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臨武城管打死瓜農，輿論大嘩，之後警察搶奪屍體，更是帶來網民憤怒。有網友人肉臨武縣縣長，發現其學歷為“維穩學碩士”。於是引起人們的好奇和疑問，在中國，不管那一所大學，包括黨校，有“維穩”這一學科嗎？沒有這一學科，何來“維穩學”碩士？質疑一出，百度立即修改了該縣長學歷，由“維穩學碩士”，變成“碩士”，也不知是什麼碩士。
　　 但是且慢，維穩學雖不登學府大雅之堂，但研究如何維穩卻是中國很多文人在做的文章。早些年，報紙上鼓譟的“大維穩機制”，不就是維穩學的一個成果嗎？從實踐上看，黨委的“綜治辦”，就是一個維穩機構，如何維穩，不但在理論上需要研究，實踐上也存在一個如何去維，如何才有效果的問題。實際上，目前中國的大部分官員都在維穩。搞經濟工作的，搞行政工作的，搞司法工作的，無不在“政治”的大局統領之下，且需服務於政治，而在中國，政治就是維穩。
　　 臨武警察搶屍，不一定是網友所想的那樣，毀屍滅跡，或包庇城管。而是政府要控制事態。突尼斯一個小販的自婪足以引起一個政府的跨台，中國官員豈能不接受教訓？如果屍體在家屬手中，不但家屬，其它“好事”之人都可能從屍體上找到某種證據，一旦公之網上，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誰都無法預料。這位縣長不能控制事態，豈是撤職所能抵過？控制了屍體，就控制了事態。至於是否對城管處理，處理到什麼程度，如何穩定家屬情緒等等，主動權操在政府手中，政府可根據社會輿論的反映，國內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權衡比較，對事件進行或輕或重，或這樣或那樣的處理。結果是，事件的處理很可能遠離事實與規則，只是官員從維穩角度考慮產生的結果。這就是中國政府為什麼喜歡搶屍體的原因。
　　 如何維穩，有時候還很難把握。比如唐慧訴永洲勞教委案，先敗訴，後勝訴，充分反映政府在分析此一案件對穩定的影響上把握不定。唐慧案影響巨大，處理不當，不但有國內影響，還有國際影響。如果判勞教委敗訴，如何安撫戰鬥在維穩第一線的人員，誰以後還會賣命？但因上訪被勞教，明顯侵害人權，不但損害政府“以法治國”的形象，還讓其它國家如何看中國？而且唐慧不能得到公正處理，如何消解網上如潮的聲討。但如果政府認錯或道歉，也會帶來連鎖反應，那些成千上萬的被抓被打的上訪人，都向法院起訴，要求政府道歉和賠償怎麼辦？所以，永洲勞教委寧願用10萬元“私了”，換唐慧撤訴，不單是面子問題，還有複雜的多種因素考慮。二審法院的判決，更是一個進退兩難之下的無奈判決。
　　 研究蘇聯“亡黨亡國”教訓的主流“專家”，很少有人從人民幸福的角度，研究蘇聯專制制度對人民的壓迫和侵害，而是研究蘇聯共產黨“維穩”措施有那些失誤，導致共產黨的倒台。比如公開化帶來的輿論失控，比如錯誤的選擇了戈爾巴喬夫這樣一個具有西方思想的人為總書記，比如黨不能絕對控制軍隊等等。這種研究不就是“維穩學”？中國現在已處於艱難維穩時期。如何截斷互聯網帶來的新思想與民眾行為之間的聯繫，防止“革命思想”轉變為“革命行動”；如何分離民眾的“抱團取曖”，不使其成為“對抗政府”的力量，如何用某種“理想”或“愛國”來談化和轉移現實矛盾，以減輕現實矛盾對政府的衝擊等等，正是目前“維穩”急待解決和研究的大問題。維穩對官員來說，正是大的學問哩。所以，黨校對官員進行培訓，號召領導們學習歷史，不就是要提高官員“維穩”的水平嗎？
　　 中國是世界上統治文化最發達的國家。簡單地講，是維護統治權力方法最多的國家。幾千年的專制統治，產生大量的統治權術。一部中國專制體制下的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統治權術的完善史。或者說是“維穩學”的發展史。所以，中國雖無“維穩”學科，但所謂的“治國方略”。從根本上說，就是“維穩方略”。如果說那些抱有“治國平天下”的封建士大夫，研究的是如何讓百姓安居樂業來實現穩定，還是從百姓角度考慮的話，那未，那些設計“東廠西廠”特務組織的，建立什麼“保 甲”制度的，搞什麼“菜刀實名制”的，則完全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對人民進行控制和鎮壓。當一個國家的穩定不是建立在老百姓“安居樂業”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控制，欺騙，暴力鎮壓的手段之上，且在研究如何控制，如何欺騙，如何尋找暴力鎮壓的理由時，這個王朝正在走向沒落。
　　 民主國家沒有“維穩學”，“維穩學”是專制國家的專利。民主國家也要秩序，但那是防止暴力的“治安”，與維穩本質上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