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1”公約——博愛高於利益
作者：關敏

美國400年民主的實踐表明：民主，絕不是要讓多數人和少數人相互纏鬥，而是要讓博愛作主。要讓每一個人都成為權力的主人。民主，就是要讓所有人都和平共處、都得到尊重，要讓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基本的人權和基本的自由、從而讓每一個人都能真正成為國家權力的主人。我們要把“多數可以剝奪少數”的“多數暴政”的錯誤“民主”觀，徹底拋棄。我們要建立起博愛第一、博愛高於利益、人權大於權力的正確的民主觀念。

一，博愛是進入民主的關鍵

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提出“功利主義”就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它曾被某些人視為民主的第一原則。在我國幾乎成了正確的化身：動輒就說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甚至連微信群都以多數的名義剔他人。這就是民主的弊端——多數暴政：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允許犧牲、剝奪少數人的權利。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假如吃掉1個人可以救活3個人的話，他們也會這樣干。這是與正義衝突的。正義是個體為了與其它個體平等自由地共存而自願接受的預設前提，它是終極價值。這些終極價值來源於對上帝的信仰。正義需要普世道德即絕對道德來保證，而絕對道德是以十誡為根基的。“十誡”為全社會秩序奠定了心靈基礎。

唯有提倡博愛和平，才有完全永遠的光明。歸根到底，民主自由、人權憲政，只可能建立在博愛和平的根基之上，絕不可能建立在為利爭鬥的錯誤信仰之上。為利爭鬥，永遠黑暗。無論怎樣流血犧牲，卻總是沒有公義，沒有和平，沒有民主，沒有自由。剝削應當被糾正，剝奪必須被禁止。惟博愛能糾正剝削，惟博愛能禁止剝奪。惟博愛能清除人世間的一切不義和罪惡。博愛，這是耶穌向全人類指明的真理、道路、生命，我們應當歸向祂。

平等待人、愛人如己就是博愛。博愛不是居高凌下的嗟來之食的施捨；而是一視同仁、普遍的平等的愛。基督教的博愛超越了血緣關係。為了貫徹這普世的愛，耶穌當着眾人的面否認了他的生母。他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在這裡，親子間個別聯繫被否定了，因為上帝的愛是無私的、平等的。西方社會主張的程序正義、給相同的人以相同的待遇，就是發軔於宗教中的博愛。相同的案件應做出相同的判決。不能因人而異，這並非只是正義原則，同時也是博愛原則。耶穌說：“愛你們的敵人並為那些迫害你們的人禱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壞人；天父的雨既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福音》）。博愛不是不要社會正義的愛，而是在伸張正義的過程中將愛貫徹到底的愛。一個博愛的人也會主張懲罰兇手，因為人必須為自己的罪行承擔責任；但他不會懷着對罪犯的仇恨來實施懲罰，他會因一個生命被罪行所毀而痛惜，他會為罪人的不幸墮落而傷心。這種愛對己是一種悲劇性的告誡，因為自己也可能犯罪；對罪犯是一種同情式的惋惜，它會撼動罪犯內心那頑固的恨。與之相反，如果把懲罰罪犯的正義要求變成對他的深仇大恨，把對罪犯的懲罰變成一種瀉恨的方式，恨就會滋生更多的恨。只有愛可以否定恨並戰勝恨，而恨不僅不能否定恨和戰勝恨，還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謂“因恨生恨”。世俗的愛恨情仇之所以輪迴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們之間割不斷的糾纏。

反對利益第一，提倡博愛第一；既不讓少數決定一切，又不能多數決定一切。那麼，最終由誰來決定呢？應當由博愛來決定，應當由全體來決定。一切強制性法律、一切重大的改革，都應當在全體同意的基礎上達成。一切重大問題，都要全力尋求多數同意、少數也可以接受的共識。在未能達成共識前，先維持現狀。並始終保持和平的協商交流。這種要求和平共識的辦法，在一個提倡博愛和平的社會中，一定可以很好地運作。而在提倡利益第一的社會中，是無法運作的。所以，提倡基督教的博愛，就是中國能夠逐步進入民主的根本關鍵。

上帝的博愛所結的果實，可以在香港在台灣在澳大利亞在比利時在南鮮等世界各處，都清楚見證。台灣的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張學良馬英九都是基督教徒，香港的曾蔭權也是基督徒；在澳大利亞的執政階層多數是基督徒。在南朝鮮，信仰基督的國民早已超過半數。這一切都說明，基督信仰與民主自由，並非表面和偶然的巧合，乃是根本的必然的因果關聯。

二，五月花號公約——美國民主自治的標誌

1620年9月6日，41個家庭的102名清教徒組成的移民隊伍，在清教長老威廉.布雷福德的率領下，從英國普利茅斯港乘坐“五月花號”貨輪出發，駛向了北美大陸。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中寫道：那些在新英格蘭海岸落戶的移民“決非為了改善境遇或發財；他們之離開舒適的家園，是出於滿足純正的求知需要；他們甘願嘗盡流亡生活的種種苦難，使宗教理想獲致實現。”經過66天的博斗，他們終於看到了新大陸的曙光。在航行過程中，有一人死亡，有一新生命降生。船上有102名乘客。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號”船就在科德角外普羅溫斯頓港拋錨停了下來。他們的目的地本是哈德遜河口地區，但由於海上風浪險惡，他們發現自己離弗吉尼亞的詹姆斯敦殖民區相距甚遠，他們抵達的普利茅斯已超出了英王的管轄範圍。他們無權在此居住。由於那時已是深秋，他們決定就在那兒登陸而不繼續航行。

上岸之前，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聲討論：將如何管理未來的新世界，依靠什麼？領袖、軍隊、還是國王？他們決定將這個問題弄清楚之後再上岸。參加討論的是船上的51名成年男子，其中41名男乘客在船上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the mayflower compact）。這份公約是由“五月花號”船上的每一個家長、每一個成年單身男子簽署的。由於婦女那時沒有政治權利，所以沒請她們簽署。

其內容是：“以上帝的名義，阿門。我們，下面的簽名人，作為偉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順臣民，為了給上帝增光，發揚基督教的信仰和我們祖國和君主的榮譽，特着手在弗吉尼亞北 部這片新開拓的海岸建立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莊嚴的面貌出現，現約定將我們全體組成政治社會，以使我們能更好地生存下來並在我們之間創造良好的秩序。為了殖民地的公眾利益，我們將根據這項契約頒布我們應當忠實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並視需要而任命我們應當服從的行政官員。 ”

五月花號公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政治契約性文件，在美國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公約開頭便是“以上帝的名義，阿門”。可見，共同的信仰是契約的基礎。清教徒認為：政治契約等同於上帝的法規，對所有的人均有約束力。契約原則遂演變成為美國民主的核心。在他們看來，任何人對他人都沒有天然的權力，暴力不能產生權力；所以，人類社會的任何合理的權力都奠定於人民之間的相互約定基礎上。社會契約是神聖的，政府是神聖契約的產物，這樣的統治才有合法性。這樣，他們把宗教問題擴大為政治問題，將政治問題轉變為法律問題，防止暴君的思想進一步演變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這就孕育出美國人的尊法觀念，並將社會生活納入法治的軌道。

清教改革家羅傑.威廉斯指出：“我從這契約中推斷出……主權、公共權力的源泉和基礎在人民之中。……顯然，他們所建立起來的政府只能在人民同意的情況下，擁有人民賦予他們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學者所出，在《五月花公約》中，“我們看到最早表現出來的﹑一個由眾人表決認可而建立的管理集體的想法。它體現了這樣一個信念：即人民自身，不依賴外在機構的指引，能夠自主簽訂公約，開創一個自我管理的社會。……這些先民同時也為代議制政府的形式奠定了基礎。……它標誌着‘政府須經被治者同意方可統治’原則的確認。”

五月花號公約被認為是世界近代史上的成文憲法的雛形和美國憲法的起源之一；公約所確立的原則亦被視為美國精神的起源，其歷史作用不亞於後來的《獨立宣言》。法律是每個社會成員協商制定的契約，不是靠權力強加於人的命令。法律的力量源於民眾對法律正義性的認同而自願服從，不是懾於法律的暴力；法律是為了維護全體社會成員的整體利益而不是為了某個家族的利益而制定的。這份寫在一張簡陋的紙上的公約從法理上否定了君權神授的謬論，拋棄了少數人享有特權的貴族制度，確立了主權在民的原則。這裡面所包含的意義和力量，如同一道閃電劃破了專制的鐵幕，影響了隨後的英國革命。

基督教反對利益第一，提倡博愛第一，既不讓少數決定一切，又不能多數決定一切，那麼最終由誰來決定呢？十分清楚，應當由博愛決定一切，應當由全體決定一切。一切強制性法律、一切重大的改革，都應當在全體同意的基礎上達成。以後，盧梭根據這一史實寫出了《社會契約論》，他說，“唯有一種法律，就其本性而言，必須要全體一致同意，這就是社會契約。除了這原始的契約之外，多數投票總是可以約束其它一切人”。“這種（原始的）契約並不是上級與下級之間的一種約定，而是共同體與其各個成員之間的約定。它是合法的約定，因為它是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它是公平的約定，因為它對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約定，因為它除了公共利益之外，不能再有其他目的；它是穩固的約定，因為它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的權力作為保障。”

1620年11月11日在荒涼的海港的一條船上所達成的五月花號公約為北美的自治和法治打下了基礎。那些參加簽約的人組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自治體，這個自治體具有選舉官員、通過法律和吸收新的投票委員的權力。他們每年舉行一次大會，通過法律，選舉總督和總督助理。在自治的社會結構內，沒有世襲的貴族或君王。他們在1636年通過了一套完整而詳盡的憲法——《統一基本法》，對殖民地的政治結構和居民權利作了文字上的規定。1639年後，殖民地代表大會變成了殖民地議會，非教會成員的自由人也可以被選入議會。五月花號公約的效力一直持續到1691年該殖民地併入到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為止。

受《五月花號公約》的影響，康涅狄格殖民地於1639年制訂了《康涅狄格基本法》，其序言云：“1636年胡克牧師率其教會信徒從馬薩諸塞之新城到康涅狄格，堅定地主張政府的權力當建立在人民的自由允許之上，……我們深知凡人們聚集之處，上帝的意旨指定為了維持此團體人民的平安及團結，當建一個依照上帝而立的有秩序而賢良的政府……以維持自由及我們所奉的我主耶穌聖經之純潔性以及教會之清規……”。該法已確立了政府權力來自於人民同意的原則。《康涅狄格基本法》共分11條，包括政府的權限、官員（包括總督）的產生、選民的資格以及選舉程序等方面的明確而詳細的規定，被譽為世界上的第一部成文憲法。康涅狄格憲法誕生後150年，它的後人們提出了康涅狄格式妥協，拯救了美國費城制憲會議。

托克維爾認為，美國的民情已經紮根於歷史上形成的新英格蘭鎮自治制度。此制度早在17世紀開始形成，後經基督教新教的地方教會自治思想而培養壯大起來。新英格蘭的社區，規模一般較小，鎮民一般在鎮公所或教堂集會，來決定政策與選舉政府官員。在新英格蘭地區的這種類型的地方政府，其核心是鎮民會議。凡涉及全體居民利益的事務，都在公眾場所召開公民大會討論決定。鎮民會議很像古希臘所實行的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在西進年代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於中西部。西進的移民群體一般都自行組成社區，他們去的地方沒有政府，因而就訂立類似於“五月花公約”一類的協定，實際上這是組成自治政府，在西部移民社會裡，其政府實行多數決定製，這與歐洲國家的村鎮政府毫無共同之處。西部的多數決定製反映了他們的平等思想。一般說來，西部居民每人都擁有一個農場，這樣的經濟平等必然要求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

托克維爾說，“使英裔美國人的社會得以建立的，正是宗教。在美國，宗教是同整個民族的習慣和它在這個國土上產生的全部情感交織在一起的。這就使宗教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斷地以宗教的方式對美國人進行民主理念訓練。美國教會中的重大決策，莫不透過民主程序制訂。教會的每一個團契，其人事、經費、活動，亦皆是透過民主程序決定。美國教會既發達，而美國的憲法精神又以聖經為藍本；政治制度與教會行政制度，幾乎近似得像雙生子。可以說，美國實行民主制度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美國人從小在教會受訓練，走進政府以後，把教會所學習的運用在國會即可。正是這種長期反覆的訓練，構成了能夠把大多數美國人的精神、意志和思想經常集中起來，並保持其整體性的共同信仰。沒有這樣一種共同信仰，一個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形形色色文化歷史背景的、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移民及其後裔組成的美國社會根本無法保持其正常的存在，更談不上發展與強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宗教構建了美國，也只有宗教才能構建美國。宗教在構建美國的同時，也構建了美國的公民社會。

三，博愛高於利益的美國慈善事業

我在《美國的官為什麼不愛錢？》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2455194中說：美國人注意培養公益(public service)信念，也就是中國人所說的社會責任。比如，小孩子從小就有童子軍，到公共場合幫忙做事。考大學時，如果只是學習成績好，沒有做過公益事業，好大學是不會錄取的。經過這樣長期的培訓，大多美國人都有一種公益精神，成人後，很多人都在自己的教堂、市政廳、居民管理處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成為社區的義工。

美國清教徒刻苦禁慾、履行天職、充滿信心、擔當社會責任；他們深信勤儉致富乃上帝嘉許的美德，聚集財富一定要符合公義原則，並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向社區回饋。美國人形成了“拼命掙錢、拼命省錢、拼命捐錢”的傳統。美國早期慈善家本傑明.富蘭克林，就是通過大量的個人捐款以改善其所在的社區，創立了地方公民組織（如志願者救火隊）以及其他公益設施與機構。這種財富的回饋的傳統，可參見哈佛等長春名校的創辦史，以及無數私立學校、醫院、養老院、救濟院的創辦史。

美國富翁生前節儉、死後把財產捐獻給慈善事業，比比皆是。資本家卡奈基，一生致力於發財致富，後來又把它全部分贈給文化事業基金。又如：洛克菲勒家族，經過三代人的經營富可敵國；耐爾森.洛克菲勒曾任紐約州長和美國副總統。聯合國的地皮是他們捐贈的，紐約州立大學所屬的許多校園都是他們出資建的。耐爾森死後，把宅第和莊園全捐給了國家。洛克菲勒山莊的主樓的二、三層還有他的後人居住，據介紹，這些後人得按月給國家付房租。

美《商業周刊》評選出了2000～2004年期間美國50名最大慈善家。比爾.蓋茨以100.85億美元的捐款位居該排行榜的第1名；迄今為止，他捐贈總額已達到279.76億美元，占其淨資產的58%。英特爾創始人戈登.摩爾夫婦排第2位，在該期間共捐贈或承諾捐贈70.46億美元；迄今為止他們的捐贈總額已達到73億美元，占其淨資產的192%。伯克希爾.哈薩威（Berkshire Hathaway）公司首席執行官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排名第3，該期間共捐贈或承諾捐贈27.21億美元；迄今為止，捐贈總額為27.3億美元，占其淨資產的8%。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排名第4，該期間共捐贈23.01億美元；迄今為止，捐贈總額達到51.71億美元占其淨資產的72%。據統計，這50名大慈善家的捐款總額高達650億美元。

袁偉時說：西方那些比我們闊得多的世界富豪們，常常過着一種節儉、樸素、節制的生活，他們往往要把很多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轉移到別人身上。2004年2月《福布斯》雜誌公布：比爾.蓋茨以其名下的淨資產466億美元，排名世界首富。這位首富沒有私人司機，公務旅行不坐飛機頭等艙卻坐經濟艙，衣着也不講究什麼名牌；他對打折商品感興趣，不願為泊車多花幾美元。他向外界公開了遺囑，其中宣布將把全部財產的98%留給自己創辦的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這個以他們夫婦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將負責把這筆錢用於研究艾滋病和瘧疾的疫苗，並為世界貧窮國家抵禦這兩種疾病提供援助。他為自己的3個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萬美元和價值1億美元的家族住宅。

世界第二富豪、素有“股神”之稱的沃倫.巴菲特曾當着他孩子的面在公司大會上說：“那種以為只要投對娘胎便可一世衣食無憂的想法，損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觀念。我希望我的3個孩子有足夠的錢去干他們想幹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錢卻什麼都不做。”他宣布，將自己超過305億美元的個人財產捐出99%給慈善事業，用於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及為計劃生育方面的醫學研究提供資金。這筆善款的大部分將被託付給比爾.蓋茨的慈善基金會。

1991年美國人捐出了1168億美元，以1992年為例，全美國當年的慈善捐款共達1243億美元，其中來自個人的達992億美元。1996年則上升為1507億美元。2001年個人捐款的數額高達1610億美元，來自遺贈、基金會和企業的捐款達到了2120億美元。2005年全世界發生了一系列的大災難，其中最突出的包括亞洲多國發生的海嘯、巴基斯坦的大地震、以及卡特里娜颶風對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的侵襲。美國人為救助這三場自然災害的受害者共捐出73.7億美元。美國捐贈基金會2006.6.26公布的報告估計，2005年美國人的捐贈總額達到2602.8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6.1%。2006年11月27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說，美國各階層的2006年捐贈總計將達約3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2%的總產值。該刊還說，不論是按人口比例還是按產值比例，美國的私人慈善公益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慷慨。

每年天文數字般的捐獻中，據有關統計，來自公司企業和其他機構的捐款僅占15%，85%是民眾個人捐的，其中又有70%來自普通人。這意味着是否捐款和個人的經濟條件沒有必然的關係。而且，低收入者捐款時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捐款占他們總收入的百分比更高。收入在1萬美元以下的家庭，他們捐出收入的5.2%。可是，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他們的捐款比例僅為2.2%。70%的家庭捐贈過錢財，年平均捐贈額超過1000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經濟在全球獨占鰲頭，一直處於領導地位。美國人口不到全球5%，但美國的產值卻占全球的43%，科技產品占40%，研究和發展的成果占50%，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獲得者中有1/3的美國人，美國諾貝爾獎的人數占全球獲得該獎人數的70%以上，截至2003年美國共有273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世界主要的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資金來自美國。美國軍事占世界的近一半。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教育和文化最發達的、科技和經濟最發達並有完善的社會福利保障的國家，美國已成為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有大量富人捐款辦公益事業的國家，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包容性最大的移民國家，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開放的、流動性最大、最穩定的國家，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民主與法治程度最高的國家。美國不僅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輻射到全世界，而且還成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幾十萬留學生湧向美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代表。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國，而是美國的價值符合全世界人們內心的呼喚。

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強，和多數美國人信宗教有關。所以說，是宗教意識決定了整個制度、人與人的關係和經濟的表現，不是“倉廩實而知禮節”的唯物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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