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準備寫這篇文字之前，想起兩個印象深刻的童話情景：一，在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一絲不掛的皇帝，在一群騙子裁縫和阿諛奉承的大臣及衛士們的簇擁下、趾高氣昂地站在馬車上巡遊，周圍一片肅穆。這時，人群中突然有一個小孩跑出來跟在後面，指着皇帝叫着說“看呀，他沒有穿衣服！”』；二，中國童話“驢頭太子”中，說『皇宮裡的王后懷孕，生出了一個長着“驢頭”的太子。規定“一律不准外傳，否則殺無赦”。最後一個小太監實在忍不住，跑到宮外，對着一根空心的蘆葦，說出了久憋在心裡的真相。不想這根蘆葦被人拿去做成一支蘆笛，吹出來的聲音是“太子長着一個”驢頭“！』故決定以此為引來狗尾續貂。並聲明對內容的“百分之百”真實性，絕對負法律之責！  潘一丁續於八十歲生日之後

正文：

年紀越大，時間好像過得越快。從一歲左右在上海一亭子間裡開始形成模糊的記憶起，轉眼就過了八十歲的生日。對自己一生幸運而豐富多彩（親身經歷過當代所有被描繪成是災難或美好的時光）、卻始終有驚無險的遭遇。感到不可思議，更百思不得其解：因自己客觀本不應該來到這人世上的、特殊“獨生遺腹子”身份，非但沒有因此受到任何社會歧視、欺凌或虐待而生活悲慘。反而由於容貌姣好且有大學文化程度的母親，以犧牲自己的一生幸福（從蜜月期間，父親就因病去世，卻因為發現已經懷孕，而決定終身守寡）為代價，換來我“因禍得福”地、成為不可複製的“稀有保護動物”。從此受到家庭和周圍環境的百般呵護（特別是我大伯父全家）。在遠離一切罪惡的家庭條件氛圍中，非但沒有必須“光宗耀祖”的壓力。反而享受到“只求成人、不求成才（蠢材亦無妨）”般的充分自由，讓自己得以在近乎自然（沒有人為或權力的安排）而豐富多彩的、“野（禮失求諸野的野）”的社會氛圍中，幸運而毫髮無損地，保存了完整的人格和勇氣，成為了今天這種幾乎沒有受過任何”精神桎梏“的自己（此時此刻，特別想起那些本應該比自己強千百倍的讀書人天才們，在中國的無辜而悲慘的遭遇！為什麼？）。以至於過了“知天命”之年後，開始想探討一下自己“天命”的真諦。

當時回憶起來，似乎自己的前半生，撇開因年幼錯過的三五反和鎮反、反右運動不算。在以後接踵而來的大躍進、三年天災＋人禍或讓許多人吃盡苦頭的“文化大革命”中，因無知（不知自己出身成分不好、社會關係複雜，隨時有成為被打擊對象的可能）而無畏。不但“義無反顧”地積極主動參與，甚至當上一個地方“造反派”的大頭目。只是因為沒有追求權欲或報復等私心，很快就發現是“上當受騙”了。所以在“全民鬧劇”的高潮時刻，毅然決定“急流勇退”。最後因始終沒有做過任何“虧心事”，所以幾乎毫髮無損地、全身闖了過來，只保留了馬克思“懷疑一切、造反有理”的精神至今。事後看來，自己就像進了一所擁有無所不包、可以任意放開手腳進行實踐、卻不用考慮危險後果的“實驗室（或車間）”般的社會大學。不但真正掌握了可以“不惑”的知識和經驗，更具備了能夠“隨心所欲（但不逾矩）的能力，在精神和物質上，都取得過在任何時候都足以自豪的成績。也就是說，自己幾乎是在快樂的不知不覺中，在不斷變換的崗位上，以“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的本能態度，在渾然不知中，完成了“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鍛煉。

那麼，自己的“天降大任”是什麼呢？爭取成為“偉人”嗎？凡歷史上中國的“偉人”，都是比普通人還要“壞”的人，他們以常人做不到或不忍做的、千百倍的陰謀和殘忍，來為自己樹立“豐功偉績”（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是也），是配不上父母作如此犧牲的；成為“聖人”嗎？他們窮其一生，為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打“文字官司”的材料，起到了給陰謀、野心家提供藉口、讓百性“止痛”的作用而已，使中國的封建王朝社會，得以“穿新鞋、走老路”地延續上千年，至今還沒有到盡頭；成為一個科學家嗎？現代科學如果只能成為“殺人幫凶”，助長人們攫取財富的自私慾望、以達到讓大眾皇帝一味“驕奢淫逸”的目的，又為什麼值得父母他們要去犧牲自己呢？要成為隨意捐得起“門檻（行善積德）”的“億萬富翁”嗎？自己不僅從小就沒有“經濟頭腦或理財能力”，也褻瀆了上天選擇“大任”的眼光。更何況父母並沒有在我身上，留下能成為這樣人物的能力或氣質的基因。自己從小到大也走過無數算命攤、館跟前，從來沒有讓這些目光犀利、未卜先知的“賽神仙”之流，產生任何的靈感。願意以中“頭獎”的機率，來預言我那怕是中“末獎”的可能。除了算準我不願“拔毛”外，一定是看透我從頭到腳都“乏善可吹”了。所以我想我只能爭取成為一個具有因文化加工賦予自己的理想、情操、追求、行為和道德觀的、正常的普通人。做好傳統文化規定普通人應該做，大多數人卻不願意或不敢、不能、甚至不屑，卻必須有人做的事。讓已經開始持“廣義有神論”觀點的自己，將來無論是站在“上帝”、“真主”或任何其它“神、佛”的面前，都可以坦然地抬起頭來，接受祂或父母親投來的讚賞、微笑。所以決定以前半生積攢下來的“剩勇（其實還從來沒有被消耗過）”和“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理性當仁不讓，選擇了去探索那個『被人人吹捧為博大精深、卻個個莫名其妙的傳統文化真諦。從理論上終結中華民族始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說不清理還亂”的尷尬』從而開始另一輪更高層次上的社會實踐。

我終於在“知天命”的年齡，在電腦技術的啟發下，聯想到『傳統的中國文化，應該蘊含着認識、解釋人類和人類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現象、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或啟示。只是因為太過豐富，根本無法全部保存在人類大腦有限的記憶中。從而巧妙地採用了類似電腦科學的“壓縮”方式加以保存，可以用自然科學的原理來“解壓縮”。只是在正確解壓縮前，顯得有點莫名其妙（類似電腦壓縮文件中的“亂碼”），所以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西方高等動物視為“落後”；更被“會讀書而不會用”的中國讀書人，莫名其妙地吹捧為“博大精深”；從而做出許多“聰明反被聰明誤”，或無數次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來，最後因無處不在的“（天性）窩裡鬥”、形成自己民族“翻蔥油餅”式的歷史宿命輪迴』

為了“有比較才有鑑別”（比如跟當了台灣中研院長的偽博士胡適眼中的“月更園之國”比較），我自費來到美國（過程奇妙，絕對猶如“天助”），要親身實踐和體驗一下，那個因吃到（跟北京烤鴨相比）難以下咽的“火雞”、就自以為是被“上帝保佑的熊孩子”而忘乎所以（比如現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所作所為）；更被“抱着會下金蛋的鵝卻窮怕了”的中國人羨慕不已、從上到下都想爭當美國人的那個社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做到了。憑着中國文化加工獲得的智慧和適應能力、卻不願下苦功學好一點也不比漢語先進的英語。反而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西方社會提供（卻被多數人濫用）的各種（包括言論在內的）“自由”，在那裡實實在在地生活了十餘年。遊刃有餘地，從當雜工、電話機修理工或家具組裝、到集裝箱卸貨（可惜沒做過洗碗工）；再到向中文平面媒體寫文章發稿，根據自己良知的感覺隨便說三道四（有在紐約各中文平面媒體發表過的百餘篇文章為證）。總之，我在另外一所“社會大學”里，既從受封於羅馬教皇的“上流社會”高傲親戚那裡，體驗到西方所謂“物質文明”的奢華；也從自己住地下室的打工仔生活中，實實在在地感受了一把想了解的美國。從此開始，取得了對東西方社會的“話語權”資格、和回答“為什麼”的能力。更在紐約的一間間冬暖夏涼的地下室里，前後受到所有房東提供的關愛和照顧。在比較東西方文化，和嘗試解壓縮傳統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一個『如自然科學般，能夠認識、解釋人類自己和自己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經得起挑戰質疑，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學《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簡稱《新理論》）。接下來就是嘗試用這種《新理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認識或解釋發生在全人類社會中的一切現象和問題。並充分利用美國社會提供、卻被他們自己“糟蹋”了的“言論自由”條件，除了用掛號信給美國總統和聯合國秘書長正式寫信，闡述自己的觀點，和明知不會被接受，卻可以作為“證據、把柄”或“試金石”的訴求—讓我體面獲得“自由居留權”、以便來從事自己的探索之外。作為“立此存照”，並將這些文字全部放進博訊新聞網的《潘一丁文集》中。現在其正確和有效性，已經被二十餘年來的正反面實踐所證明，可惜這樣科學的《新理論》，卻始終不能被東西方公開承認和接受、成為一門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顯學”。所以我也只能“如法炮製”地，在這個連“知識”都要被當作“產權”來據為己有的“私有化”荒唐時代的渾水中，搶先為自己公開“註冊”了《傳統舊文化的關門弟子，科學新理論的開山祖師》的名號，以免將來一不小心，被有意無意地誤當成一隻“死老鼠”，而被鷹雀們哄搶，或強行供上自己最不喜歡吃的冷“豬頭肉”來噁心我！

其實，根據歷史經驗典故“卞和獻玉”的啟示（寶貝或好東西，總是先要被看走眼、估錯價後。要經過時間或實踐的磨練、考驗。最後才能被承認、接受）。我清醒地認識到『正如國寶和氏璧藏身於樸實無華的璞石之中、而被平庸的玉匠們所忽視一樣，一個有顛覆性價值的偉大理論，當然難入長期浸泡在習慣勢力污泥濁水中的、因循守舊者的“法眼”。像典故中的“葉公”一樣，是必然會害怕或不敢面對“（理論）創新”的真龍的』

轉眼就到了八十歲的耄耋之年。自然規律已經決定了自己不可能是“點不完的蠟燭或吐不盡絲的蠶”，所以遲早要“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靈魂和肉體都要回歸宇宙大自然）。但是我更知道自己的科學《新理論》，絕對是一顆具有“顛覆性”能量的氫彈。可以從理論上糾正因胡亂解壓縮中國文化造成的錯誤觀念，或徹底推翻建立在“獸文化”和叢林法則基礎上的、有一百八十度方向和原則性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以及由這兩者合力疊加形成的“逆流”、一起導致全人類社會“誤入歧途”。將只能建立在“以理服人”的和諧基礎上的“文明”，誤解為“靠競爭求進步”，更要在對人類自己有毀滅性殺傷力的高科技物質文明、跟“幸福”之間劃等號，在精神文明缺位的條件下，進行一場本質意義上絕對的“窩裡鬥”。其結果只能是一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般、人人有份的“世界末日”（也許“瑪雅文明”就是前車之鑑）。

這是理論上一點也不用奇怪的必然。因為全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還始終沒有一個、可以靠如自然科學般“以理服人”手段，來發揮、調動“人性（可以控制、約束自私、貪婪、性慾等天性的理性）”的科學社會理論“規矩”系統，來成自己社會的文明方圓。可以說，我們天天口中振振有詞地嚷嚷着“這科學、那科學”，卻從來沒有給自己（人）做一個合乎科學邏輯的特殊性定義。非但不知道“人性”和“天性”的區別，反而一味根據邏輯普遍性，把自己跟猴子混為一談，強行歸到“高等動物”之中，其愚蠢、瞞酣、公開把自己不當“人”的程度，足以嘆為觀止。“謊言說一千遍就變成真理”般地，終於讓我們“心安理得”地，在被現代高科技的物質文明墊高了的平台上，重複上演着“動物世界”的活報劇。以人的能力和動物的思維，進行着“種內競爭（窩裡鬥）”的表象行為，把人類社會折騰到始終只能跟動物世界相提並論的地步。而對絕對可以成為中流砥柱，來力挽錯誤狂瀾的“科學《新理論》出現，卻表現得無動於衷。只能有意無意地、根據《新理論》指出的必然規律，或對或錯地被動行事。不能發揮真正科學理論“避害趨利”的顯性指導作用、從而徹底避免重蹈“穿新鞋走老路”的歷史覆轍。

但是，根據自然科學常識知道：正如一顆真正的“氫彈”需要有足夠大的能量（比如原子彈）來充當雷管或引信、才能引爆一樣；具有“氫彈”般顛覆性能量的《新理論》，同樣也需要由一顆特殊的“原子彈”來引爆。這顆特殊“原子彈”，就是掌握着“主流話語權”的當前時代“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的領袖團隊中、起碼有部分人必然存在的“良知”。這種“良知”的多寡或能量的大小，就客觀決定了下一次“改朝換代”的時間節點，也就是“什麼時候開始再翻這塊（歷史）蔥油餅？”。而當務之急，就是『示範用以理服人的“精神戰爭”手段，說服睿智的領袖或部分客觀而通情達理的精英讀書人，爭取得到某個學校或學術組織的支持，建立一個由一支願意嘗試用“精神戰爭”的手段，來反思、檢討中國文化。並在科學解壓縮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文化進行升級的團隊組成的專門學術機構（比如可以稱為擁有知識產權的“傳統文化升級先修班”）。再回過頭來，用科學解壓縮傳統文化的眼光，來審議我已經發表的所有文章，進行討論、修改或補充、完善。以便總結、整理、歸納出一個可以認識、解釋人類自己和自己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現象和問題；經得起推敲質疑、挑戰或實踐檢驗；沒有難以自圓其說的死角；可以以理服人且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社會理論。最後形成一個真正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如自然科學般正確或經得起挑戰和實踐檢驗的社會科學理論系統。來“釜底抽薪”地、先徹底終結中華民族的歷史輪迴宿命。

至於驗收這種科學理論是否有效的標準。不能取決於個別領導的意見或學術權威的好惡判斷，而只能是『是否經得起絕對（但有定義域限制）的言論自由挑戰和實踐檢驗？』一旦按照這種標準獲得肯定、接受。就可以由開始逐步掌握科學《新理論》和以理服人的精神戰爭手段的的精英決策層們，身體力行地，帶領正處在“群龍無主、只能各行其是，像鷹雀一樣哄搶（經濟）死老鼠”般動亂中的全人類，走出由“叢林法則”主宰的動物叢林。在地球的天之下、地之上，開創真正人類（與高等動物無關）自己的文明！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這是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最高標準。不但中國以前沒有，而且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所謂“民主社會”也從來沒有。當前西方社會所吹噓、摽榜的“言論自由”，本質上充其量只不過是“死豬不怕燙”的潑皮、無賴表現而已。它們的理論“後台”是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而掌權者力量的信心，則是來自於擁有尖牙利爪般的高科技大殺傷力武器，它們唯一的“本事”，就是像猴子一樣一哄而上，利用集體創造出來的力量，把對手撕爛或從肉體上消滅掉！

遺憾的是，由於東西方千百年來形成的錯誤傳統習慣勢力，已經形成一個諸如“大家都要喝瘋井水（典故來自於李宗吾小說厚黑學）”的積重難返氛圍。更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肥沃、不論“香花、毒草”、都是“種什麼、長什麼、成什麼”。於是形成了按照大自然的“叢林法則”進行無序競爭的局面。根據天性“墮落趨勢”的力學合成原理（自由落體）影響，必然地形成“劣幣逐良幣”的結果。可惜中國古代聖賢之類“會讀書而不會用”的讀書人（如孔子、孟子、二程、朱熹、王陽明，以及現代所謂的國學大師甚至孫中山、毛澤東等），雖然知道“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道理，卻不知道必須遵守自然科學規律的原則。以為可以憑自己的主觀意願和一點小聰明，來制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規矩”（如“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天下為公”“大公無私”“無條件為人民服務”之類好看、好聽卻自己都做不到的說辭），來誘導或強迫民眾接受。由於正確和錯誤力量同時存在而相互抵銷，卻不求甚解地、給“精英統治集團”的領袖們，留下了未必不正確的“獨裁”思想和“專制”手段。由於沒有科學到足以“以理服人”的理論基礎支持，最後還是回到表象上是“槍桿子裡出政權”、本質上還是“以力（不能）服人”的“窩裡鬥”社會，除了靠可以疊加、積累的“物質文明”來代替精神文明“打腫臉充胖子”外，始終走不出由“叢林法則”主導的、毫無“文明”可言的動物世界現實！ 

所以，經厲過八十年生命實踐，僥倖地以“淺嘗即止、毫髮無損”的方式，體會了人間所有的酸甜苦辣咸，卻不可思議地，保留了孩子般的全部人格和勇氣。我終於意識到：自己的“天命”，應該就是『通過科學《新理論》，名正言順地、把人類已經顛倒了的錯誤認識或行為，再顛倒過來』從現在起，我將為實現這個目標，奉獻自己包括生命在內的全部餘生！

這個目標具體來說就是：

一，用客觀事實來證明中國傳統加工文化的“先進、科學、優秀和無所不能、無堅不摧”，以及建立包括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認識在內的“廣義有神論”信仰（科學因果論或人在做天在看），以其為中華民族自信心的基礎平台。堅定民族的精神思想不再受任何其它客觀外力因素的干擾、忽悠；

二，爭取以團隊力量的形式，根據傳統文化“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啟示。在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先釐清或定義必要的基礎結構性概念（如什麼是人、人性、天性、人權、社會、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經濟、幸福，以及創新的概念如“含人量”等）的基礎上，總結、歸納出一個『能夠認識、解釋人類自己和自己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事物和現象，經得起推敲質疑或挑戰、甚至實踐檢驗，能夠以理服人』的、如自然科學般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系統，作為構建人類真正文明社會的“規矩”。理論上先開發出專門用來限制、約束包括性慾望在內的，自私、貪婪等、無法消滅的天性（生來就有的自然本性）“剋星”—通情達理且有“精神之痛--羞恥心”感覺的人性。從源頭挖掘出出長期被忽略、誤解甚至埋沒的有效“遏制或約束（但無法消滅）天性”的手段；

三，在傳統文化“知足常樂”的啟示基礎上，以科學《新理論》的新經濟學（潤滑油）理論，來取代以“經濟白條（如美元或人民幣、英鎊之類錢幣）多多益善”為基礎的錯誤經濟學（燃料油）理論，徹底根治在中國“人人向錢看”造成的“黃禍”基礎上，影響包括西方和美國在內的世人。也一起“向錢看”造成的“人禍”。最終在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中，擺脫“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自然規律。在充分滿足基本物質需求的同時，養成“遵規守矩”的習慣。讓每一個人都真正有能力和配得上的資格，繞過貪婪的“天性”，一起去享受馬斯洛“精神追求”理論中，最高層次的“人之樂”；

四，在科學《新理論》有能力提供“以理服人”條件的基礎上，仿效“奧林匹克運動”模式，向全人類提出實現『以“精神戰爭”來取代當前全世界盛行的，原始野蠻、恐怖殘酷的“肉體戰爭”式窩裡鬥（種內競爭）』的倡議，並仿效古代孟子的智慧，進行示範，鼓勵全人類“見賢思齊”。從理論上提供人類夢寐以求而不可求的“世界永久和平”的可行性；

五，以精神戰爭和理論實踐，爭取儘快完成“天下大同”的階段性目標，為最後在哲學、科學、宗教（神學）一起達成“天人合一”的終極目標，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八十年來成功的社會實踐和磨練，讓我獲得了從此可以“跟着自己良知的感覺走”的信心，以及『在“以理服人、服己”的前提下。不受羈縛地，去顛覆被科學《新理論》認為應該顛覆的一切，而不管它是否出自於什麼中國偉人、聖賢或西方哲學家、甚至諾獎獲得者之口』

我確信『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切包括戰爭、經濟危機、環境污染、通貨膨脹、恐怖活動在內的所有問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可以“成自己社會方圓”的規矩或衡量標準，更沒有建立起一個如自然科學理論般，可以名正言順地指導這種“規矩”建立的社會科學理論。所以口頭上像阿Q般嚷嚷着“文明了”的當代人類，實際表象上並沒有走出原始叢林。充其量只不過是將崇拜的對象，由具體（如太陽、月亮、某種自然現象或某種動物、甚至自己的生殖器）轉為抽象（如宗教或某種並不正確的政治理念）。但本質上還屬於由“叢林法則”主導、靠“以力服人（或以利誘人）”手段為特徵的典型的動物世界，完全置“人性”於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客氣確有把握地說：當前的人類整體而言，充其量還只不過是一隻在代表自然規律的“如來佛”掌心裡翻跟斗、塗鴉並隨地大小便、還一絲不掛的猴子—除享受得到烤鴨、火雞般物質以外，精神上就是一個真正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窮光蛋。而且只要不徹底擺脫精神上的愚昧，就永遠跳不出東西方歷史“輪迴”的苦海！

我更確信『由傳統文化加工出來、聰明智慧和能力超強的中國人聚居，而已經屢創物質 （如衛星、導彈、宇航、高鐵、高科技產品之類）“奇蹟”的中國大地，應該是廣義有神論中的“造物主”，有意安排的“（希望之）綠洲”。肩負着傳播建立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的科學《新理論》，用“授之以漁（而不是直接授之以可以去買火雞或烤鴨的人民幣、美元）”的示範。帶領全人類徹底脫離原始野蠻的叢林，開創自己真正“文明”的天命。』而我的“天命”就是『喚醒中華民族被遺忘了的天命意識』！

作為《傳統舊文化的關門弟子，科學新理論的開山祖師》，而且已經八十歲的我，為即將開始的下一個目標，感到興奮、激動和自豪的同時。清醒的認識到：前面的道路絕不會是一馬平川，必然充滿着習慣勢力設下的艱難險阻。自己甚至可能要為此付出包括生命在內的“代價”。

此時此刻，想起“天命”對我一生的眷顧，正所謂“養（練）兵千日用兵一時”。認為這可能正是值得自己“回饋、分享一生幸運收穫”的最後機會。我將以“捨身飼虎”的情懷，投身其中。同時寄希望於中國人上下、因文化加工獲得的潛意識人性良知的覺醒，在科學解壓縮傳統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新理論》啟迪下，一起形成力挽包括中華民族自己在內、因錯誤社會理論和習慣勢力的誤導，造成全人類社會絕對方向、原則性錯誤的狂瀾。這不是聳人聽聞的誇張，而是當前人類面臨的現實。因為在1992年，1500名科學家，曾經發出了首個“人類警告”（其實我也在差不多同時，在給美國總統的掛號公開信中，提出過有據可查的類似“警告”）提醒人們警惕地球面臨的危機。現在時隔25年，全球逾15000名科學家（人數多了十倍）再次發出“人類警告”，指出當年科學家們提出的問題，都已經進一步惡化，如今情況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1992年。所以提醒公眾儘快採取行動，應對地球所面臨的各種危機。巧合的是，科學《新理論》正是為解決這個問題“應運而生”的。所以可以認為，自己的動念毋庸置疑。客觀上是完全順應冥冥中的“天時、地利、人和”的。

我們不是嚷嚷着“扶貧或精準扶貧”嗎？其實根據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成功經驗。最“精準”的扶貧，應該是“精神扶貧（提供足夠全面、豐富的理論支持）”。只要精神“脫貧”了，其它一切（包括政權在內）都會“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

當中國人通過“一切向錢（經濟）看”的政策富裕起來，基本滿足了低級物質層次的追求後。必然地要轉而追求高一點的精神層次滿足。典型的表現，就是追求物質領域的“創新、領先、甚至第一”。這種建立在“虛榮心”基礎上的努力奮發，雖然的精神可嘉。但仍然沒有脫離按叢林法則、跟其它禽獸般高等動物爭搶死老鼠肉的精神境界。理論上就無法避免重蹈因種內競爭（窩裡鬥）讓文明毀於一旦的覆轍！

所以，由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的“天命”，應該就是毫不猶豫地“替天行道”。也就是要引領全人類走出由叢林法則主導的動物世界，開創一個真正“人造”（起碼地球上的自然界沒有）的文明社會。

這就是我要付諸實踐的理想和信仰。如果說還有什麼“雄心壯志”的話。那就是希望『會同我將來可能的未來團隊，“理直氣壯、魚與熊掌兼得”地，一起去爭取諾貝爾和平獎和經濟學獎。而且捨我其誰，志在必得！』

我堅信：天道酬勤、得道多助，有志者事竟成！    潘一丁  宣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八十歲生日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