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如何陷入貧窮與焦慮的？

2017-11-13 齊亮 鳳凰財知道

文/齊亮 青年經濟學者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聖經》十誡之九

（國民黨）一九四九年推出銀圓券替代金圓券，政府竟然有膽公布前者一元含純銀二十多克。信佢都傻，但政府顯然認為可以撈多少就撈多少。記得當時我的父親在香港拿着一紙什麼券的細看，流下淚來，說：“印刷與紙張的成本是高於面值呀！”

——張五常《經濟解釋》

美國電影裡經常出現一個或者幾個沒錢養老的老頭。他們多年積攢的養老金跟不上通貨膨脹的腳步，辛苦工作一生換來的卻是晚境淒涼。

通貨膨脹已經成為這個時代人們最關注的經濟現象之一。為了避免沒錢養老的悲慘晚年，避免自己的積蓄不斷縮水，無數原本對投資毫無興趣的人們也紛紛“被迫投資”，許多人買房就是因為這一因素。

通貨膨脹的歷史源遠流長，只是從未像今天這樣常態化。常態化的通脹對窮人的掠奪尤其殘忍，因為無錢投資，窮人只能成為通貨膨脹的最大受害者。

好萊塢導演常常用辛苦工作一生的人沒錢養老來批判資本主義的殘酷，歸罪資本家的貪婪。但是這他媽的到底關“資本主義”什麼事呢？通貨膨脹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政府把持的印鈔機在不斷的增加貨幣。資本主義不是一個用來倒髒水的泔水缸，它意味着一種神聖的法統，意味着私有產權被保護，貿易自由被尊重。

通貨膨脹固然“合法”，但與資本主義的“法統”是相悖的。為了區分這兩種“法”，《貨幣生產的倫理》一書的翻譯者“將由政府法令賦予特權的通貨膨脹翻譯為‘法令性通貨膨脹’”。

私人的印鈔機增加貨幣屬於印假鈔，是犯罪；政府的印鈔機增加貨幣，就是為了“發展經濟”而“增加廣義貨幣”。

通脹成為了基金經理和房地產銷售經理們勸說人們投資的重要理由，但它對於整個社會的危害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討論，如果辛苦工作不能養老，努力生產不如藉助通脹來獲利，勤儉積蓄不如及時揮霍……各國政府年復一年的濫發貨幣，我們面臨的未來，是真正的災難大片。

中國歷史上，朝代滅亡常伴隨着惡性通脹，二者就像屠刀與脖子一樣親密。諸如新莽、東漢、北魏、蕭梁、隋、南宋、金、元、明、民國等朝代的末年，均有高通脹。

——宋石男《通貨膨脹必亡國：

每一次通貨膨脹都是一個劫貧濟富的過程》

一戰之後，德國惡性的通貨膨脹——物價有時一夜之間上漲一倍或一倍以上，為納粹主義奠定了基礎。1954年在巴西，100%的通貨膨脹率導致了軍人政府的產生。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了1973年智利阿連德政府的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庇隆政府的倒台，兩國都由軍人政府接管了政權。

——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選擇》

（2014年）因為通貨膨脹，盧布貶值，為了避免積攢的財富淪為廢紙，莫斯科民眾衝進商場搶購電器。

——新聞一則

人類歷史上很少有事件能夠與金本位的廢除相提並論，也很少有某種現象能像政府對貨幣生產與發行的壟斷一樣影響深遠。魔鬼早已放出，末日陸續到來（至不同的國家）。比特幣等運用技術手段突破壟斷、實現貨幣發行自由的新型貨幣的前途是否光明還難以判斷。正如弗里德曼和張五常都斷言政府不會放棄貨幣發行的壟斷特權。

瘋狂的通脹讓我們置身於里爾克詩中所謂的“嚴重的時刻”。在這樣的“嚴重的時刻”，奧地利經濟學派第七代學人中的代表人物許爾斯曼的《貨幣生產的倫理》堪稱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本書。這薄薄的一冊著作不是那種“火車開過來應該撞一個小男孩還是撞一群人”的故弄玄虛的裝逼哲學，而是給這個癲狂時代的一劑解藥。

官方的經濟學者常常為通脹站台，鼓吹通脹的種種必要性，這有時是學術方法的錯誤（這種錯誤由來已久），有時則是利用大眾的無知來販賣學術的無恥。洗腦流行則導致思想紊亂，《貨幣生產的倫理》一書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詳細分析了通脹的“經濟之害”（弗里德曼、羅斯巴德等許多經濟學家也做了類似的工作），更在於從道德倫理和政治學的角度探討了通脹，提醒了我們那些“看不見的危險”：

有了印鈔機，政府可以在沒有獲得人民同意之時（事實上是違反民意地）取走他們的財產。哪種政府會武斷隨意的剝奪公民的財產呢？亞里士多德和很多其他政治哲學家稱之為暴政。……法令性通貨膨脹，作為政府融資的工具，事實上是暴政的特色財政技術。

通貨膨脹刺激了中央政府的膨脹。它使中央政府的規模超出自由社會中的水平，還使其有能力高度壟斷各種政府職能——這在貨幣自然生產的條件下不會發生。這損害了所有形式的社會中間自治體，當然還有整個公民社會。通脹所資助的ji權化把普通公民變得越來越像是孤立的社會原子，公民的所有社會聯繫都受控於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還提供了原本主要由其他社會實體，如家庭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務。

法令性通貨膨脹使企業經營空前依賴於銀行，它創造了範圍更廣的等級制度和更強大的中央決策權力。

目前洶湧澎湃的住房貸款的經效應是全體民眾都陷入財務依賴之中。這其中的道德意義很明顯：債台高築和財務自立並不相容，相反，人們在各方面的自立性都會減弱。負債纍纍的人終將形成一味尋求他人幫助的習慣，而非成長成熟為對於家庭和社會而言在經濟和道德上值得依靠的人。

依靠法律特權全副武裝的現有貨幣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非內在元素。它產生了非正當的收入，鼓勵滋長不負責任和依賴性，人為的刺激政治和經濟決策的集中化，並持續製造根本性的經濟不平衡，威脅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生命和福利。簡而言之，長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所背負的罵名一直都應由紙幣和部分準備金銀行制承擔。

看不見的危險，往往更嚴峻。許爾斯曼稱“法令性通脹”為“巨大的邪惡”。“法令性通貨膨脹是摧毀社會、經濟、文化和精神的一股可怕的力量。”——這樣的判斷與弗里德曼當年的思考遙相呼應：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通貨膨脹是一種疾病，一種危險的有時是致命的疾病，一種如果處理不及時就有可能毀滅整個社會的疾病。”

——弗里德曼《自由選擇》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通脹時代反對通脹難免令人感到“我也很絕望啊”，但許爾斯曼在本書結尾反對那種認為“事已至此，無可挽回”的失敗主義，他從歷史的角度帶給我們希望。通過援引歷史上那些遏制通脹的貨幣改革案例，讓我們看到即使一錯再錯，人類依然可以糾正錯誤，可以恢復一種自由、誠實的貨幣體系。就像1258年路易九世所進行的貨幣改革一樣。

文章千古事。許爾斯曼的《米塞斯大傳》和《貨幣生產的倫理》都是這個時代最擲地有聲的著作，是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成為經典的書籍。它們彰顯着這樣的意義：經濟學家是自由市場的守夜人，經濟學寫作關繫着哈耶克所說的決定人類命運的“觀念之戰”。

許爾斯曼的另一部作品：《米塞斯大傳》

這種誠實正直、清醒智慧的學術態度讓人想起奧派前輩米塞斯的座右銘：“不要向邪惡低頭，而是鼓起更大的勇氣，繼續與之對抗！”——這樣的學術態度容易被誤解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特色，但《貨幣生產的倫理》一書援引資料的脈絡則讓我們看到一種更久遠的治學（論述）傳統，這種傳統來自《聖經》，來自十四世紀經濟學家奧雷姆主教以來那種對於貨幣問題清醒、求實並訴諸於道德倫理判斷的嚴肅態度。

這樣的傳統，意味着通脹問題不僅僅是“觀念之戰”，更是倫理之爭。意味着無法迴避的嚴肅問題：“是否可以憑藉暴力而壟斷？是否可以濫用信任來造假？”

這就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

附錄：《貨幣生產的倫理》書摘

1.在我們這個年代，由於法律法規實際上正保護着製造這種通貨膨脹的貨幣機構，通貨膨脹已經變得持久且日趨嚴重。

2. 幾乎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政府都是通脹的主要受益者。所以，政府或早或遲都會屈從於藉助通脹實現其目的的誘惑，而不會保護社會免受通脹之害。

3. 通貨膨脹不僅僅提供“收益”，它提供的是不合法的收益。它所謂的“益處”與盜竊、欺詐的“益處”根本沒什麼區別。

4.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美鈔生產，物價不會漲的那麼快。

5.許多君主曾因為貨幣摻假的行為被發現而面紅耳赤，但是現代的總統、總理和大臣們可以直面通脹，並用所謂的“穩定物價水平”和“財政增長的需要”來合理化它。所有公認的“專家”也異口同聲這麼說，雖然挑明以下事實未免有失禮貌：專家之獲得“公認”就意味着名列政府的薪金名冊。

6.真相總是出乎尋常的簡單，而正是謬誤才複雜多樣，至少在貨幣問題上是如此。簡單的真相是，以政治干預強制推行與市場參與者原本的選擇相異的貨幣是沒有必要的。然而，人們苦心設想出許多理論來，正是為了為這種干預提供辯護。

7.不允許任何平民進入鑄幣業及銷售他們各自的錢幣沒有經濟學依據。

8.如果沒有私人的首創精神及與之相對應的個人責任，貨幣的生產將會淪為一種剝削工具。只有個人、社團和企業自由且負責任的自發行動才能創製出真正有利於社會及其成員的貨幣制度。

9.在自由社會中，市場參與者會時刻衡量各種貨幣憑證產品的優劣。他們的確不能防止所有濫用，但是我們再次要說的是，競爭體系可以使可能的損害最小化。

10.鑄幣競爭不是萬能的，濫用總是可能的……競爭的好處在於它可以把潛在的濫用範圍最小化。

11.我們需要廢除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的各種法律特權。根本沒有站得住腳的理據去阻止公民使用最好的貨幣和貨幣替代物，相反，倒是有很多理由說明，以擴展公民此種自由為方向的改革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