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民国宪法诞生71周年

作者：关美文

1840年以来，多少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积极探索中国的宪政民主之路。清末发布了两部保障皇权的宪法。中华民国颁布了6部宪法，总体上呈进步态势，因战乱等原因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中共上台后炮制了5部宪法，其首要目的都是保护共党的特权私利，驯化和奴役人民。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以下简称四六宪法）在台湾实施，让台湾稳步走上了民主之路，成了中国大陆的榜样。

一，四六宪法的制定程序，正义合法有效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签立“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国民党8人、共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数项协议，决定政府改组结束一党专政，成立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并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经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王世杰的推荐，民社党的张君劢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宪草期间中共代表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陆定一等与张君劢多次私下协商宪草问题，并在达成一致后再提交审议会审议。中共代表吴玉章在政协会上慷慨陈辞：“我们主张省为自治单位，自下而上的普选。依据中山先生遗教，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中共提出的多项意见大部分都在最终宪法中得到采纳。国共两党对宪草条文的11处争执中，最终四六宪法采纳了共党意见的有7条，采纳国民党意见的只有3条，另有一条（关于“国大职权”）是国共双方意见的折中。当时的自由的民间舆论即私人报纸杂志进行广泛报道和争论。

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于南京召开，要对政协宪草做最后的修正，国民大会代表席次分配如下：区域代表770人，最后报到735人，全部由地方民众一人一票选出。其中包括了台湾12人、新疆13人、西康14人、青海9人、兴安2人、热河8人、察哈尔7人、绥远10人、宁夏9人。特种选举，包含西藏24人（达赖和班禅各推举12人）、外蒙古25人、妇女保障名额20人、华侨43人、军队40人。职业代表437名，由工会内部推选。党派代表670人，包括国民党220人、共产党190人、民主同盟80人、民主社会党40人、青年党100人、无党籍40人，全部由各党推荐。除了少数代表不克参加，中共和民盟故意拒绝参加外，人数依然超过法定人数的3/4，所以大会顺利召开，最后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争执后，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三读通过了。从代表名单来看：制宪国民大会集合了各党派的代表、各职业的代表、各行政区的代表（而且包括台湾、大藏区、内外蒙古和新疆）、华侨代表、 军队代表、还有妇女团体的代表，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具有全中国民意的合法性；远远胜于中共一党包办的人民大会和政协会议。

二，四六宪法的内容合乎普世价值

从宪法内容看，中华民国宪法98%来自张君劢起草的政协宪草。是国共两党及其它民主党派的共同成果，既有国民党的五权理论，又有民盟的内阁制思想，也有中共的立法委员全国直选的建议。四六宪法的进步性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四六宪法把保障人权放在重要位置

保障人权作为政治的目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人身、居住、迁徙、言论、结社、出版、通讯、信仰等自由，有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受教育权、请愿权、诉愿权、诉讼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等。在第22条又补充规定，对于人民的自由权“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这是对公民权的积极保护。这种基于人权保障所设立的条文是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宪法手段。虽然不像当今德国宪法，第1条开宗明义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但在140字的第一章总纲之后，紧接着第二章就是人民之权利与义务，先于“国民大会”和“中央政府”等对国家机构的规定。在形式上昭示了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目的。

台湾公民自由权的扩充还可以从大法官会议的宪法解释中看到。宪法第22条对公民权作出了概括式规范：“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正是以此为依据，大法官会议在对许多具体的宪法事实的解释中，扩展出诸多的“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例如，人格权（释字第399号），隐私权（释字第603号），婚姻自由权（释字第242号），性自由权（释字第554号），契约自由权（释字第576号，第580号），等等。更具意义的是，对“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之言论，《集会游行法》规定，主管机关在许可集会游行之前进行审查。而大法官会议所作的解释则认为，此种审查“与宪法保障表现自由之意旨有违”，而裁定《集会游行法》的有关条文失其效力（释字445号）。在法律的调节下，由于公民自由权的扩充，导致政府权力的缩减。这是地地道道的宪政。

2，四六宪法杜绝一党专制和阶级压迫

虽然国民党在民国建立后的很长时期是一党独大，但是民国宪法中并未规定“一党专政”。四六宪法第1条虽然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停留在以主义立国的框架内，但并没有确定某个党是领导党，而是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为“主权在民”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第7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就从最高法律上规定，任何阶级和党派的人，不得压迫其它阶级和党派的人。推而论之，四六宪法杜绝了一党专制和阶级专政，禁止党派压迫和阶级压迫，保障社会公正

1950-80年代，台湾仍然有宪法名义上的多党政治。除了国民党外，尚有民社党和青年党为合法政党。人民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空间。在这期间，民刊促进了宪政运动。最早启动“民刊运动”的刊物是1949年11月创办的《自由中国》。其批判政府的言论激烈广泛，涉及于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反对党化教育，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乃至主张建立反对党。该刊1960年遭禁，主持人雷震送监。之后，又有1960年的《大学杂志》、1975年的《台湾政论》和1979年的《美丽岛》等一些国民党外杂志诞生，以批评时政为主。这些杂志或被查禁或艰难行进，可谓前赴后继。至1980年代后期，民营的刊物达30多家，汇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民主力量，激烈地冲击着威权体制。当时以至于现今的绝大多数知名的非国民党政治人士，都是起于办民刊或借助于民刊而成长起来的（见曹思源《亚洲宪政启示录》）。

中共宪法规定中共是领导党、推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实质上就是从宪法上宣扬和确定党派压迫和阶级压迫。中共是老子党，民盟、民革等中共认可的“民主党派”都是儿子党。其他党派都是“反革命组织”，都遭到镇压和取缔。在法律面前，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的人，是不平等的。那么，整个社会就是绝对不公正的。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中共创造性地把人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几十个等级，又在所有的人群中暗划左中右排队，挑动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压迫，建立党派吃党派、阶级吃阶级、人吃人的社会。

四六宪法第138条规定：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第139条规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如今台湾的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大陆的军队是党军。中共正是利用私家军来维持中共的专制统治。四六年宪法还明确规定：法官和考试委员超出党派之外（第80条、88条）等。这种超越了党派的中立立场，为台湾宪政发展从最初阶段就提供了一个可以预测的方向，即多党民主制。

3，四六宪法体现了分权制衡的宪政精神

四六宪法融合了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在政制设计上兼用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总统虽有提名高级官员的权力，但其任命生效须得到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总统虽有“核可权”，但行政院却并不对总统负责而是对立法院负责，防止任何政党利用国民大会垄断政权，也防止总统独裁专制。这种半总统制半内阁制的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充分体现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制宪思想。

宪法第171、第172条规定了法律的效力层次：“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法律与宪法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命令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无效。”由此，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第78条规定：“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从法理上的推论，就是可以把司法解释权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保障司法独立。这一问题在民国政府迁台之后的宪法修正案中得到解决。国民政府迁台后，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共发布了700多号大法官解释文书，其中大部分为宪法解释。宪法条文多为原则性规定，适用时易产生疑义，须由大法官会议解释，可以补充宪法文字之不足。其效力如同国民大会之修改宪法。宪法文本的前言部分为释法的首要依据。这些解释对坚持四六宪法的基本原则，推动自由民主的宪政向上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4、四六宪法保障了地方自治

四六宪法在地方制度的条文中宣示：自治法不可与宪法相抵触（第112条），“省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无效”（第116条），以维持宪法和法律的高层效力。同时宪法赋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省成为地方一级自治单位，得制定省自治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监察院拥有类似联邦国家参议院的职权。宪法第十一章中规定，省、县实行自治，省议员由省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议员和县长由县民选举产生；属于县的立法权由县议会行使。县民对县长及其它自治人员，依法行使选举罢免之权。宪法所确立的选举制度中，有两项特别重要。一是：“本宪法所规定之各种选举，除本宪法别有规定外，以普遍、平等、直接及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第129条）；“本宪法所规定各种选举之候选人，一律公开竞选”（第131条）。仅就直选与竞选而言，四六年宪法优于中共宪法。

从1950年开始，台湾实现乡镇，县市两级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的公民直选；1954年又实现了省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1969年实现了中央的民意代表的直选；1994年的宪法修正案实现了“公投入宪”；最后，1996年实现了总统的直选。

竞选制度在台湾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造就了一个反对党。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从事台湾政治反对的人物，正是经过了多次竞选的考验，才开始聚集成为一股对抗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党外群体。这一群体继而发展组建反对党，最终形成了今日两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格局。上下起落，和平有序，一切由选票决定。

虽然，台湾的宪政发展也得益于蒋经国的改革。但其基本形态已在四六宪法中形成。宪政之于大陆，尚无任何机会，大陆人民只能在中共的操控下直选村长，而且村长只是村里的二把手，必须听党书记的话。

5，四六宪法章节安排合理，文字精炼通俗

四六宪法的写作技巧很高。章节层次很有逻辑性，重点突出，文字精炼，通俗易懂。主导起草四六宪法的张君劢先生不愧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哲学家、宪法学家。四六宪法总纲仅140字，全文不到9200字。中共1982宪法总纲近3400字，另外还有1700字的教条序言，全文长达16000字，屁话连篇，又臭又长，不伦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句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是谎言。

伊拉克埃及印度希腊都比中国历史更古老，连英国的巨石阵就比黄帝传说古老。“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意淫。所谓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就是“人吃人”的传统。那一次改朝换代不大规模吃人？林彪围困长春城，导致人吃人，30多万人被吃或被饿死。黄帝命令华人吃蚩尤的肉酱，从此吃人就成了传统。刘邦命令下属吃彭越的肉酱。王莽的肉被汉人吃了。董卓在朝堂上命令众人吃人肉，他的肉也被汉人吃了。明朝晚期，上万的汉人们吃过袁崇焕的肉。清朝年间，成千上万的汉人们饮过革命党的血。文革更是大规模的人吃人。难怪中国的国歌高唱“用血和肉”筑起长城，原来有吃人瘾。一个吃人民族，只有黑暗野蛮的丛林文化。“革命”不过是“吃人”的文雅的说词。为这样的文化而自豪骄傲，说明中国人还处在动物阶段。

中华民国宪法（1946）首句是：“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付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制定本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没有谎言。民国宪法没有对“文化”进行“光辉灿烂的”意淫。

可见，民国宪法是一部实事求是的宪法。

三，中共颠覆民国宪政导致特大人祸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普选是在1946年10～11月进行的，共选出“国大代表”2050人。但共党拒绝参加全国选举，它坚持政治协商、不经竞选而瓜分政府职位（所谓联合政府），又一次使中国失去了民主的机会。民选开始之后，如果国民党不得人心，人民完全可以把它用合法的方式选下来，就跟今天的台湾人民一样，用选票让国民党下来。有了竞选，任何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人民可以合法地变更政权，共产党有什么理由革命？马粪可能说，国民党在操纵选举。问题在于，不管当时的选举是否公正，至少直接选举的框架有了，公开竞选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当时的《选举法》就要求保障公开竞选，今天中共镇压竞选），任何不公正的现象都有了纠正的机会。更何况，当时的候选人，可以500选民联署推荐产生，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联署候选人；而且整个投票、唱票都是公开的，哪怕存在舞弊，当时大量的独立媒体如《大公报》、《申报》都在独立报导揭发，选举的公正一定能够逐步得到保证，最终达到完美。共党还有什么理由颠覆这个民主制度呢？

四六宪法未能在中国大陆实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内容上的缺陷，而在于共党不愿意为民族利益妥协。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刚脱离帝制不久，难免受权大于法的传统影响，法律降格为训政的工具。民国时代很多人士受到共产主义蛊惑，反对国民党。共党利用当时的自由空间，大肆攻击国民党独裁，宣扬共党要搞民主，骗取民心。孙中山虽然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国民党没及时推行土地改革，错失良机。国民党大员在接受日本投降时贪污受贿，激起了民愤。毛在苏俄支持下，发动内战颠覆了民国。共党一再宣扬，人民选择了中共。历史事实是：德国人民票选过希特勒和纳粹党，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票选过毛共。共产党无非打败了国民党，迫使人民接受共党的统治。蒙古人消灭了宋朝，我们能说汉人选择了蒙古人吗？一个妇人被强盗抢去作了“压寨夫人”，我们能说这个妇人选择了强盗吗？

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有迁徙自由、出国自由、买卖自由、学习自由，择业自由、私人可以办报刊，办学校，可以公开批评国民党，可以公开骂蒋介石，被查封的报刊很少，遭受整肃的人很少。被中共打成大右派并残酷迫害致死的储安平先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一个左倾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极为激烈尖锐。即便如此，他早就看透了共党的本质。他在《中国政局》中指出：“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还说：“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他还提醒世人：“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共党整天喊着“让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执政之后却建立了一个更加独裁的制度，比满清还黑暗。共党的所谓民主就是让人民噤若寒蝉，忍气吞声地接受它的万年独裁统治！中共一上台，就查封报刊和电影，整肃知识分子，并组织一大批御用文人诋毁四六宪法。共党虽然颁布了宪法，宪法上也载明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中共从来没有让公民的权利兑现过。党魁从来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迄今为止，中国大陆13亿人，没有一份私人报刊。人民丧失了土地，丧失了住房，丧失了企业，丧失了言论自由，丧失了出版自由……甚至逃荒要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毛制造阶级斗争，随意指定、批斗和杀害所谓阶级敌人，上亿中国人被害死，以至于人吃人泛滥成灾。

四，恢复四六宪法是中国大陆民主化的捷径之一

综合比较，四六宪法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宪法。当然，它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所以，台湾进行了7次修宪，宪法包含了增修条文（和近700条释宪条款），但在增修条文的前面有说明“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垮台了，中国重新统一在中华民国之下，所有的增修条文作废，回归到原先全国人民所共同订定的宪法。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不只拥有一个主权在民的宪法，在宪法底下更有着完善的民法、刑法、诉讼法和行政法规，而这些法规，都是在在迁台相对和平的70多年里，经过无数民意代表的讨论修定而成的。

共党一党专制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制度灾难。要让中国持续发展，实现自由民主均富，必须废除一党专制，丢掉为文明人类所不齿的共产意识形态包袱。实现宪政民主的捷径之一就是恢复四六宪法。四六宪法曾经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台湾一直在贯彻执行，也很容易重新在大陆形成共识。重新组织的政府只要依照中华民国的法统行事，就可以帮助全中国快速走上法治的道路，大大降低大陆中国制度转型的学习成本。此外，台湾已发展出一套完善且公正的选举程序和地方自治制度，只要中国大陆行政区划处理好，人口统计完毕，即可由基层开始举行各种政府首长和民意代表的选举，由下而上建构起来，完成主权在民的体制，民主就能在中国彻底实现了！可见，回归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最好最快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