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南街村和小崗村的社會存在談談對中國農村現狀的理解

　　這些年來，就中國農村到底應該走什麼道路採用何種經濟模式的問題，基本上集中在兩個具體的社會存在模式上，一個是以南街村的模式為代表，一個是在維持着小崗村的光輝形象。我個人認為，小崗村不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好模式，但是，對於像南街村這樣客觀存在的事實，也難以在如今的中國農村大面積實現。

　　我們在談論一個事物的存在是否對錯的時候，必須結合歷史的現實情況來談，不能簡單用貼標籤的方式來標註，更不能因為某個特定的成功現實，就可以說全國目前的農村都應該立刻這麼去做。

　　小崗村，是作為中國農村徹底摧毀集體經濟而實施分田單幹的政治典型，這是首先必須明確的。也就是說，今天現實中所存在的小崗村，就其自身的農村生產的經濟模式，從是否代表時代先進性這一點上來說，已經是徹底破產了，已經不能作為一個未來發展的客觀代表。當時的特定歷史現實條件下，是一些人為了政治的需要而特定樹立的，不是真正能代表當時中國廣大農民真正利益的。在今天的現實對比中，如果我們還認定這種模式是一種先進生產的方式，可以帶動中國的農村徹底擺脫貧困走向全面富裕，那是在徹徹底底的說慌。因此，就小崗村和南街村的對比，現在那些過去樹歷史標牌的人，不是說小崗村如何，而是說南街村也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成功範例。像這樣通過騰挪來偷梁換柱的政治手段，簡直就是一種卑鄙。小崗村這種模式，失敗了就是失敗了，已經不需要遮擋了，更不要化那麼幾百萬元的資金去建那麼一個紀念館。我們今天談論小崗村，只是在進行一個歷史性的總結過程，目的是如何去探詢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如何扭轉中國“三農”問題的被動政治局面，採用何種政策手段和方式，來促進中國的農業走向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上去。

　　可是，當面對現實的時候，那些當年和現代的政治代表人物，總是不能客觀地去承認自己政治上的失敗和錯誤，總是還希望像尋求政治上的救命稻草一樣，在這個世界上尋找遮擋他們面目的各種理由。因此，就小崗村的探討問題，以及對於南街村的糾纏，其實就是個人政治私利的一種表現。由於牽涉到當年國家政治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問題，所以也存在迴避歷史和逃避現實的客觀情況。

　　中國人在很多問題上自我就存在一個最大的致命的弱點，就是作為決策者，特別是政治決策者，無論是自己還是對於自己的前人，都是不遠正面面對着客觀上已經發生了的一切，總是希望千百年之後再去談論這些問題。我覺得這樣不是一個民族真正的完全徹底的成熟的表現，是缺乏歷史勇氣的一種客觀事實。因為對於一個開創未來的民族來說，在具體的實踐中，當沒有正反兩個方面的具體實踐經驗的時候，走一些彎路，做出一些錯誤的政治決定，是非常正常的，也是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的。問題的關鍵是，當前進過程中發現了問題的時候，我們是不是立刻首先自我認識到了，第二個就是當認識到這個錯誤的時候，是不是坦誠地去承擔這個現實的責任，並且有能力和勇氣去扭轉這個已經發生了的現實，向着好的方向去繼續努力。因為任何成功的道路，都不可能永遠是直線的，通過曲折的方式達到我們的目的，這有什麼不可以理解的呢？可是，國家政治上的忌諱，必然使得我們喪失了很多大好的時間。在艱難的發展歷程當中，沒有什麼東西比時間更為寶貴了。因此，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來說，政治上的決斷，是最為關鍵的，也是必須的。

　　那麼，作為現在客觀上已經成功的範例南街村來說，在總結其成功的經驗教訓過程中，是不是可以在全國廣大的農村全面實施，我個人認為，這也不符合目前中國的客觀實際。

　　首先是中國目前絕大多數的農村，從國家政治上已經處於極度的鬆散狀態。

　　對於中國的農村，不要說縣鄉一級的國家管理機構，就從村這一級的基層農村機構來說，基本上都已經處於無政府狀況。而作為一個成功的集體經濟，他的成功的一個政治條件是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因此，像南街村這樣的典型，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已經不具備這個政治條件了。我們期望中國的農民能儘快擺脫貧困，可是由於政治的基礎已經不再大面積客觀上存在了，因此要在一個統一的模式下都按照南街村這種模式去發展，是不現實的，只能是使得中國的農村越來越亂。因此，恢復黨在中國農村的積極作用，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我們過去在解散農村集體經濟的過程當中，不是簡單的一個經濟行為，而首先不表現在國家政權上面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對於以小崗村人為樹立起來的典型作為全國農村模式在全國進行一刀切，其實就是在徹底摧毀着黨對農村的人民的領導權利，這點已經在中國的農村成為現實了。而恢復一個良好的農村黨建過程，其難度是可以想像的。而這一步過程，是需要國家來創造客觀條件的，不能簡單地靠一兩項政策就可以做到的。中國農村人心渙散，是一個現實的政治事實，用急切的方式去解決一個歷史上的重大錯誤行為，是不對的。

　　第二就是中國目前大多數的農村，從社會保障程度上來說基本上是很差的。

　　由於集體經濟的摧毀，使得農村的公共事務，已經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能力去解決。而目前的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對於耕作面積狹小的現實來說，矛盾是非常大的。面對中國地少人多，而且自然條件惡化的這種客觀原因，如何在解決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條件下，再通過有效的國家保障體系來實施中國農村經濟的根本性變化，需要多大的努力呀！農村保障體系包含有孩子就學、醫療衛生、老人撫養、民主決策、勞動就業、經濟生活等方面，而這每一個方面，對於處於困境的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艱難工作。從目前看，國家再有限的財政能力下，能基本上再全國範圍內解決農村孩子的就學問題，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因為這是一個為了千秋大業的未來事情。就這麼一個問題，是不是能堅持長久地認真做到底，我想在不同的區域，可能都是有不同的難度和困難的。

　　在我從小生活的農村，我看到的社會現實是，很多農村的村一級的機構，連一個進行辦公的場所都沒有，這在過去的年代，都是不可思議的。在西北地區，一些宗教的場所的建設過程，是非常迅猛的，這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其實就是一個政治上非常危險的行為。可是，我們某一些人，沒有看到這種局勢下的潛在危險，還在那裡唱讚歌，實在是難以理解。

　　第三就是在國家的政治地位上，是國家的一系列行為，使得生活在中國農村的廣大基層的百姓的政治地位已經在極度地降低。

　　像拖欠農民工資的問題，表面上是一個政府的經濟管理問題，其實核心問題是農民在國家政治的地位問題。還有就是在中國接二連三發生的煤礦爆炸等傷害農民生命的行為，其實也是中國的農民，他們在國家政治上基本上沒有任何實實在在的政治地位。農民在國家政治地位上的喪失，必然使得他們在國家的民主決策、政策制定、人身保障、經濟發展等方面是必然要失敗的。目前，通過各種相關媒體在為農民利益呼喊的人，基本上都是處於一個人的基本社會良知上，而難以從一個國家政治的主體上去真正做到徹底恢復農民在中國政治殿堂中的主導位置。

　　當一個又一個慘烈的社會現實在用農民的生命去做鋪墊的時候，只要是國家政治主體結構中沒有農民的政治主導地位，一切的行為，只不過是在那裡做秀，或者只是一個簡單的維繫過程。

　　我所理解的中國農村，之所出現了像“三農”這樣的問題，就是中國過去的農村改革，是徹頭徹尾的失敗的國家政治行為。中國的農村的所謂改革，不是一個簡單的國家經濟手段，而是一個政治上的重大行為。因此，當面對一二十年來所積累的這些問題的時候，除了在國家政策上以穩定為暫時的手段之外來應急之外，就是國家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從政治大局的方面去徹底改變中國目前中國的政治態勢，是必須要考慮的。從目前看，主要是加強農村真正的民主監督工作，恢復黨在農村的正確領導的能力，為後續的農村政治變革，創造出一個良好的基本條件。

　　目前，除了那些大中型的國有企業的工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維繫着國家安全的作用之外，其他的至少在目前是難以做到的。希望國家在分析農村現實情況的時候，要看到國家力量所依賴的政治力量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否則，將來所面臨可能要發生的危險的時候，會尋錯了政治堅定力量的。

　　我們現在面對的現實是非常殘酷的，無論是來自外面的，還是處於國內自己方面的。在這種前提下，就必須要求我們國家的領導人，要相信你所依靠的人民，要真誠地從國家政治上去為他們謀利益，其他的，最多是團結的對象，這是認識中國農村現實和其他問題的關鍵所在，千萬不要被那些所謂的社會精英們在國家政治上所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