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59年2月,主席再次調研考察到鄭州,於2月27日～3月5日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期間，主席分別進行了五次講話，此為講話的記錄稿。“講話”對大躍進及人民公社中的“共產風”及違背“價值法則”行為予以了嚴厲批評，同時責令“一平二調三收款”錯誤必須糾正。談話中還着重提到生產隊普遍存在“瞞產私分”的“本位主義”問題，但主席並沒有完全責怪，相反卻站在農民立場上予以了支持：“瞞產私分，非常正確！本位主義有則反之，不能去反五億農民和基層幹部。”認為“瞞產私分”是大刮“共產風”所迫使導致的，是因為公社幹部和上面領導脫離群眾、違背價值法則所促成的，是農民群眾出於生存本能的一種反抗。主席反覆強調要承認所有制，要承認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存在與區別，不能盲目搞“共產”。
　　主席於第五次講話的結尾時說道：“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於放屁。”可看出主席有些生氣了，也由此可見向下面貫徹一項正確的思想和決定是有阻力的。但真正的阻力究竟在哪兒，是地方還是中央？當時誰若站在廣大農民利益的立場上為“瞞產私分”說話，是被認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可主席偏偏站過來了：“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使我來想這個問題。要使公社一般懂得這個問題，這是客觀法則，違反它就會碰得頭破血流。”後來，薄一波回憶說：“如果不是主席從紛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的事業就可能被‘共產風’所葬送。”而今天為什麼有人要把大躍進的“狂熱”以及“共產風”的帽子反推到毛主席的頭上？真相正一層一層地剝開。

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一）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1958年，我們在各個戰線上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不論在思想政治戰線上，工業戰線上，農業戰線上，交通運輸戰線上，商業戰線上，文教戰線上，國防戰線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別顯著的，是工業和農業生產方面有了一個偉大的躍進，1958年在全國農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農村中原來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擴大和提高了，並且開始帶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規模比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得多，並且實行了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的結合，這就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和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廣大的農民，尤其是貧農和下中農，對於人民公社表現了熱烈的歡迎。廣大幹部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是非常寶貴的，沒有他們這種積極性，要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的工作中，不但有偉大的成績，也有一些缺點。在一個新的──像人民公社這樣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會運動中，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們都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加深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不過就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是我們所常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人民公社現在正在進行整頓、鞏固工作，就是說“整社”，已經或者正在辯論1958年有無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無優越性兩個問題。各級黨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會的方針，採取了首先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然後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種次序。這種做法是完全恰當的！這樣做，可以保護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就幹部來說，百分之九十幾都是好的，都是應當加以堅決保護的。

　　現在我來說一點人民公社的問題。我認為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還沒有被揭露，因而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地解決，才有利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於改善我們和基層幹部的關係，這主要是縣委、公社黨委和基層幹部之間的關係。

　　究竟什麼樣一種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1958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1953年和1955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裡面有幾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的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法去尋找答案。

　　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個發展過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馬上就可以消滅生產隊的所有制呢？我這是說的生產隊，有些地方是生產大隊，即管理區，總之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調三收款”①，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係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決議和六中全會決議所說，這種“一大二公”②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的農村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娛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問題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着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制和生產隊所有制。要基本上消滅這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把三級所有制基本上變為一級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製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個生產隊的經濟發展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就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發展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在沒有實現農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農民總還是農民，他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總還有一定的兩面性。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這個過程，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個體所有制而走向集體所有制一樣。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裡，因為公社年年可以由隊抽取積累，由社辦企業的利潤增加積累，加上國家的投資，其發展將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關於國家投資問題，我建議國家在七年內向公社投資幾十億到百多億元人民幣，幫助公社發展工業，幫助窮隊發展生產。我認為，窮社窮隊，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隊看齊，大大發展起來。

　　公社有了強大的經濟力量，就可以實現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進而實現全民所有制。時間大約需要兩個五年計劃，急了不行，欲速則不達。這也就是北戴河決議所說的，將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然後，再經過幾個發展階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以後，社會主義的公社就將發展成為共產主義的公社。

　　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制。從1958年秋收以後，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集中表現。一方面，中央、省、地、縣、社五級（如果加管理區就是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瞞產私分；另一方面，生產隊、生產小隊卻幾乎普遍地瞞產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以保衛他們的產品。我認為，產品本來有餘，應該向國家交售而不交售的，這種本位主義確實是有的，犯本位主義的黨員幹部是應該受到批評的。但是，有很多情況並不能稱之為本位主義。即令本位主義屬實，應該加以批評，在實行這種批評之前，我們也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

　　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同時，許多公社和縣從生產隊抽取的積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費又包括很大的浪費（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員不勞而食，甚至還有脫產文工團）。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產隊和廣大社員的不滿。

　　目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向廣大幹部講清道理，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使他們得到真真正正的了解，然後我們和他們一起，共同妥善地、堅決地糾正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於公社一級的狀態。公社在統一決定分配的時候，要承認隊和隊、社員和社員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別，窮隊和富隊的伙食和工資應當有所不同。工資應當實行“死級活評”，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並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公社的積累應當適合情況，不要太高，必須堅決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費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去克服那種確實存在於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義，鞏固公社制度。這樣做了以後，公社一級的權力並不是很小，仍然是相當大的；公社一級領導機關並不是沒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並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後，颳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當然，這裡面不包括公共積累、集體福利、經全體社員同意和上級黨組織批準的某些統一分配辦法，如糧食供給制等，這些都不屬於無償占有性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看看我們的歷史吧：我們只是無償剝奪了日德意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糧食等生活資料，所有這些都不是侵占別人勞動成果，因為這些被剝奪的人都是不勞而獲的。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我們沒有採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是實行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雖然是剝削者，但是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現在又不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我們採取贖買政策，就使我們在政治上獲得主動，經濟上也有利。同志們，我們對於剝削階級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麼，我們對於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麼可以無償占有呢？

　　我們指出這一點，是為了說明勉強把窮富拉平、任意抽調生產隊的財產是不對的，而不是為了要在群眾中間去提倡算舊賬，相反，我們認為舊賬一般地不應當算。無論如何，較窮的社，較窮的隊和較窮的戶，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顧和國家的支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社和國家的幫助為輔，有個三五七年，就可以擺脫目前的比較困難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別人的便宜來解決問題。我們窮人，就是說，占農村人口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應當有志氣，如像河北省遵化縣雞鳴村區的被人稱為“窮棒子社”的王國藩社那樣，站立起來！用我們的雙手艱苦奮鬥，改變我們的世界，將我們現在還落後的鄉村建設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樂園。這一天，肯定會到來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以外，目前農村勞動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這就是用於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的勞動力一般太少，而用於工業、服務業的行政人員一般太多，這後面三種人員必須加以縮減。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個重大問題，爭人力，是目前生產隊同社、縣和縣以上國家機關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須按農業、工業、運輸業、服務業和其他各方面的正當需要加以統籌，務使各方面的勞動分配達到應有的平衡。公社和縣興辦工業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辦得太多。各種工業企業都必須節約人力，不允許浪費人力；服務業方面的人員，凡是多了的，必須減下來。行政人員只允許占公社人數的千分之幾。文教事業的發展，應當注意不要占用過多的勞動力，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體育隊等等。

　　我們必須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積累和安排國家需要這三個方面的工作，同時統籌兼顧，這樣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國一盤棋。否則，所謂一盤棋，實際上只是半盤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盤棋。一般說來，1958年公社的積累多了一點，因此，各地應當根據具體情況，規定1959年公社積累的一個適當限度，並且向群眾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堅持勤儉辦社的方針，一定要反對浪費。在糧食工作方面，鑑於最近的經驗，今後必須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用糧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糧食收好、管好、用好。社會對於糧食的需要總是會不斷增長的，因此，至少在幾年內不要宣傳糧食問題“解決”了。

　　最近各省都有幹部下去當社員，這個辦法很好。我提議各級幹部分期分批下放當社員，少則一個月，多則一個半月；一部分幹部，可以下廠礦當工人。這個辦法在去年已經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廣。總之，一定要不斷地鞏固我們同廣大群眾的聯繫。

　　採取以上所說的方針和辦法，我認為，我們目前同農民和基層幹部的關係一定會很快的改善。廣大農民從公社運動和1958年的大躍進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們堅決要求繼續躍進和鞏固公社制度。這是事實，不是任何觀潮派、算賬派所能推翻的。我們的幹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偉大的成績，廣大群眾是親眼看到的。問題只是我們在生產關係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很明顯，這種缺點只是十個指頭中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且這首先是由於中央沒有更早地作出具體的指示，以致下級幹部一時沒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這種情況在人民公社化這樣一個複雜的和史無前例的事業中是難以避免的。只要我們向廣大群眾公開說明這一點，並且在實際行動中克服過去一段時間內工作中的缺點，那麼，主動權就完全掌握在我們手裡，廣大群眾就一定會同我們站在一起。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賬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着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什麼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着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到了這種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經過這樣一個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過程，我們同群眾的團結將會更加緊密，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五億農民一定會更加心情舒暢，更加充滿幹勁。我們一定能夠在1959年實現更大的躍進。人民公社的事業一定能夠在鞏固的基礎上蒸蒸日上，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注釋】
　　①一平二調三收款：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產風”的主要表現，即：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的平均分配；縣、社兩級無償調走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物；三收款，指銀行將過去發放給農村的貸款無論到期未到期統統收回。
　　②一大二公：毛澤東解釋稱：“什麼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歸公。”（按：但政策上允許個人保留有一定的自留地，並非全部不留地交公。後來共產風刮起來後，把“公”給弄得跑調了，竟搞起私人財產全部充公。）
　

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人民公社決議只提一句“按勞分配”，究竟如何按勞分配，沒有完全解決。什麼是生產責任制？馬克思講過“生產責任制”，怎樣的責任制也未講。現在要談的問題，是公社所有制問題。所有制問題，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個過渡來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時候就是集體所有制。我在山東看了一個公社──濟南東郊人民公社，二萬一千戶，十二萬人，一個生產隊，距公社所有制很遠，實際上是公社黨委所有，這還得了！問題就在這裡。現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統多、統死”，就是過去地方講我們的，現在不是下放了嗎？

　　公社有三級，生產隊一級有七、八百戶，有一千多戶的。所謂“統多”，就是多搞積累。所謂“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產資料，二曰勞動力，三曰勞動產品。這些究竟歸誰所有？現在公社黨委、縣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還急於進入共產主義，因此要“統多、統死”。現在工人和農民的情況不同，以鞍鋼為例，一個工人的總產值一萬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按：原材料、折舊），剩一萬〇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個人消費占他的產值不是十二分之一。為國家積累很少，我們想積累。河南公社積累、國家稅收、管理費用、公益金共占50％，生產費用占20％，農民實際所得30％。但農民要活，因此要瞞產15％，方法幾十種，這是合法權力，而我們批評他們為本位主義其實是違犯按勞付酬的原則。現在所有制實際是隊所有制，生產資料、生產者歸隊所有，產品所有制也歸隊。農民現在站崗放哨，保衛產品所有制，為他的勞動成果而鬥爭。你分給他30％，他就加15％，實際上是45％。現在公社與生產隊激烈鬥爭是兩個問題，一是人力，二是產品。農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產品運走，農民往城裡跑。現在財政部門把全部貸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無法維持，這是一種破壞生產、反人民公社的傾向，貸款全部收回的還要退還。賣豬賣白菜的錢不給公社，白菜大批爛；拚命的吃，城裡吃不到菜，原因就在這裡，不完全是運輸問題。現在頂牛，一方面生產隊批評上邊是平均主義，另一方面上邊批評下邊是本位主義。兩種主義可能都有，但是我們在黨內主要鋒芒還要反左。生產費與積累占70％，消費只占30％，積累太多。豬賣了，各種物資賣了，都是歸社，這種公社所有制是破壞生產的，是危險的政策。不應該批評他──瞞產是本位主義。東西本來是他的，你不給他分，他只好瞞產私分。

　　所有制的改變，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隊幫窮隊提高，窮隊逐步向富隊看齊。不要把富隊的頭砍下來補給窮隊，這種性質是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用贖買的辦法。蘇聯五千五百萬噸鋼，我們一千一百萬噸鋼，砍蘇聯二千萬噸鋼補我們不合理。一部分農民無償地占另一部分農民的產品，不叫搶劫，而叫共產主義風格，這與救濟窮的不同。工業辦多了，為什麼積累這麼多？財貿部門為什麼把一切貸款都收回？就是辦多了工業。中央、省、地、縣、公社都想大辦工業，看來各級的積極性過多了些，這點，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實際，因為土地、勞力、產品均屬他的，中央、省、地、縣、公社、管理區六級對付生產隊和隊，六級有權，但是農民人多。什麼是一盤棋？現在不是一盤棋，是半盤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只分給人家30％，要拉平分配，這叫作半盤棋。大批人馬調動，大批積累，這種權利是冒險主義的權利。只要共產主義，不要本位主義很危險。要正當地提積累，要正當地辦工業，而不是為瘋狂地提積累辦工業。還是要共產主義，還是要本位主義，光要共產主義不行。農民瞞產情有可原，他們的勞動產品應該歸他們所有。積累，無代價地修鐵路、修公路，修和他們不相干的水庫，這一部分無償勞動很大。提積累、收貸款，購買東西不給錢，組織運輸力也不給錢，這就是農民想盡辦法保衛他的勞動果實的原因。

　　六中全會對積累問題、分配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而不能決此問題，大躍進就無積極性。現在要出安民告示，現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產隊的集體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區實際是聯繫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者之間。不出告示危險，今年庫存減少，沒有增產；反本位主義，越反越收購不到，這種情況普遍存在。為什麼去年秋收那樣粗糙，東西收不到，就是沒有解決分配製度問題。河南新鄉地委說，收柿子宣布誰收誰得，一夜完。要承認農民瞞產合法，中央與省應說服地、縣、社三級黨委，社說服管理區總支，我們站在一邊首先支持農民的合法權利，也說明我們無非是想搞工業化。工資級別死級活評，一個月評一次，多勞多得；一月變一次，工資總額不變，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統多少？統三大項：國家稅收、公積金、公益金。還有統購、計劃、物價、教育，教育辦得過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業辦多了。社辦、縣辦、地辦，省未納入國家計劃的工業也多了。要規定，不可不辦，不可過多。中央、省、地、縣、社五級工業都要有所調整，五級工業都不可太多，現在要繼續把冷水潑下去。要把所有制問題講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們的政策加以比較；斯大林的積極性太多，對農民竭澤而漁，現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義，反本位主義，我就支持這些主義。不是反本位主義，情有可原，改為合法權利。我相當支持瞞產私分，除了貪污破壞以外，是正當權利。分配中的消費部分要增加，要發展生產，把窮隊逐步提高到富隊水平，不要拉平。工業不要辦得太多了，釆取這種辦法積累；搞大型工業、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給個人的要增加，超額分成；十條豬完成十一條任務，那一個分成。田家英的警衛員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殺一條豬60斤，為什麼要殺？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寫個決議案，以所有制為中心，積累問題，分配問題。每個生產隊生產的糧食多寡不一，每個生產隊的吃糧標準也應該有差別，有的可能少於380斤，只得如此。糧食多產多吃，工資也是多產多分，死級活評，基本原則是按勞分配。這是消費，積累是建設費用。公社不能辦脫離生產的文工團，各級幹部太多，要大大精簡。節約辦社要在決議里寫一條：辦工業的積極性，第一要稱讚，第二要約束，中央、省、地、縣都要約束。要有所不為，而後才有所為。那些工業，歸縣、歸社，要有所調整。

　　我寫了幾句話：一、所有制的問題：幾年內，譬如說四、五年內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產隊所有制過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說來，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積累公益金等，產品所有也是這樣。即“承認生產隊的保守主義或本位主義”，這樣我們的六級幹部就可以和六億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評我們的平均主義，一方面批評他們的本位主義。去年秋前，好像農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後即瞞產私分，這就是農民的兩面性，農民還是農民。是不是向農民讓步的問題？這不是向農民讓步的問題，這等於按勞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樣。在某一點上說，即對於過於積極辦工業，是一個讓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經過幾年的時間，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當成一個過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級社經過了四年，（從1953年到1956年）經過了幾個步驟才完成；由高級合作社的集體所有制到公社的集體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經過四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時間，要整過急的思想。問題是把窮隊提高到富隊的生產水平，要經過這樣一個過程。由於社大隊多，所以要有較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即是──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公社工業化，國家工業化，人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的提高與道德品質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的過程（我們計算四年鋼可到五千萬噸，明年撥一百萬噸，後年撥二百萬噸，大後年撥三百萬噸，即六百萬噸鋼材裝備農業機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業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當然，這還是第一個階段，以後還有第二、第三個提高的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在這個整個過程中，其性質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即是說，從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內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完成了，並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轉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糧、棉、油、麻等大豐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內（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鬧糧、油不足的風潮，你說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測風雲。一方面中央、省、地，縣、社、管理區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和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即所謂瞞產私分；帽子一頂，叫本位主義。另一方面，生產隊、生產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翻過來批評公社和上級平均主義：搶產共產，寫條一點，普遍過斗拿走。我以為生產隊、生產小隊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謂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當權利。（他產的嘛，馬克思百年前講過多勞多得嘛，他懂得點馬克思主義。他們就是按照這個原則來辦事的。）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窮富隊拉平，平均主義的分配方法。是無償的占用別人的一部分勞動成果，是違犯按勞分配的原則。二、國家農村稅收，只占農村總產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農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縣從生產隊的總收入中抽出的積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連同稅收7％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產費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費共計占53％以上，社員個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認為個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質刺激的原則。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質太少了。管理費包括很大的浪費，用人太多，一個公社竟有三幾千人不勞而食或半勞而食，其中有脫產文工團180人之多，晉南的例子。此外，還有扎牌樓、導具等浪費。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颳起一股共產風。內容有幾條：一是窮富拉平（已糾正，還有餘波），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共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有些是正當的歸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社的，有的沒作價。這樣以來，共產風就刮遍全國，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看我們的歷史，我們只是無償剝奪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此外，我們曾經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餘的生活資料。所有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並非侵占帝、官、封的勞動成果，而是把自己的勞動成果收回來。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過去是同盟者，又擁護改造，還要利用他們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們為何可以無償占有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過去沒有對基層幹部講清楚，動不動就要共產。當然，共同積累不是當作消費資料，也不是無償占有，而是為了擴大再生產的建設資金，國家也是如此，這是對的。不從所有制問題講道理講不清楚，他們實際上是把公社當作全民所有制，只設想大集體所有制，不沒想生產隊所有制。

　　二、勞動分配問題。現在農民同我們的矛盾，一個是搶產品，一個是搶勞動力。現在，土地、人力、產品，三者名義是歸公社所有，實際上基本上仍歸生產隊所有。目前階段，只有部分的東西歸公社所有，即社的積累、社辦工業、社辦工業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還有點公益金。所謂社有，如此而已。雖然如此，希望也就在這裡。年年增加積累，年年擴大社辦工業、社有大型中型農業機械，社辦電站、社辦學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現在的這種所有制狀況翻過來，即由基本隊有、部分社有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的所有制。當然還會拖一個一部分個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農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規模建築公共住宅以前，因為是消費性的，當然是私人的。現在農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產品。要人要錢的積極性大，一壓下去，五億農民沒有出路，設所抵抗。去年農民拚命抵抗，把產品讓它爛掉，甚至破壞，這抵抗得好，使我們想一想這個問題。

　　勞動分配，現在極為不合理。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分配太少，而工業、行政人員和服務行業的人員太多（有的多到30％到40％），必須堅決地減下來。過去八年只增八百萬工人，去年全國所增的工人一千萬未算在內，實際上是二千六百萬人。中國從張之洞辦工業以來，產業工人只有四百萬；解放以來，平均每年增長一百萬，即八百萬，共一千二百萬。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萬，再加上各行各業轉過來轉過去的四百萬，共為三千萬，突然增加三千萬，一則一喜，一則一憂。上面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費，必須堅決減下來，從事農林牧副漁，否則有危險。據說工業浪費20％，要回農村，服務行業要大減，行政人員只許有千分之幾，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生產隊與社、縣、國家爭人力，是項嚴重的問題。

　　分配問題：分配是講消費部分本身的分配。生產隊人體上有窮、中、富三等，吃糧、工資標準都應有差別；吃糧也要有差別，和工資一樣。隊隊不同，除徵購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資實行“死級活評”、“上死下活”制度。要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有國家、社、隊的倉庫）、用糧（要有定量）制度。用糧要精打細算。去年大豐收，使我們麻痹了。糧食問題，十年也不要說解決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糧食也不要說解決。要大反浪費，生產永遠也不能滿足浪費的需要；舊的需要解決了，新的需要又發生了。1958年積累多了一點，也是好心腸，有鑑於此，應當向群眾公開宣布。1959年公社積累不超18％，連同國稅7％，總共不超過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產積極性，有利於春耕。

　　最後講講下放當社員的問題。各級幹部分級分批下放當社員，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廠、下礦當工人，這樣我們可以和群眾打成一片，就不會有現在這樣緊張局勢了。過去歷來第一是國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個人，現在我們倒過來，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積累，第三是國家的稅收。
　

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們和農民的關係有點緊張，一是糧食問題，二是供應問題。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這個問題。在天津、鄭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談，各地都在解決這個問題。反本位主義、反個人主義，情有可原，赦你無錯，不給處分。農民瞞產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瞞產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來，這股“共產風”白天吃蘿蔔，晚上吃大米，幾億農民和小隊長聯合起來抵制黨委；中央、省、地、縣是一方，那邊是幾億農民和他們的隊長領袖作為一方。管理區生產隊隊長是中間派，動搖於兩者之間。就是我們手伸得太長，拿得太多，他們就不得不瞞產私分。不上調糧食，不給予處分，實際上是承認他們有權。

　　從九月起，有一個很大的冒險主義錯誤。這個問題不很好解決，很可能會犯斯大林的錯誤，農業不能發展。河南公社生產費20％，積累、稅收50％，農民只分到30％，瞞15％，實際拿45％；豬歸公社，大白菜也歸公社，平均主義就是冒險主義。我們的決議提了按勞分配，至於如何實行，沒有講；生產責任制提了，如何實行，也沒有講。誰料到大豐收出糧食問題。今年要出個安民布告，生產多少？徵購多少？吃多少？生產隊養的豬歸誰？賣東西的錢歸誰？一盤棋大部分是五億農民，第一是安排社員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積累。公社積累18％，加上國家稅收7％，共25％，現在很多地方超過了這個比例，是很危險的，就會犯斯大林的錯誤。

　　現在統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統。一統稅收，二統購，三統積累，四統生產費，五統公益金，六統管理費，七統工業，八統文教，九統供給、工資……我說，本位主義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義，不能都戴本位主義的帽子，幾億農民都戴這頂帽子不舒服，要去掉這頂帽子。能完成徵購任務而不完成，可以安個本位主義；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權利，不是本位主義。

　　講四個問題：一是所有制問題，二是勞動問題，三是分配問題，四是幹部下放當社員。

　　一、所有制問題

　　公社集體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產隊（即過去的高級社）的所有制過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體和小集體的矛盾，要承認它合法，現在基本上是他們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們就瞞產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隊有，部分社有，過去沒有搞清楚。
　　農民有兩面性，農民還是農民。上次鄭州會議前，講農民覺悟高，大兵團作戰，共產主義風格。秋收以後，瞞產私分，名譽很壞，共產主義風格哪裡去了？農民還是農民，農民只有如此，應該如此，一下子搞共產主義不可能。有人說，這是向農民讓步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向農民讓步，但基本上不是讓步，是我們要得太多。把賣豬、賣大白菜的錢交給公社去了，不給生產隊。農民怕共產，當然他們就殺豬、吃菜。實際上大批公社的雞都共產了，所以把公雞殺掉，母雞藏了。

　　現在的公社是“聯邦政府”，要由“聯邦政府”逐步過渡到“統一政府”。變秦始皇就危險，十三年亡國；隋煬帝三十一年滅亡。一，不能統一拉平分配；二，積累、社辦事業不能過多，要有個過渡。現在社辦工業太多，社攬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農民和生產隊，要在農民和生產隊上刮羊毛，所以產生對抗，站崗放哨。

　　不要砍富隊補窮隊，而是要幫助窮隊向富隊看齊，這就需要時間。我反對平均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手伸得太長，用的勞動力太多，工業辦得太多，竭澤而漁，可能影響農業三十年不能發展。

　　所有制只能基本隊有，部分社有，逐步轉過來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由互助組到高級社，沒有過渡不行。這樣作，基本上不是向農民讓步的問題，而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經過幾年引導農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辦就違背客觀規律，請你自己縮手。由互助組到高級社，經過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級合作社集體所有制到公社集體所有制，可能也要經過三、四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問題是將窮隊提高到富隊的生產水平，這要一個過程，所以要有較多時間。

　　再一個問題，就是公社工業化、機械化、電氣化、文化教育事業等，只能逐步發展，逐步有所發展，不能一口氣辦得很多很大，否則會犯冒險主義錯誤。扶助窮隊向富隊看齊，拉蘇聯二千萬噸鋼來補中國（按：指類似做法，前面做過比方），生產者會反對的。這個過程，就是公社工業化、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國家工業化、人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程度和道德品質的提高、文化教育技術水平提高過程。當然，這還是第一階段，以後還有幾個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任務。只有這樣，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這整個過程中，其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其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的。但是在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內，從1958年算起，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完成了。現在是基本上隊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現在什麼都歸縣，什麼都由公社統，就要統翻幾億農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內，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轉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糧、棉、油、麻大豐收，但是卻在最近四個月大鬧糧食、油料不足的風潮。中央、省、地、縣、社、管理區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反本位主義我走了三個省，覺得是保護正當權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傳工作沒有趕上），即所謂瞞產私分。另一方面生產隊、生產小隊則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進行反抗，保衛他們的產品，反批評公社同上級的平均主義、搶產、共產。我以為生產隊和群眾的作法基本上是合法的，而且合理的。他們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義，而是合法的正當權利。因為土地勞力是他們的，勞動結果──產品，應當是他們的。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窮隊、富隊拉平的平均主義分配方法，是由窮隊無償占有別的一部分勞動成果，這是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二是國家農村稅收只占農業總產值7％左右，不算太多，農民是贊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縣從公社的總收入中抽出的積累太多。例如河南積累占26％，如稅收7％，共33％，占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這是農民對國家的投資。這還不算修鐵路、水庫等義務勞動，以及很低的工資（如修三門峽）。再扣除1959年生產費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費，就達53％以上，社員個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認為這個數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颳起一股“共產鳳”。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共各種產，其中有豬、雞、鴨無償歸社，還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鍋、盆、刀子、碗、筷歸公共食堂（還能算廢鐵無償收去），以及自留地歸公。這幾項“公”，應當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確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歸社，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則是不應當歸社而歸社的，如全部的豬、雞、鴨，有一部分豬作價歸社是可以的。這樣一來，“共產之風”就刮起來了。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

　　我們曾經無償剝奪過帝國主義的財產，但只限於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國，並沒有剝奪過，其中有些是徵用的，有些是擠垮的。我們曾經沒收過地主的生產資料，侵犯過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資料（糧食、房屋），所有這些都是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不過拿回來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勞動成果。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不是採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採取贖買政策。對富裕農民更要謹慎，我們怎麼可以對農民採取無償占有呢？當然，公共積累不是對消費資料的無償占有，而是為了擴大再生產。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給隊、給農民戴“本位主義”的帽子，使縣、社幹部不頂牛，而是去掉包袱，團結一心，講明道理，不算錯誤。把政策搞清楚，這是關繫到聯繫幾億農民的小社以上幹部的情緒問題。中央、省、地三級比較超然，而縣、社首當其衝，下面是大隊、小隊和廣大群眾。我們拿多了一點，也要講清楚，是好心建設社會主義。主意不好，過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認手伸得長，其性質是冒險主義。辦法是要開六級幹部會議。

　　講講黨的歷史。我們黨中央實際上是一個“聯合”委員會，山頭很多。一軍團三個山頭，四方面軍四個山頭，二方面軍兩個山頭，陝北兩個山頭，其他各根據地、白區又各有小山頭。在延安曾說，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然後才有可能最後消滅山頭，不要罵人家是保守派主義。現在的山頭，是生產隊（過去是窮村、富村）。

　　公社搞什麼？一、拿出幾百萬噸鋼裝備農業，七年可以機械化；二、搞公社工業，；三、搞多種經營：林、牧、漁。這些全民性部分，將來是會發展起來的。三、四、五、六年之後這些東西多了，相形之下，隊生產的東西就少了。

　　山東呂鴻賓社，先以條子、秤、“帽”子去對付，後以一把鑰匙（思想）、講明政策、一個樓梯、雙方下樓，用這三個辦法去對付。

　　歷來講國家、集體、個人，實際應該是個人、集體、國家。一盤棋，應該先安排五億農民，安排適當的糧食。

　　我們黨中央逐步建立權利，從前教條主義，強制執行，實際脫離群眾，並沒有實權；想多統，統不了，把革命統垮。中央有權是一個過程。工業過去統得太死、太多，“十大關係”提出以後，才逐步調整。適當的集中，適當的統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來。半路中間，怎麼來個這樣的干老子──公社？工業也要分級管理，才有地方的積極性。反對絕對集中統一，不要亂戴本位主義的帽子。

　　富隊、窮隊，還有中間的隊，吃飯標準、工資標準應該不同。吃糧食四、五、六百斤，工資按勞分配，也允許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隊，按勞能分220元，結果只分給130元，砍了90元，這就是無償占有了人的勞動成果。

　　二、勞動問題

　　土地、人力、產品三種東西，現在名義上歸公社所有，而實際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歸生產隊（即原合作社）所有，現在（1959年以及以後還有一段時間）只有部分的歸公社所有。就是說，社的積累、社辦工礦場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還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費，如此而已。還有一批生產費，不過是過過手而已。這裡講的是人、物，沒有講計劃，社的權利還包括統一計劃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攬權太多，他們的權力只有這樣多。我主張權力只搞這樣多，要教會公社書記這樣作，希望也就在這裡。因為年年增加積累，年年擴大社辦工業，公社有大中型的農業機械、社辦電氣站、社辦學校等等。有個三、五、七年，就可以將現在實際所有狀況反轉過來，由基本上隊有，部分的社有，變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隊有，就接近於全民所有制。那時，當然還會拖一個個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極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樹、小農具、家畜、家禽等，還為個人所有。公社範圍有個人所有，有小集體、大集體，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規模建立起來以前，當然是私有的。現在農民一樣不怕、二樣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產品隨便被人拿走──共產，農民就叫“共產”，雖然我們說的是社會主義。現在是要人、要財，這是爭執的問題。

　　現在勞動力分配極不合理。農業（農、林、牧。副、漁）勞動力分得太少，工業、服務業、文工團、學校、行政人員分配得太多。一個太少，一個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須堅決減下來充實農業。工業方面多了20—30％，山西有一個公社立即減少了30％。服務業人員要大減，一百個人中十個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個伙夫燒十個人的飯。行政人員只允許千分之幾，而不是百分之幾。山東歷城十二萬人的東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脫產，十五個管理區每區五人、154個生產隊每隊三人，不脫產（不包括財貿人員）。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體育隊，業餘的還是可以。生產隊與社辦工業與縣與國家爭人力，石家莊一個公社跑出去一萬一千人。爭人的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重心是把向城裡、工業、服務業跑的人趕回來，加強農業戰線。

　　三、分配問題──消費資料的分配問題

　　隊有三等──窮、中、富，糧食、工資的分配應該有差別。社辦專業隊的工資應該統一。工資可以“死級活評”，一月評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用糧的制度，要嚴格的杜絕浪費，大反浪費。新鄉收棉籽，號召誰收誰有，結果一天收光。灤縣收花生，放假三天，誰收誰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解決了。還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去年豐收，反而用糧不足；去年糧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製度問題，反本位主義反不動。制度一萬年，還是需要的。要分出國庫、社庫、隊庫、堂（公共食堂）庫，都必須有制度。

　　一般說來，1958年公社積累搞多了一點。有鑑於此，1959年應向群眾宣布：公社積累不超過18％，加國家稅收7％左右，總共不超過25％左右（占工農業總收入），以安人心，以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利春耕。

　　四、幹部下放當社員、工人的問題

　　各級幹部分期分批下放生產隊當社員，舒同當了九天。每年至少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廠當工人，也是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中央、省、地、縣、社、區六級，要講清楚，六級只有幾百萬人，另一級是幾億農民及其領袖小隊長和生產隊長，是大多數，這兩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內基本實行隊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這樣一來，就一定可以達到發展生產，改善關係的兩大目的。目前的緊張關係是隊和社，有點“國際緊張形勢”，主要怕共產。

　　一經濟，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產，兩方面下樓梯；區以上幹部左了一點，生產隊小隊長一般無罪。我們要向公社黨委和小隊長講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該賣給國家的不賣，是本位主義。這樣就可以取得廣大群眾的同情，剩下來的觀潮派、算賬派就會孤立起來。

　　三月十五日開會不變。同志和地委同志和縣委同志研究討論，提出意見。我的意見是松一下，讓農民多生產，也就會更願意多出一些。


　　按：有一些同志對毛澤東3月1日前所講的若干內容，似乎有些不通，感覺毛澤東的道理有些不妥。1959年3月1日上午8時，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給當時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寫了封信：

　　聽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裡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志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志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志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後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
　

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四）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

　　要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改善政府與農民的關係，必須從改變所有制着手。現在一平、二調、三提款，否定按勞分配，否定等價交換。趙爾陸和王鶴壽之間也有一個交換關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僅存在公社內部，也存在於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之間。實際上，生產資料各部門之間也有價值法則起作用。人不吃飯，怎麼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麼有飯米？骨頭還是歸於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換，大體上是等價交換，大魚吃小魚，小魚不吃別的也不行。現在就是一平、二調、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張條子要啥調啥，不給錢是起破壞作用。

　　現在銀行不投資農業，我建議每年增加十億，十年搞一百億無利長期貸款，主要支援貧隊；一部購買大型農具，十年之後國有化了，就變為國家投資了。忽然一股風，一平、二調、三提款，破壞經濟秩序，許多產品歸社，不歸隊。六中全會公社決議的一套制度，二個半月來根本沒有實行，實行了集體福利、公共食堂、勞動與休息。問題不這樣提，“共產風”會繼續發展。為什麼六中全會的決議沒有阻止這股風的發展？是不是只有冀、魯、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別高尚，馬克思主義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議，請你們開一個六級幹部會，找一批算賬派參加。共產黨就是反反覆覆。

　　十二句話應再加兩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適當積累，合理調劑；收入分配，由社決定，多勞多得；承認差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解決這個問題，大躍進就沒有了。我這篇話不講，就不足以掀起議論，這幾個月許多地方實際上破壞了價值法則。去年鄭州會議，就吵這個問題，拉死人來壓活人。凡是瞞產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調三提款（按：指被搞過的地方）。農民從十月以來，發生大恐慌，怕共產，從桌、椅、板凳開始。還有個工業抗旱，破鋼爛鐵，無代價獻寶。這在戰時是可以的，無代價或者很少代價；戰勤只給飯吃，不給代價。這也不是長期的，否則也會破壞生產。

　　今年你們要節制，盡最少放“衛星”，如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銀行衛星等。

　　要講愛國、愛社、愛民。過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種棉花”，我們給它改為“愛國發家，多種棉花。”東鹿縣收棉花，總結了三條：不問來源，不咎既往；現金交易，誰賣誰得；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另加一條：政治掛帥，敲鑼打鼓。

　　每個公社組織一個專業運輸隊，改良工具，從現在工業戰線抽一批人下來。至於運輸隊的大小，按照需要。省、專、縣商業部門，都要組織運輸隊。

　　勞動各方面，要有一個平衡。要達到一個目的，各方面的平衡：農業、工業、運輸業、服務業。工業還要細分：有國辦、地方辦，都搞社辦，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養獵都由社養不好，大部都應由生產隊、食堂養。

　　共產主義是不是推遲了？早已推遲了。六中全會決議講了十年到二十年，還有五個條件沒有完成。現在有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想早一點，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點，越可以快。用“無償”來搞共產主義不行。豬只有一條，你有，他就沒有了。凡是勞動，總要等價交換的。

　　積累18％不低，應該有個幅度。過去一盤棋，強調上面；現在一盤棋，要上下兼顧。

　　專業隊歸哪個搞？幾級都要有專業隊。逐步考慮得利大的釆取國營，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東湖打魚，收入特別多的縣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試點。縣可以搞個把的，不成功不登報。

　　窮隊向富隊看齊，把窮隊提高到富隊。要使社辦工業、企業都辦起來，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經濟、美觀、實用。

　　我看要使社幹部不怕，把觀潮派搞出來，讓地、富、反、壞、觀潮派攻，無非是我們一平、二調、三提款。

　　發工資問題，可能有發不起工資的情況。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級所有制，三級管理，各計盈虧。

　　我們主要反對平均主義，過分集中思想，這實際上是“左”傾冒險主義。安國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鬧糧，主要是富裕中農帶頭，今年鬧糧，主要是基層幹部帶頭。如說理由，是宣傳工作沒做好，我看不對頭；只要一平二調三提款，做了宣傳工作也會這樣。群眾以為一切要歸公，一切共產，再加小社賣糧，大社堵賬，賣糧之後，錢糧兩空。有些增產的大隊，又增加徵購任務，使幹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層幹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報實產量，追加任務，三怕春荒時要調劑解決，四怕自己吃虧，五怕……，於是先下手為強，把糧食搞到手裡再說。他們的決心很好很大，這主要有群眾支持，瞞產私分成為普遍現象。

　　河南會議鳴放的文件，可以發給各地看，開頭二、三天不要發。讓他們思想混亂幾天。到四、五天后分批發給他們看，其中有些內容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次會議是六中全會的具體化發展補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區與管理區之間，允許有不同的差別。而不過早地消滅這種差別，正是為了從發展生產中消滅這種差別。現在允許它，正是為了將來消滅它。人民公社發展生產，提高積累，應當對落後社有適當的照顧。但是如果在工資標準上一下拉平，就會減少較多生產水平的管理區的收入，就會減少積累，就會使落後的管理區不注意經濟核算。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不行；不是照顧富社，而是照顧窮社。暫時保存這種差別，才有利於增加公社積累，有利於窮、富社都發揮積極性。公社的積累增長得越快，這種差別的消滅也會越快。問題是把窮隊向富隊看齊，問題是公共積累增多。兩方面一來，就會使生產發展得越快。然而由於管理區之間管理工作好壞和生產水平不同，這種差別會長期存在下去，這是對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然條件與主觀努力，千差萬別。地球的中心、外部溫度就不同。消滅差別的過程，也是由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過程，也是機械化、電氣化過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公社與隊的所有制，互相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過渡。有些隊可以先轉變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萬噸鋼，後年兩百萬噸鋼，也許多一點供應農業搞機械化。錢的補貼確定十億，作為農業投資。

　　工資由公社確定，由管理區發。公社的權力究竟統幾個什麼東西，開一個賬。這不是公社權力小，而是包而不辦。

　　各省、地、縣搞一個示範章程，各個公社也要搞一個章程，各省要選擇最好的二、三份給我。每一個縣着重搞一個，每一個省集中搞一個。了解一個公社不要很久時間，一個禮拜就行了。又要實際，又要超產，無非是一些要點、關節、麻雀這樣多，只能如此，但是全無印象也不好。

　　瞞產私分，非常正確！本位主義有則反之，不能去反五億農民和基層幹部。瞞產私分、站崗放哨，這是由“共產風”而來。普遍的瞞產私分、站崗放哨、黑夜冒煙，是一種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義的帽子，是則是，非則非。是本位主義還是要反，還是要事先訂條約，要政治掛帥，共產主義教育是必要的。貧、中、富隊各定多少，國家、集體、個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顧。個人首先照顧集體、國家，國家首先照顧個人，應該批評本位主義，但是要先批評我們自己的缺點，然後引起積極分子來自我批評。發動多數人自我批評，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評的人和貪污的人。貪污結合“整社”來搞，推遲一點，先把積極性搞起來。
　

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放一大炮是否靈，放對了沒有？

　　要拿王國藩窮棒子社，對窮戶、窮隊、窮社。解決窮社、窮隊、窮戶問題，一是貸款，二是公共積累，國家每年拿出十億解決這一問題，社工業少辦，主要是解決這問題。

　　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是“搶產”。向富隊共產①，舊社會謂之賊，紅幫為搶，青幫叫偷。對下面不要去講搶，“搶”和“偷”科學名詞叫做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地主叫“超經濟剝削”，資本家叫“剩餘勞動”，也就是剩餘價值。我們不是要推翻地主、資本家嗎？富隊裡有富人，吃飯不要錢就侵占了一部分，這個問題要想辦法解決。一平、二調、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價值法則和等價交換，是不能持久的。過去，漢族同少數民族是不等價交換，剝削他們；那時不等價還出了一點價，現在一點價也不給，有一點就拿走，這是個大事，民心不安，軍心也就不安。甚至徵購糧款也被公社拿走，國家出了錢，公社攔腰就搶。這些人為什麼這樣不聰明呢？他們的政治水平哪裡去了？問題是省、地、縣委沒有教育他們。“整社”三個月沒有整到痛處，隔靴抓癢；在武昌會議②時，不感到這個問題，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覺。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豐收，國家徵購糧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趙紫陽的報告和內部參考中的材料，你們看到沒有？我就不相信長江、珠江流域馬克思主義就那樣多？我抓住趙紫陽，把陶鑄的辮子抓到了。

　　瞞產私分很久了，開始在襄陽發現，劉子厚談話對我有很大啟發。河北一月開黨代會，開始搞共產主義，傾向於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問題，決心改變主意，但還沒有接觸到所有制問題。到山東談了呂洪賓合作社。開條子調東西調不動，就讓許多人拿秤去秤糧食，群眾普遍抵制，於是翻箱倒櫃；進而進行神經戰，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你框農民就看出你沒有辦法了，他也不在乎，這一招神經戰也不靈。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三不靈後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鑰匙，解決思想問題，但也沒有接觸到所有制。河南說“雖有本位主義，情有可原，不予處分，不再上調”，安徽說“錯是錯了，但不算錯”。什麼叫情，情者情況也，等價交換也。不是人家本位主義，而是我們上級犯了冒險主義：翻箱倒櫃，一平、二調、三收款，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這是什麼主義？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哪裡有錢，就往哪裡跑。你不等價交換，人家人財兩空！呂鴻賓改變主意，一張安民布告，一個樓梯下樓。要下樓，首先要下樓的是我們，就是解決所有制問題。

　　土地屬誰所有，勞動力屬誰所有，產品就屬誰所有。農民曆來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勞動力、產品是可以搬得走的，這就怕了。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如不願不等價交換，就叫沒有共產主義風格。什麼叫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沒有錢嘛，不是搶是什麼？什麼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歸公。現在什麼公？豬、鴨、雞、蘿蔔、白菜都歸公了，這樣調，人都跑了。河北定縣一個公社有七、八萬人，二、三萬個勞動力，跑掉一萬多。這樣的共產主義政策，人都走光了。勞動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麼？要研究。呂鴻賓的辦法，還是一個改良主義的辦法，現在要解決根本問題──所有制問題。

　　整了三個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義工作，修修補補，辦好公共食堂，睡好覺，一個樓梯，一張布告之類，但未搞出根本性辦法。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是生產隊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所有人、土、財都在生產隊，五億農民都在生產隊，上面只有幾個工作人員。如不承認所有制，就立即破壞。我是事後諸葛亮，以前還未看到這個問題。在批轉趙紫陽的報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會有好處，農民不怕中央了，認為中央好講價錢，中央僱工是拿錢的，購糧油是拿錢的，徵購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時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縣，縣也調了些人，調了些東西，縣、社辦那麼多事幹啥？所以，要對公社同志講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務做不完。你們有經驗，你們過去不是罵中央“統死”“統多”嗎？現在你們當了婆婆就打媳婦，就忘記了。現在中央已經改了。去年權力下放，說了不算，拿出一張表來你們才放心。現在你們領導之下的公社，就實行“一平、二調，三收款”，調，一曰物、二曰人。當然出賣勞動力，不是出賣給資本家，而是出賣給中央、省、縣、公社，但也要等價交換。

　　過去長沙建築工人罷工，我們叫“增加工資”，他們叫“漲價”。那是1921年的事，到現在38年了，我們還不懂“漲價”這個道理嗎？勞動力到處流動，磨洋工，對這點我甚為欣賞。王任重很緊張，無心跳舞，一夜才轉過來，放一炮。瞞產私分，勞動力外逃，磨洋工，這是在座諸公政策錯誤的結果。上千萬隊長級的幹部很堅決，幾萬萬社員擁護他們的領袖，所以立即下決心瞞產私分。我們許多政策引起他們下決心這樣做，這是合法的。我們領導是沒有群眾支持的。

　　當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鍋碗筷；去年工業抗旱，大鬧鋼鐵，獻工獻料，什麼代價也沒有。此外，還要拿人工，專業隊都要青年，還有文工團都是青年，隊長實在痛心。生產隊稀稀拉拉，這樣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無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三級所有制，改變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隊所有制，要有一個過程，還要三、五、七年。要窮隊趕上來，窮隊變富隊；窮變富，每個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國藩那樣，最大的希望是窮隊。不能把蘇聯的鋼砍給我們二千萬噸，如果這樣，蘇聯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沒有不交換的。人同自然界作鬥爭，也有交換。如人吃東西，吸空氣，但要拉屎拉尿，新陳代謝；吃空氣，一分鐘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還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膚散熱，這也是等價交換。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大魚的屎──重工業各部門之間也要等價交換。趙爾陸③造機器要原材料，就是糧食，機器就是他拉的屎。紡織工業出紗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資就能出工廠，總要相等就是。王鶴壽④不給他交換焦炭、礦石，就拉不出鋼鐵。物質不滅，能量轉化，要科學；夏熱冬寒，一切都等價交換。

　　國家給錢，就是公社不給錢，犯了個大錯誤。××同志講，雲南提出供給與工資比例是三比七，這個原則在武昌會議是講了的。六中全會的東西，現在有許多沒有執行，就是否定價值法則。所謂擁護中央，是句空話，起碼暫時還難說，其實是不通。無代價的上調，是違反中央的。要搞工業，不搞農業，未到期的貸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兩條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億。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貧農貸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現在就收回了。我看這可以給人民銀行行長戴一頂帽子，叫做破壞農業生產，破壞人民公社。也不撤職，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們可以打個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為了對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來個全部退回，你要左傾，我要右傾，就是──到期還可以延長。

　　人民公社正在發展，需要支持，不能攔路搶。李逵的辦法，文明的辦法叫做“剪徑”，綠林豪傑叫“剪徑”；現在綠林豪傑可多了，你們是否在內？對付剝削者無罪，綠林的理由叫“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如生辰綱；我們也幹過，叫打土豪，後來者文明一點──收稅。成吉思汗，占了中國，不會收稅，叫“打穀草”，無代價搶劫人民，結果打走了他們自己，遼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個大帝國，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個亞洲和大半個歐洲；第二是英國，日不落國；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個歐洲，半個蘇聯，還有北非。現在是艾森豪威爾最大，實際控制整個西歐，整個美歐、澳洲、新西蘭、東南亞、印度，對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資。科倫坡國家也在舊金山開會，可厲害了，美國控制的地區超過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國15日占領黎巴嫩；我們8月23日打炮⑤，他立即調部隊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說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戰爭邊緣政策，主要是對付我們。我們也可以學一點，你邊緣，我也邊緣，打了三個月，他失敗了。我宣布領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認三海里，我警告三十多次。他國內外都不滿意，我說一千次也不打，記一筆賬，這是對付流氓的辦法。後來掛了三十幾筆賬，他就不來了；手忙腳亂，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干。我們是十個指頭按一個跳蚤，美國是十個按一百個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國、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國是一個“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從“打草谷”學來的。美國統治時，後來有人建議“打草谷”不如收稅，收稅才能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不知比“打草谷”強多少倍。現在公社黨委實際上是恢復蒙古“打草谷”的辦法，落後的搶劫辦法。過去打土豪是正確的，“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和宋江一樣。現在對農民能這樣嗎？唯一的辦法只能等價交換，三級之間要有買賣關係，勞動必須出工資，義務勞動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創始“免役法”，把服勞役改為徵稅，由政府僱人，出工資，作各種服役的事業，這是很進步的辦法。我們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馬光的辦法了。司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對王安石的辦法的。公社可辦對社有利的工業，但僱人要出工資。一種是固定工人，另一種非固定工人，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術工人要有較高工資。亦工亦農的，待遇應與農民不同。工業、教育、體育只能一年一年地發展，量變有一個過程。寫詩不能每人都寫，要有詩意才能寫詩。如何寫呢？叫每人寫一篇詩，這違反辯證法。專業體育，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沒有衛星了，蘇聯才有三個衛星呢。

　　你們認為怎樣才能鞏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調、三收款，還是改變？我看這樣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為什麼改變公社的辦法？他們覺得浪費太多，義務交售制，餘糧徵集制不能刺激生產，才改為糧食稅。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實際沒有實行集體所有制，還是地主“超經濟剝削”，拿走農民的70％，因此，三十年還是只能進行單純的再生產。俄皇時代，無機械化和集體所有制，斯大林搞了這兩點，糧食產量和沙皇時代相等。那時可能是為了搞重工業，留的只夠農民吃，無力擴大再生產。當然不是斯大林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有一批熱心於搞重工業、搞共產主義。我們是辦公社工業，如果這樣搞下去，非搞翻農民不可。任何大躍進、中躍進、小躍進也不可能，生產就會停滯。

　　搞三、五、七年，來個過程，基本上以原來的高級社為基礎，等價交換，不能亂開條子。隊與隊是買賣關係，若干調劑要協商。災隊、窮隊沒有飯吃，由省解決。

　　一個是瞞產私分，一個是勞動力外逃，一個是磨洋工，一個是糧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蔔，晚上吃好的，我很贊成，這樣做非常正確。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抵制，河南分配給農民30％，瞞產私分15％，共45％，否則就過不了生活，這是保衛他們的神聖權利，極為正確。還反對人家本位主義，相反應該批評我們的冒險主義。真正本位主義，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險主義。錢交給公社不交隊，他們抵制，這不叫本位主義。給他錢，他不繳，才是本位主義。

　　安排時應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幾十。人民生活、公社積累（15—18％）、國家稅收（7％—10％），應同時安排。義務勞動要減少，公共積累要減少。多給一些社員看到的東西，減少供給部分，增加工資部分，糧食供給要堅持下來。“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筍炒肥肉。”多種經營，副業生產都要歸隊辦。

　　大問題是把六級幹部會開好，公社黨委來一個書記，管理區來二人，生產隊來二人，都要一窮一富。河南簡報要看兩遍，這是現場會議。對窮隊要講王國藩。河北省遵化縣雞鳴村區，窮棒子王國藩社現在是一個大社，很富了。開始只有二十三人，三條驢腿，無車無糧；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國家貸款，不要救濟，砍柴賣，從此出了名，變為幾十戶，幾百戶，現在多少戶了？各省都可以找出這樣例子來。自力更生為主，外援為輔，由貧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國家投資，第一是扶助工業，第二是扶助窮隊，四六開或三七開，窮隊占六到七。十億人民幣，三億交公社，七億交窮隊。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國家。窮人要有志氣，送給我，我也不要。窮隊有依賴思想，何應欽不發錢，我不搞生產如何行。

　　我們黨過去有很多山頭，逐步聯合成為統一的黨。軍隊也有幾個山頭，一方面軍有兩個山頭，二方面軍兩個山頭，陝北兩個山頭，四方面軍四個山頭⑥。在延安黨校，夕陽西下，散步時也分山頭。上館子吃飯，也分山頭。山頭之內無話不講，話不好給別的山頭講。在陝北甚至躲飛機時，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也分兩條路走，要命時也不混雜。我們採取什麼政策呢，要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消滅山頭。山頭是歷史原因和地區不同造成的。現在看，山頭消滅得差不多了。當時的共產黨有個共同綱領，中央實際上是“聯合會”，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麼托洛斯基、教條主義者到處整人。蘇區、白區都怕欽差大臣，批評人家為機會主義，奪取了黨、政、軍、財權；他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不准說敵強我弱，不准說泄氣話，只能講壯氣的話，曾幾何時（三年半）長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麼能有積極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覆幾次，赫魯曉夫不敢讓莫洛托夫當中央委員。我們對待教條主義，釆取治病救人、團結同志的方針。七大之前七中全會決議，會前搞清問題，大會是開團結大會，錯誤讓他自己講。除了王明是個未知數，其餘信任他們。

　　現在講的是生產隊山頭。每個生產隊是一個山頭，不認識，不承認，不照顧，就不能基本消滅山頭。英國是第一個帝國主義，現在美國超過了它，世界在變化。窮隊也會變化，窮的搞得好，大多數會過富的。公共積累辦的事業一年一年增多，將來可變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隊的所有制，永遠會有的。作為一個過程來看，過去我們沒有分析，武漢時沒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使我來想這個問題。要使公社一般懂得這個問題，這是客觀法則，違反它就會碰得頭破血流。如果我們不能真正說服他們，還是這樣猶猶豫豫，公社就會垮，人就會跑。

　　供給部分要少，工資部分要多，不要一縣一社（修試除外）。一社統一集中分配，任意調人、調東西，很危險。要迅速講清楚，辦法是開六級幹部會。有人說富隊會搞資本主義，我不信他能離開地球嗎？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現在他就跑了，這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沒有動刀槍。會不會離心離德？照現在的情況，有脫離太陽系的危險。現在我贊成跑，這樣可以使我們警覺，將來就不會跑了。

　　已發文件，作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經驗，然後到武漢去；你們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觀點不會變的。六中全會，缺少三級管理；隊為基礎，社與國家、社內隊與隊等價交換，這是認識問題。發現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決矛盾。發現是感覺，分析是理性，要有個過程；開頭是接觸，所謂分析就是揭露，解決是綜合階段。

　　一盤棋，要三照顧。生產隊有五億人口，千萬幹部（隊長、會計），得罪他們不得了。過去七十萬個小社，一社五十個幹部，則是三千萬幹部。瞞產私分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勁？決心那麼大？因為有五億農民支持他們，我們則脫離了群眾。認識這個問題，時間有五個月之久，相當遲；客現實際反映到主觀，有個過程。

　　文件還要修改，但基本觀點就是這樣，你們可以照辦。裡面供給和工資問題沒講，勞動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講。

　　工人寄錢問題，中心是說服公社，不能攔路劫搶。軍官寄錢回去，公社扣了，軍官有很大反映。財產權利必須神聖不可侵犯，這樣反而建設得快。要說服公社，懂得發展過程，懂得等價交換。邵大哥三支鋼筆，將來不至三支，共產主義可能有十支。

　　城市辦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說，要辦就辦一個，人民代表大會就是人民公社嘛。企業學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於要辦食堂隨你辦，至於家屬就業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已經是國有制還辦人民公社幹什麼？小城市和縣城還可以辦。

　　有些東西，不要什麼民族風格，如火車、飛機、大炮，政治、藝術可以有民族風格。幹部下放，軍官當兵，五項並舉。螞蟻啃骨頭，是中國香腸，不輸出，自己吃，這是馬列主義，沒有修正主義。公社倒是有修正主義，攔路劫搶、不等價交換。一平二調三提，不是馬列主義，違反客觀規律，是向“左”的修正主義。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於放屁。

　　【注釋】
　　①此句“向”，是過去口語中的習慣，是“到……那裡（這裡）”“從……那裡（這裡）”的意思，不做“給”講。
　　②武昌會議(1958年11月21-27日)：為了貫徹第一次鄭州會議的精神，進一步解決國民經濟中的高指示問題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黨中央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後不久，於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武昌會議在糾正“共產風”的同時，着重討論了高指標、浮誇風的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有關問題。會議首先傳達了第一次鄭州會議精神，然後毛澤東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講了話。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的內容主要有：1、破除迷信，保護科學；2、必須老老實實，不要作假；3、要“壓縮空氣”，把高指標降下來；4、關於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問題。這次會議，特別是毛澤東的重要講話，為克服當時工作中急躁冒進的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
　　③趙爾陸(1905—1967)：時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
　　④王鶴壽(1909—1999)：1956年5月至1964年4月任冶金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
　　⑤1958年8月23日開始炮擊金門。
　　⑥此指分頭行軍打仗。
　　⑦邵大哥：即邵式平(1900—1965)，江西弋陽縣邵家坂人，是我黨我軍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大革命時期，邵式平與方志敏是贛東北和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中國工農紅軍第10軍的主要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南局委員、中共華東局委員，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在黨和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人皆親切稱之為“邵大哥”。1965年3月24日因病在南昌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