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華民國，必然提到當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方爭議它的合法性。中共當局和親共勢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辯護，一個主要的論點是，最近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顯著提升，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號稱“崛起”。似乎，經濟發展，就是一個政權合法性的唯一來源。

那麼，就說經濟。1949年之前的國民政府，從1928年一執政開始，就創造了“黃金十年”。從1928年至1937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年平均增幅高達9.3%，領先於世界各國。1937年之後，由於日本全面入侵，二戰爆發，國民經濟無可避免地遭受重創。更不用說，共產黨作亂於內，帶給國家的巨大消耗。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國民政府重振經濟，國民經濟迅速復蘇。僅舉償還外債一項，僅僅兩年時間，至1947年，國民政府就償還了抗戰期間所借美國債務的大部分，即六筆美債中的四筆。因為國共內戰的爆發，另外兩筆美債才拖欠下來。

而在1928年之前，國民政府之前的北洋政府時期，即中華民國的第一階段，更是創造了不可磨滅的經濟成就。歷經清末大動盪，首任大總統袁世凱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僅用了短短的四年時間，就穩定了國家財政。從1912年至1928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年平均增幅保持兩位數，其中，有多個年份，年增長率達16.5%，領先世界各國，傲視全球，被稱為“輝煌的十七年”。僅舉1915年在美國三藩市舉辦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中國展品獲獎1218項，居各國獲獎之冠。由此可見，北洋時期非凡的工業成就。

事實上，中華民族，素有重商文化，被稱為“東方猶太人”，更兼勤苦耐勞。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期，中國經濟產值居於世界第一位。溫飽，富裕，小康，盛世，這些辭彙，對中華民族而言，並不陌生，也不稀罕，而是常態。

況且，經濟，並非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的唯一指標。中華民國的第一階段，即北洋政府時期，政治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社會多元化。選舉，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論政治文明，中國躍居世界前列。僅舉黨會，在民政部立案的，有85個之多。其中，就包括周恩來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覺悟社、毛澤東等人在長沙成立的新民學會。

而那個時期，中國文化發展呈現空前的蓬勃與繁榮，再現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大觀。近代中國的文化大家，如胡適、陳獨秀、魯迅、徐志摩、蔡元培、傅斯年，等等，都出自那個時代。而在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稱得上“百花齊發、百家爭鳴”的，只有兩個時代：春秋戰國和北洋時代。

1928年之後的國民政府，比之北洋政府，政治上有所倒退。比之成立於北京的國民黨，再起於廣州的國民黨，有所倒退；比之宋教仁，孫中山有所倒退。或受蘇聯的影響，或基於戡亂共產黨作亂的需要，或出於傳統專制意識，以蔣介石為領袖的國民政府，實行一黨專政。

但國民政府對民主憲政卻有所承諾，稱為“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原本可以在1947年就可以落實的憲政，因毛澤東野心奪權、共產黨再度暴亂，而竟拖延了40年！至中華民國的第三階段，即國民政府遷移台灣之後，1987年，才開始還政於民，終於在台灣兌現了憲政與民主。當然，這一過程，更多的，來自於台灣人民的抗爭與奮鬥。

反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已經68年，依然深陷專制與獨裁的泥潭而無以自拔。與之對應的，言論控制、網路封鎖、文化專制、司法壟斷、迫害異己、殘殺忠良，以及媒體姓黨、軍隊姓黨、國營企業姓黨，官場腐敗透頂，等等，無一不刷寫史上最黑暗的記錄。所有這些，竟然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敘事。

近代中國史，原是一部倒退著行走的歷史。不幸的近代史！不幸的中國！

中華民國從1911年算起，並非從1928年算起，這才有今年的106年，也就是說，儘管，國民政府也曾對北洋政府進行汙名化宣傳，扭曲或隱瞞史實，但它還是承認，自己承繼自北洋政府，辛亥革命是中華民國的起點。這，還算有一點歷史觀。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從1949年算起，對之前的中華民國，一概不予承認。毛澤東和共產黨，對1949年之前的中國，竭盡抹黑和汙名化，汙名為“一無所有”、“一窮二白”、“千瘡百孔”、“暗無天日”。為了裝飾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玩盡歷史虛無主義。

北洋政府時期，仍有內戰；國民政府時期，內有悍匪內戰、外有強敵入侵。但這兩個時期，中國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除了1942年中日戰爭期間傳出局部饑荒，中華民國的大部分時期，人民的溫飽並不成問題。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在內無內戰、外無入侵的和平年代，居然發生史無前例的大饑荒，4300萬中國民眾被活活餓死，創下人類歷史的驚人記錄。

再說，最近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從何而來？重慶經驗或可說明問題。

最近十來年，重慶的經濟發展，GDP增長，領先全國。然而，最近十年，經中紀委查處曝光，重慶的兩任市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都是貪官，他們是薄熙來和孫政才；兩任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都是貪官，他們是王立軍和何挺；其實，連續三任公安局長都是貪官，包括之前的朱明國。也就是說，最近十年，重慶市被一幫壞人所把持，但重慶經濟照樣領跑全國。孫政才的六大罪名裏，有一條是“官僚主義嚴重，庸懶無為。”也就是說，孫政才無所作為，或胡作非為，重慶經濟照樣領跑全國。

重慶的經驗證明，在黨和政府的錯誤領導下，經濟發展得很好；或者說，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經濟發展得更好。這個道理，可以推廣到全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絕非黨和政府領導的成果，而是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的成果。

鄧小平把這個過程定義為“鬆綁”。所謂“改革開放”，就是對人民鬆綁。鄧小平和中共承認，中共捆綁了中國人民，不准中國人民發展經濟，那是毛澤東時代，聲言“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毛死後，鄧掌權，願意在經濟上對人民鬆綁，但在政治上依然捆綁人民，繼續剝奪中國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沒有人民，沒有共和，甚至於，連中華都沒有，有的只是中共的一黨之私，中共領導人的一己之私，紅色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正如另一個國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沒有人民，沒有民主，沒有共和，甚至於，連朝鮮都沒有，有的只是金家的私人領地。

身處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又紅又黑的時代，紀念中華民國，慶祝中華民國的生日，對大陸人民而言，尤其具有意義，且五味雜陳。因為，隨著海峽兩岸政局、民心的演變，比之台灣人民，大陸人民更懷念中華民國，大陸人民更需要中華民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7年10月10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chenpokong-10122017151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