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0年河南连续大旱灾，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造成的灾祸终于彻底败露。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画饼不能充饥，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信阳地委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恰恰是山查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甚至高征购不退，仍维持征购72.58亿斤。按官方统计数字，当时农民人均只有250斤原粮。实际上，由于大办地方工、副业，大办公共食堂，饲养场集中饲料，高产密植消耗大量种子，导致所剩口粮不多，也不在农民个人手中，所以一到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没有检讨他当时居然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与此同时，吴也迫使干部讲假话，对讲真话的人施予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份子、“阶级异己份子”关押起来。

严峻的局面已经出现，但1960年《河南日报》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针有所异议，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4月15日，吴芝圃荣耀地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黄泛区、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死人事件。农民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汤，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有人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但是，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那些极左的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被说成是坏份子、是地富反坏。信阳地区打人成风，向农民、干部逼粮，全区竟逮捕了1,774人，拘留10,720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据凯恩（Penny Kane）统计，1952-1957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斤，但1960年下降到只有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巿群众也以代食品——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省政府10月发出调整城乡口粮的规定，并急忙向四川调粮，但粮食大省四川这时也已无粮可调，遂向东北、广东借粮。但整个1960年，河南仅仅调入9,200万斤毛粮，人均不到两斤。种种努力已来不及遏止饥馑的蔓延，浮肿病大量发生，因饥饿病死的人数迅速增加。共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农业生产力，1960年粮食产量跌至177.38亿斤，1961年更跌至谷底，只有136.85亿斤。经过几年的调整、恢复，直至1965年，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河南人民则付出了生命的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