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敏/論資本主義的精髓

作者：關敏

實踐證明，財產公有、權力私有是最壞的制度。因為財產公有了，你沒了私產，沒了房子，就等於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保障，只好受制於他人。而權力私有，一人說了算，你失去了自我保護的權利，不得不聽命於他人。這兩者一結合，你就只有做奴隸的份了。所以，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這是一條普遍適用的真理。

一，主權民有，人民最大

在西方，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國家權力歸全民所有的或起碼被假設為是歸天下人全體所有。西方人很早就確立了個人的政治權力與其所盡的義務相一致的原則（權力越大者納稅義務越大，如梭倫改革），而儒家卻確立了“勞心者治人”的權力與其所盡的義務無關的原則（權力越大者義務越小，皇帝權力無窮大義務為零）。

在西方，“權力公有制”是常態，權力是社會達到公共幸福的工具。這從拉丁文republic（共和國）一詞的含義——公共財產，就可知道。Republic中的publicus（公共）源自populus（人民），這個詞的意思是“人民的共同事務”，繼承了古希臘的“人民主權”思想。在古典時代，天下人直接管天下事，從而在古希臘羅馬就形成了一整套的“主權在民”直接民主的制度。

中世紀的西方國家確立了“事關眾人之事須獲得眾人同意”的“合法性”原則，由此歐洲各國在中世紀普遍地建立國會制度，形成了封建貴族的共和政體；近代以來，西方啟蒙思想家進一步完善了“主權在民”的理論，形成了議會民主共和政體。

二，主權君有，皇帝最大

中國則相反，天下為一家之天下。這從“國家”一詞的含義——國為某家所有，就可看出。中國上古把天子統治的地域稱天下，把諸侯統治的地域稱國，把卿大夫統治的地域稱家。“國家”是天下、邦國、家室的總稱。至東漢始有“國家”一說，或把皇帝統治的範圍稱國家，或者把皇帝直接稱為國家。自此，家國不分、盡歸王化；於斯以後，家國同構、利出一孔。

國家在我國古代包括三要素：土地、人民與社稷(權力)。中國歷來實行的是“權力私有制”，權力是帝王的私產，由帝王和他的謀士們設計的國家制度必然是以帝王利益為中心的。這就難怪為什麼清代是王權最強大的朝代，為什麼一直到清代的法律中還保留着奴隸制。

正是“權力私有制”的極大奴役性，國人就染上了崇拜權力的奴性——崇拜到了是非不分、美醜不清的地步。比如，古代皇帝讀了錯別字就是通假字，皇帝強姦了婦女就是臨幸，是女人之大福。皇帝完全不受制度、法律、道德的約束，相反一切都是圍繞皇帝來展開、來確定的。這種極端地崇拜權力之心，放縱了權力的欲望和霸道，最終形成權力大於一切的社會風氣，法律、制度是權力身邊的裝飾品。而欲望一旦和權力結合，就會生出無限巨大的權力黑洞。任性的權力可以隨意將人民的私產充公，這就是國人永遠苦難的根源。

儒家把詩經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蠻制理論簡稱為“君為臣綱”；反對“主權在民”原則，他們主張由君子壟斷政治權力。儒家直截了當地宣告人與人是不平等的，政治是屬於精英(君子)的事業，精英在上統治，大眾接受統治。孟子斷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天下之通義”。聖王的責任是確立“天道”，君子的責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眾(即野人)的責任是聽從聖人和君子的教誨、循禮守法地養活君子。儒家“上”與“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統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歸心”。在儒家那裡，找不到由民參政、多數裁決的“民主”影子。

因此，孟子總結統治經驗時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不得罪於巨室”乃為官之底線，《紅樓夢》賈雨村糊塗斷案就是如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是孔子的“君風民草”的歧視性邏輯，民（即“小人”）對“君子之風”只能望風披靡。與此相反，西方的民對“君子（相當於貴族）之風”卻是獨立，所以他們才有保民官制度和議會制度。若民對“君子”望風披靡，還要公民大會（或議會）制度幹嘛？

在儒家學說中，道德精英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它是聖人和君子的來源，也是為政者的來源。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仁者，官員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民選舉。荀子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可見，儒家處處美化統治者，貶低民眾，防止民眾分享其特權。

三，資本主義的精髓——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

與儒教“勞心者治人”的路徑選擇恰恰相反，封建時代的英國世襲貴族及精神貴族，所表現出的卻是“勞心者治官”或者說是依法限制最高權力的路徑選擇。1215年，英王約翰在內政外交方面剛愎自用、窮兵黷武，嚴重侵犯了貴族及平民的權利，於是，貴族們團結起來制定了《大憲章》(Magna Charta)，迫使英王約翰簽字畫押當眾宣誓遵守憲章，保護臣民的私有財產，並於1215年6月15日在憲章上加蓋國璽。貴族會議選出25位代表監視國王，若有違反憲章之事就向他宣戰。隨後又經過反反覆覆的抗爭，英國於1265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由每縣或每市選派兩名議員出席，在人類歷史上初步確立了議會制度。以後，英國國會多次廢黜違反了《大憲章》的國王的王位，從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國王要收稅，必須經過人民及其代表同意才行。所以，英國就出現了諺語：“稅收是代議制之母”。即，國會是維護私有財產權的產物，這也是國會被一些人稱為資本主義（即維護私有制）國會的原因。

英國議會最早是貴族組成的，當時的英國這些貴族，他們是主要的納稅人，他們有動力限制政府的權力增加議會的權力，鞏固議會地位，使君主政體向憲政轉變。現在的中國有這樣的動力嗎？全國人大的代表70%以上是官員，他們就是吃納稅人的稅，你納的越多越好，他越舒服！在我國政府機構中，沒有限制政府權力的動力。

資本主義的精髓，其實就是一句話；權力絕對不能私有，財產絕對不能公有。因為私有化的權力，使被壓迫的國民無理可辨、無冤可伸、無處可逃。公有化的國企，其實就是私有化的權力，是用來盤剝國民的壟斷工具。國企越多越強越大，壟斷得就越狠，盤剝得就越冷血。

美國沒有汽車國企，卻有福特、通用、克萊斯勒等汽車公司，汽車質量一流，價格比中國便宜得多……美國無論房屋還是土地，都是自由買賣，都是屬於私人的，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的土地都是國有的；北京買一套70年產權的三居室的費用，在美國能夠買一套永久產權的帶院子跟車庫的獨棟別墅。

把貧困和不公歸罪於私有制，並將公有制社會描繪成人間天堂，致使那些天真無知的青年知識分子真以為MKS是救主。一時間趨之若騖，蔚然成風。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從歐洲到亞洲直至美洲，共慘運動幾乎席捲半個地球，所釀成的是無數災難，人所共知。

公有制的社會資源，名義上屬於全民，實際上與人民無關。權力為官掌握；公有制因此恰恰是非常徹底的寡頭私有制。公有制徹底剝奪了人民賴以自立的所有資源。人民想要生存，只能乞求於掌管公有資產的寡頭的恩賜，人民徹底地淪為國奴。在公有制社會裡，寡頭比帝王還厲害。過去的帝王雖然握有對臣民生殺予奪的權力，但一般說來並未剝奪人們擁有私產的權利，人們因此仍有獨立的人格和思想的可能。武松在原籍待不下去了，還可到柴進的院中避難。思想者不認同朝政，還可以去當隱士。而在公有制的社會，就沒有這種可能性。社會被一張密不透風的監控之網所籠罩，連自由思考空間也沒有；人們的思想意識必須符合當局的規範，否則就會被整肅。由於一切資源均被寡頭壟斷，他們就有能力隨時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去清剿一切可能的反叛。公有制社會把一切在私有制社會中合理的個人成功之道，統統堵塞了，剩下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向掌權者邀功靠攏。人們想要生存，只能向權力屈服、獻媚，乃至同流合污。為了討掌權者的歡心，人人都要使出渾身解數，諸如違心說謊，兩面三刀，背後告密，出賣親人，成了社會的常態。為了邀功，為了出人頭地，就連巷子裡的小腳老太太，也樂於成為監視別人隱私的鷹犬。總之，公有制徹底的剝奪了個人所有的自由。只有壟斷公有資源的寡頭，才活得自由自在。他可以無法無天，能隨意揮霍國家的財富，隨意決人生死，規定人民的生活方式，強迫人民的思想信仰，變全民為他的奴隸。真是人間地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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