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中國需繼續破除“公有制迷信”

　　 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增長，現在轉入到一個新時期。大家希望未來一段時間能夠保持一個中等速度，成為“新常態”。但是從去年的各項經濟指標和對市場的直接觀察來看，這個希望很難成為現實。當前的問題是企業大批虧損倒閉，稅收下降，對企業的前景不看好，股市暴跌，人民幣的匯率也在貶值，壞消息接踵而至。在2016年裡中國經濟很可能是繼續下滑。這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估計。

　　 這種嚴峻的形勢在1978年改革以後也出現過。第一次是在1978年。由於文革浩劫，一切事情都陷入混亂，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第二次是在1990-1991年，受1989年事件影響，經濟極度蕭條，市場冷冷清清，酒店門可羅雀，長安街上汽車稀稀拉拉，飛機上滿是空位子。這兩次危機的嚴峻性遠比現在的更嚴重。但是中國不但從危機中走出來了，而且獲得經濟的大發展。這裡的經驗是什麼？我認為簡單一句話就是“解放思想”。

　　 第一次解放思想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突破了“兩個凡是”，人民公社解體，啟動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連下來的兩年裡解決了解放後27年始終沒解決的吃飯問題，到現在中國人沒有挨過餓。如何餵飽十多億中國人的大難題，由於解放了思想很容易地解決了。解放了什麼思想禁錮？就是對農業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的迷信。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在1989年以後，中國遭到國際制裁，國內左傾思潮大泛濫，認為任何賺錢的想法都是資本主義，要回到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來。結果是接下來的兩年，1990年和1991年，市場蕭條，經濟增長完全停滯，三中全會後的蓬勃生機嘎然而止。鄧小平感到情況不妙，這並不是他所期望的狀態，於是發動“南巡講話”。其中最關鍵的兩句話是“不要問姓資姓社，逮着耗子就是好貓”，實際上就是突破了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迷信。接下來私營經濟有了跳躍式的發展，奠定了以後20多年高增長的基礎。

　　 現在中國面臨的困難並沒有前兩次那麼嚴重，但是病根子是相同的，都是公有制的迷信沒有突破。首先是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它們占用了巨大資源，無論是資金、土地、礦藏或各種配額，可是產出卻很低。由於資源使用的不公平，還損及了社會其他經濟成分獲得資源的機會，降低了全社會的資源使用效率，拖累了整體經濟的發展。這方面的問題已經有充分的研究做出證明。其次是國企內部貪污腐化，這在私企裡面發生的可能性較低。

　　 國企的問題已經是多少年來沒有解決的老問題。最近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是看到了所有權對企業運行效率的關係。但是沒有擺脫對公有制的迷信，依然要靠一部分公有資本在企業中發揮作用。有鑑於國企在中國經濟中仍然發揮着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國企確實比私企更能降低交易費用，加速建設的進度，所以，全盤私有化並不適合中國目前的情況。但是我們也不可把國企在基礎設施中的作用誇大到其他行業，變成對公有制的迷信。該公有的就公有，該私有的就私有，實事求是，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三百多年前英國哲學家洛克曾經說過“財產不可公有，權力不可私有”，實為至理名言。贊成財產公有的人未必願意把自己的的財產拿出來變成公有，讓大家分享。相反，多半是想讓別人的財產通過公有，自己能沾點光。所以公有制表面上的公平容易變為實際上的欺騙和掠奪。為了防止這種情況出現，必須嚴格保護私有財產。所以才有“保護私產是道德之神”的說法。反過來看，財產公有往往發生在公有公平的口號下，實際上是你搶我奪，社會道德全面敗壞。這一點在國際和國內的現代史中可以得到印證。

　　 洛克的名言只是理論上的判斷，而中國的實際經驗更充分地證實了這個判斷。可惜的是中國至今並沒有覺悟到公有制的局限性，還迷信它的優越性，不願意對它進行客觀的討論。如果不能解放思想，走出對公有制的迷信，中國經濟困境很難有突破性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