度決定了其社會發展的高度。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寫過一本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出版後也成為經典。這本書論證信奉新教的地區的生產力發展優於信奉天主教的地區。歐洲北部的國家的經濟發展明顯地好於歐洲南部地區。簡而言之，可以認為，就是論證了人們的精神構造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就是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韋伯了解馬克思的理論，於是，他解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互相影響。這樣，這個解釋就淪為二元論，成為一種循環論證。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關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恩格斯在世的時候就有人追問到底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是相反，恩格斯說互相影響，但是最終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其實，馬恩在此已經陷入二元論證。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換一種角度來論證。也就是說，有時人們的思維會陷於一種互相否定的狀態。這個時候，是人們的思維路徑走錯了。應該要換一個角度看問題， 而不是繼續爭論哪個在先，哪個在後。
我個人認為，馬克思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一個盲點。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越弄越錯。一個主要表現在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斷不周延，有漏洞。沒有發現這個漏洞的時候會認為這個論斷沒錯。發現這個漏洞的話，就只能修改這個論斷，甚至放棄這個論斷。那麼，這個漏洞是什麼？如果人們用歷史事實來驗證這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的話，就發現問題。這個論點沒有普世價值。換言之，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馬克思在自己的那本書裡說，如果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會導致社會革命。這是他的政治理論的重要內容。可惜，這個說法無法得到有效驗證。馬克思說到社會革命，人們很快會想到法國大革命。馬克思生活的年代距離法國革命不遠。於是，人們覺得馬克思的說法有道理，深刻，也有系統理論提供支持。但是，如果我們將眼光從歐洲移開而轉向亞洲，我們會很快發現這個說法不對。比如在中國，經歷過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社會矛盾非常尖銳，但是，如果說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經常性處於矛盾之中的話，那也僅僅導致農民造反或起義，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革命。因此，至多可以說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有影響，但還沒有到“決定”的程度。換言之，經濟基礎是一個影響因子，但可能不是唯一的影響因子。那麼，為何在歐洲能爆發社會革命，除了法國革命以外，其實其他國家也曾經爆發革命，而在中國沒有爆發革命？我個人的看法是，歐洲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出現了一批啟蒙主義思想家，這些人士鼓吹自由和平等，影響了這個社會。由於他們成功地說服了那個社會中的大部分人，人民起而革命。在中國，沒有出現那樣的思想家。中國或許出了王陽明、顧炎武這樣的思想家，但是，中國的思想家基本承襲孔孟學說或者道家學說，在追溯遠一點，出現過儒家或法家思想家，但是，所有中國的思想家都致力於維護既有體制，沒有人提出革命性的思想。所以，社會革命一定是在一種新的思想影響之下發生的。如果說社會革命推動歷史進步，那麼，我們也可以認為，人的思想的進步推動歷史的進步，甚至能解放生產力。那麼，我們也可以說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但是，這樣論述仍然會陷入二元論。因此，本人提出一個三元論述方法。
我在創立自己的社會理論的時候提出，人類在使用語言的情況下建立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三者合體成為國家。在這個國家內，政治、經濟和文化互相影響，但各自有其獨立性。政治與文化應該分開，而不是像馬克思認為的那樣均屬於上層建築。無需採用基礎或上層建築的說法，而只是說三個共同體互相影響和制約，並且合為一體。這三者的互動能說明為何人類社會有時會爆發社會革命。關鍵的一點是，政治與文化要分開。我自己的劃分方法就是，人類的政治生活的背後都有一個語言通訊過程，這個語言通訊過程是一種政治語言通訊過程；人類的文化生活的背後都有一個語言通訊過程，這個語言通訊過程是一種社會語言通訊過程。社會語言通訊的距離長於政治語言通訊的距離。當然，經濟生活中也有一個語言通訊過程，這是一個個人/社會語言通訊過程，通訊的距離最短。在人類社會的運行過程中，長期發揮作用的是文化。這種文化的運行和發展就是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過程。社會的正義、自由和平等最終取決於文化，而非政治。換言之，人類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們的政治生活是一種分配利益的過程，如果既要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又能夠保證社會的和諧和平等，最終取決於一種語言解決方案，而要實現這個目標端賴於文化共同體的發展。人類社會的希望在於發展一種先進的文化。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在此方面做得遠遠不夠。如果你有興趣了解人類社會的進步使怎樣實現的，語言解決方案又是怎樣的方案，你當然需要讀我的書。在此方面，只有我一個人創立了一個理論。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人。
拷貝以下的鏈接可看到Google網站上登載本人的書籍的一部分內容，就是序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一部分。該網站從出版商那裡得到了這本書的電子版，即電子書，但是，因版權原因，不能全部登載，只登載一部分，做廣告。序言部分就是簡單說明國家是怎樣起源的。在序言部分也批判了以前的哲學家關於國家起源的觀點。以後正文解釋人類是怎樣在語言通訊過程中建設國家的。第一章的前面的部分說明原始人的部落的圖騰是怎樣被後來的人們的家庭的姓氏取而代之。也就是語言取代了符號。這是一個共同體內人的血緣關係（或親屬關係）瓦解的過程。當然，也是人們的語言通訊關係延伸的過程。人的語言通訊的結構就是文明社會的體制。各種語言解決方案就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工程的施工圖。西方人提出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主張，但是，人們基本上看不到他們的一個整體的表述，因此，人們也無法從一個原初的基點來系統地論述他們的那些成為價值觀的訴求。因此，他們的論述大多也就是一些經驗性的描述，而非真正的理論。語言學的介入是建構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系統理論的關鍵一步。它使人們建構一個有關文明進步的總體理論成為可能。學術界的人士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我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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