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醫八五級研究生是碩士生，那時昆醫還沒能招博士。昆醫八五級研究生差不多是在微信群朋友圈裡比較鬱悶的一撥人，沒有人當校長，沒有人當院長，在學術上也很一般，沒有人當院士，沒有人能稱得上是某領域的學術帶頭人，權威，名人。可這一屆學生差不多都出過國，至今可能還有三分之二呆在外面。在出國的人中，不少是由國家教委，衛生部優秀青年基金，國家自然科學資助的。出國後，有些人讀了博士，有人在“科學”，“自然”等頂尖專業雜誌發表論文，有人當教授，有人考執照當了醫生，有人到公司，有人自己開公司，也有人開餐館，但就是缺乏出類拔萃者，不管幹什麼。當然，什麼是“出類拔萃”也不好定義。因為昆醫本身就是一所普通省級院校，有一年本科驗收差點不過關。

  但在我們的記憶中，昆醫是一所美好的學校：大門一進去左邊是行政樓，右邊是圖書館，過了行政樓和圖書館是一個花園。一年四季，鮮花常開。花園左邊是生理樓，右邊是生化樓，這兩棟樓是典型的50年代的蘇式建築。花園正前面是實驗中心電教樓，衛生系和法醫系。花園中間有一個圓形的水池，水池裡有一座假山，山上長滿青苔。早晚都有學生老師在花園裡跑步，打太極拳和讀書，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昆醫位於人民西路。向東走十來分鐘，是翠湖公園。周末的晚上我們經常到翠湖公園。那裡有個英語角，經常有老外在那裡跟學生聊天。除了昆醫的學生，也有很多來自雲大，昆工，師大等學校的學生。沒有老外的時候，學生跟學生之間練習講英語。講不通急起來就講昆明話，有時候講昆明話也不能溝通，只好講普通話。濃密的樹葉遮住了那並不很明亮的街燈，互相看地不是很清楚，發音不準也不很要緊，重要的要敢於去講，去試，去表達自己，在表達自己中鼓勵了別人，也受到別人的鼓勵。你鼓勵我，我鼓勵你，情緒來了，就熱鬧起來。恰逢那一年，年輕人憂國憂民的大志受到阻滯，很快轉而形成出國熱。而政府也有意加以疏導，分散民意，以減輕壓力。於是，那一代的優秀的年輕人，很多就匆匆跑出國了。

   八五級研究生招生是恢復高考後首次比較有規模的一屆，招了4.7萬人。其中有二分之一是七七，七八級本科的。這兩屆學生多數有插隊和工廠工作的經驗，多數出生在1955 – 1960 年之間，意思是1989年到1995年的出國熱中出來的人，最年輕的都有29 歲，大多數在30 到40 歲之間。1993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啟全民經商，出國熱逐年降溫。

   三十多歲了才到米國來，沒有結婚的忙於找對象結婚生兒育女，已經結婚的拖家帶口，那種艱難，很難描述。只有我們這一代人可以承受，因為我們去過農村，進過工廠，還受過“英語角”的薰陶，把艱難困苦看成是攀登科學高峰不可缺少的磨練。多數七七，七八級的人出來後都堅持過來了，而79，80級的人也有挺過來的，但選擇回去的比例相對高些。這不僅與經歷，也與年齡也關。因為2000年的時候，他們多數還不到40歲。在歐美有幾年經歷，渡了金，回去正是時候。

   2000年後，中國經濟開始逐年顯著增長，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顯示出來了。而在國外的留學人員，還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一點。因為當時一個大學的講師每個月的工資也就200多元人民幣左右（年薪不到3000 人民幣），在美國一個博士後的年工資應該是2.8 ~ 3.8 萬美元，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是8.4:1。即一個美國博士後的工資當時大概是中國講師的30 ～50 倍。

        2004年回國探親，發現變化已經明顯，雖然美元跟人民幣的比值還是8.4:1，但國內的工資至少翻了三倍。更顯著的變化是，從北京，上海到南寧，都沒有看到藍天，當時是十月中旬。我寫了首雜詩記錄當時的心情：

             黃河常斷流,

江南無青煙,

長城內外嶺南嶺北罕見白雲與藍天。

老城已撤遷,

高樓連成片,

街頭駐足東瞧西望不知何處可留連。

兒女不識孔孟道,

雙親八旬徘床前,

故里他鄉來去蹉跎又一年。

   2006年，全世界都在炒房子。有朋友勸我在深圳投資買套房子。一問價，好點的要2萬元人民幣一平米。我說開玩笑，中國當時副教授的月工資大概也就在1500～2000 左右。一套1000平米的清水房要200萬，而一個副教授的年薪不到3萬，就算深圳人的工資高點，房價/年收入比，也超過50。而在美國，這個數超過10，銀行不會貸款。我那朋友對我講的完全不以為然。他說 中國是中國，美國是美國。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我寫了篇短文發在網上：

[              今夜我流淚

   下午兩點二十八我在實驗室默哀，雖然此時四川是半夜。晚上看新聞，我再次流淚，為汶川的父老，德陽的孩子，綿陽的兄弟，彭州的姐妹，都江堰的朋友。我沒有去過汶川，但那山川很熟悉，好象我昨天還在那裡放牛砍柴。那村前的小路和路邊的小草，我帶着我弟弟，在那裡打鬥在那裡奔跑。我不知在那條河裡游過幾千百次水，抓過幾千百條魚。村裡的小學已經倒坍，裡面有四個班六個年級，五個老師。靠北邊教室的第一塊磚是張老師砌的，那黑板是我油黑的。從那四個教室中走出十九個大學生，六個碩士三個博士，還有一個博導一個作家。怎麼不見我們的村長？，，，重豎老屋的棟梁，還蓋那種青瓦，大門不改東向。太陽明天依舊會從山那邊升起，來年我們一定取得好收成。]

  我為汶川大地震捐款兩千美元。在紐約法拉盛，有人拉起橫幅，勸人莫捐款給汶川，稱其為老天報應。當時真感吃驚，怎麼會有這種華人。不少人還前去跟拉橫幅的人論理，後來警察來了，他們才收起橫幅。

   2008年8月8日，奧運會在北京開幕，非常雄偉，非常壯觀。同時也發現，中國人一點也不差錢。9月中旬，回國探親，取道上海，在上海外灘的錦江飯店住了兩夜，房價是3000元人民幣/晚。進去一看，很老舊的房子，有不少房客是普普通通的中國內地遊客。才發現中國已經很有錢了。

   2008年美國的房市全面崩潰，經濟陷入深刻的危機。中國的房市全面暴漲，經濟節節走高，工資成倍成倍往上翻。而美國人的平均工資，從1970年到2017年，就沒有增加過。能夠得漲工資的，都是靠跳槽或晉升，但這部分人是很少數的。2008年經濟危機時，公司大量裁員，不少華人頂不住，只好拋售房子。科研經費很難拿，華人學者的重點都在保工作，顧眼前的多，不敢有太多的奢望。這個時候，來得早的，孩子從大學畢業，要找工作了。來得晚點的，孩子要讀大學了。而且，父母老了，病痛也多，兩頭跑，很辛苦。

   2010年，中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全面暴漲，項目資助強度達到25（地區）到50萬（面上，不包括工資），中標率也超過30%。昆醫拿到20個項目，共500多萬。而到2017年，昆醫獲78項自然基金，研究經費總計2574萬元，每年以兩位數增長。而美國NIH 的經費，從克林頓時代的280億，到2017年的300億，扣除物價上漲因素，是減少了。R01申請中標率都沒有超過11%，有時只有6%，資助強度為每年25萬，包括老闆和夥計的工資，資助年限從原來的五年縮為4年。

   我們在震驚的同時，也開始反省：到底是什麼地方搞錯了？沒有人知道。問自己也問朋友，我們是不是誤入歧途了？沒有人能回答，鬼才知道。

   生物醫學研究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壓力：第一，人口過多和老化，生物醫學任何方面突破性的進展都會使人口更多更老化。第二，技術瓶頸。客觀地說，這是西方醫學的結構和系統本身造成的。西方科學十分強調分析法，把一個機體分為系統，器官，組織，細胞，亞細胞，糖，蛋白，基因，DNA, RNA 等等，光microRNA 就有幾百種。幾乎所有的實驗，論文，課題申請，都要在更細小更微觀的層次來分析探討生命和疾病的機制。這是違背生命和疾病本身的自然邏輯和規律的。其結果就是，這二三十年來，除了發現更多的基因，更多的microRNA 外，生物醫學的基礎研究幾乎沒有取得什麼值得誇耀的進展。有些基因治療，基因編輯，聽起來很玄乎，除了有可能製造出類似N1H1的流感病毒以外，幾乎一無是處。看看那些大製藥公司關掉了多少基礎研究部門，裁了多少人，就知道什麼回事了。

  生物醫學研究工作者，尤其象從昆醫出來這樣的老中，同樣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壓力：1. 年紀大了，知識的更新趕不上日新月異的發展，尤其是在分子生物學方面。2.語言文化的障礙。不論我們怎麼努力，在聽說讀寫方面都會有困難，審稿者和課題評審者，都看得出我們語法用詞造句方面的缺陷，都可以因很細小的筆誤斃了我們的文章和申請。年紀的事是完全沒有辦法的。而這個時候，想要轉行，另起爐灶，幾乎沒有可能了。

   2012年，奧巴馬連任。奧巴馬是一個偉大的演說家，很喜歡聽他演講。但他並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最顯著的政績就是把利比亞的卡扎菲給拿掉，把敘利亞的阿薩德打得個皮開肉綻，屁滾尿流。由此造成中東和北非中非的難民每年數以百萬計地向歐洲湧入。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美國也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因為這些難民對就業和福利的衝擊已經到了不可小視的地步。克林頓時代（1993 – 2001）的自由貿易政策，開始看起來對美國是有利的，為資本找到了新的大陸，新的市場，也減輕了環境污染的壓力。但二十多年後再回過頭來看，這些貿易條約，掏空了美國的經濟基礎，資本和技術已經流失殆盡。加上非法移民和人工智能的普及，西方國家的就業市場就象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這對每一個中下層人的影響，都是深刻而又顯而易見的。絕大多數搞生物醫學研究的老中，都還在中下層掙扎。而這時候，我們已經有深刻的體會：個人的才智，勤奮，主動性和付出，與自己的經濟和物質收穫不成正比，沒有什麼關係，太主動太積極的話，還可能招惹是非，跟自己過不去。懂看老闆臉色，跟同事搞好關係，明哲保身，才是“正”道。他媽的, 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回到了“社會主義”，回到了“大鍋飯”！而且，一點辦法都沒有，一點脾氣都沒有，十分窩囊。

   2016年大選時，認真聽了川普所有的演講，投他一票。很多次，很多事，看起來他都是亂彈琴，不中規不中矩，快完蛋了，但後來都證明他是對的。2017年11月10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越南演講時川普說：“多年來美國系統性地開放了我們的經濟，沒有附加條件。我們降低和消除了關稅，減少了關稅壁壘，容許外國商品自由地進入我們的國家。但是在我們降低我們的關稅壁壘時，其他國家並沒有向我們開放市場。美國鼓勵私有企業、革新和自由競爭。而其他國家則使用政府工業計劃和國有企業系統來對付我們的自由競爭。我們擁護保護知識產權和保證公正及平等的WTO市場准入原則。而他們則在忙於傾銷產品，補貼出口，操縱通貨，並推行掠奪性的產業政策。他們無視規則，從遵守規則的人那裡謀取利益。造成了數不清商業上的扭曲，威脅了國際貿易的基礎本身。這些行為使得我們一再失利，傷害了我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很多人。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被流失了工作機會、工廠和行業。還喪失了許多互惠的投資機會，因為人們不再信任這個系統了。我們不能繼續忍受這種慢性的貿易弊端。從今以後，我們將在公平和同等的基礎上競爭。我們不會再讓美國被占便宜”。不知川普是否會言而有信。

   川普不是第一個覺悟到已經不能讓資本為所欲為的人，但他是第一個想給唯利是圖的資本套上龍頭的美國總統。他意識到，私有企業的利潤與國家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自由貿易對美國則可能只是災難。而政府對稅率，匯率，出口補貼，徵地拆遷等進行系統性的操縱干預，降低或取消環境保護門檻以吸引資本，通過合資來消化技術。這對西方開放自由的資本經濟，無疑是要命的剋星。

   客觀地說，不是我們的錯，也不是美國的錯，是資本主義的錯。我們只是當年沒有充分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局限性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作為個人，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對時事的把握，對將來的預計，都是很有限，不清楚，甚至錯誤的。當天空不再蔚藍，海洋充滿垃圾，江河一片靜寂，草原沙化，森林枯萎，山川頹廢，大地只有林立的高樓，呼嘯的汽車和擁擠的人群，任何個人的成敗得失都變得微不足道，因為一場大雨，一陣颶風，一把野火，就可以把整座城市幹掉，還有地震，火山，大旱，黑死病，大流感，美國優先還是中國第一，實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類已經把整個地球上的生物置於十分危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