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0年河南連續大旱災，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造成的災禍終於徹底敗露。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農業產值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8.9%，糧食總產97.45億公斤，下降22.9%；1960年農業產值再下降11%，糧食產量僅有88.69億公斤。畫餅不能充飢，河南城鄉民眾陷入飢餓中。由於高指針、高徵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鄉村糧食儲備告罄，農民幾無糊口存糧。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後來統計，全省牲口死亡74萬頭）。信陽地委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恰恰是山查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總人口的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深知這些情況的吳芝圃，竟對中央謊稱只有5%的群眾生活安排不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甚至高徵購不退，仍維持徵購72.58億斤。按官方統計數字，當時農民人均只有250斤原糧。實際上，由於大辦地方工、副業，大辦公共食堂，飼養場集中飼料，高產密植消耗大量種子，導致所剩口糧不多，也不在農民個人手中，所以一到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斷糧。吳芝圃在1962年1月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59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沒有檢討他當時居然還堅持外調糧食8億斤。與此同時，吳也迫使幹部講假話，對講真話的人施予殘酷打擊，搞所謂掃“暮氣”，直至將之定為右傾份子、“階級異己份子”關押起來。

嚴峻的局面已經出現，但1960年《河南日報》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仍堅持全面躍進；兩次鄭州會議上已對高指針有所異議，譚震林與吳芝圃還繼續搞畝產雙千斤試驗；信陽地區正在餓死人，但在毛視察河南城鄉時，吳芝圃卻隱瞞不報。這年2月，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慌張地告訴吳芝圃發生死人問題，吳卻鼓勵他挺起腰來繼續干。4月15日，吳芝圃榮耀地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芬蘭共產黨黨代會。幹部群眾反對路憲文，吳不主張處分他，力圖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產、鋼鐵高產和第一個公社的“先進地位”。死人的事不斷擴大，密縣、黃泛區、鄲城、永城、虞城等縣因饑荒、疾病相繼出現死人事件。農民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湯，有人深夜偷偷煮野菜飯充飢，有人連鍋也沒有，早被砸了煉鋼；但是，偷藏、偷吃者一旦被發現，就會被那些極左的鄉村幹部抓起來批鬥、吊打，被說成是壞份子、是地富反壞。信陽地區打人成風，向農民、幹部逼糧，全區竟逮捕了1,774人，拘留10,720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據凱恩（Penny Kane）統計，1952-1957年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1960年下降到只有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只有靠剝取樹皮、挖掘草根白堊土充飢，城巿群眾也以代食品——豆餅、米糠、樹葉、綠藻果腹。省政府10月發出調整城鄉口糧的規定，並急忙向四川調糧，但糧食大省四川這時也已無糧可調，遂向東北、廣東借糧。但整個1960年，河南僅僅調入9,200萬斤毛糧，人均不到兩斤。種種努力已來不及遏止饑饉的蔓延，浮腫病大量發生，因飢餓病死的人數迅速增加。共產風與浮誇風摧毀了農業生產力，1960年糧食產量跌至177.38億斤，1961年更跌至谷底，只有136.85億斤。經過幾年的調整、恢復，直至1965年，河南糧食產量才回升到大躍進前的水平。吳芝圃的浮誇、大躍進的徹底失敗，使河南人民則付出了生命的慘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