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相見，恍如隔世，一嘆千年：“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回顧過去三十到五十年，凡俗如筆者，此時胸際竟也塞滿不知今世何世的疑問。

    黃仁宇先生在闡發其大歷史觀點時說過這種意思：如果你見到世上有某種事物自發生後歷經二十年以上而其趨勢仍不止不轉，那麼，對學習歷史的人來說，你就要能夠從技術維度揭示其原因，僅僅以道德（價值觀）為由對之做出評斷是不夠的。

    現在而今眼目下，不論是否專業研習歷史，吾儕面前超出理想概念的事物有兩個，一個是八九年六四以後的中國，一個是當了將近一年美國總統的創普。後者的勢頭或許行將不止不滅不減不轉? 但這還需要更多些時間顯示，可暫置之不論；前者則展開已近三十年，黃公如尚在世，定然不免直面這個問題而予以解答。

    當今中國的發展究竟朝向哪裡?

    執政者中共中央赫然設有“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自“十八大”以來一直由最高領導者擔任組長（其他政治局常委副之）。這個機構所行之事為“領導”為“全面”自不待言，以“改革”並要“深化”為標榜卻特該有個說頭。細分來，“深化改革”與過去的“不斷革命”意思不同。“不斷革命”的想法自產生以後到晚近如格瓦拉和毛澤東的實踐顯然一步步滑入了只以革命本身為方向亦即無方向（無社會發展目標）的死路；而“深化改革”呢，至少從詞義上看，卻有一個要脫離什麼奔向什麼的意思，因此理應公開表明自己的方向。

    這個方向是什麼?

    回到黃仁宇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析，其中有一既是初步也是基本的結論，即“中國（近代）長期革命的目標業已完成”。目標，指社會經濟結構現代化（黃並且認為稱之為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一樣）；完成，其實是指徹底脫離了舊的結構，新立的社會經濟組織儘管還有待完善，但無論如何這個“局”已經變不回去了（李鴻章所謂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如果不專指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那就必當包括國內社會－經濟組織運作方式之變，無論李本人是否見識及此）。

   假定（過去的歷史不能假設；將來的發展呢，以推論而言當可用“如果”）中國現領導人與歷史學者黃仁宇有同樣的認識，並自覺地與上述黃先生所論之“中國近代長期革命”的方向一致，那麼，“改革”與“深化”的目標就是完善現代社會經濟的組織和運行。而對這個過程，亦如黃先生所說，要強調注重的應是其技術性格（或稱維度）；其姓“資”姓“社”並無區別。

    析論至此，需要再次提醒自己，此時我們對從李鴻章到習近平等一幹當國人士——中經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蔣經國鄧小平江澤民（甚至不妨包括袁世凱和汪精衛）等——一概不問思想立場，只承認他們或有意或無意地均曾致力於同一大業，即有助於使中國社會脫離秦漢唐宋明清，成為現代民族國家。這也是以黃氏“大歷史”觀點衡諸中國之道，如果筆者不曾誤解的話。

    只限於這一點發言為文時，世事發展似乎是清楚的，大可以樂觀地套用“人間正道”和“前途光明”的說法。然而實際發展趨勢並不如此清楚，甚至應當說相當迷離。因為，只有在一時分析中可以抽去價值判斷，參與歷史活動的人卻幾乎從來不能離開價值觀的引導和感召。即如“人間正道”之“正”與“前途光明”之“光明”等說，也無不落在價值判斷當中。

    價值判斷的依歸，必應是人文主義，即人——自古及今而後至永遠——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或也終將不免是人之所以異於人工智能者）。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中述及對舊時中國社會的親知親見，有如下一段：

    『我父親還有一個朋友，叫左國雍，是左宗棠的後人，20世紀30年代任瀏陽縣縣長。當日本（是）匪徒出沒的期間，縣政府抓到了三個嫌疑犯，經他草率審問，即都判死刑，準備立即斬決。那時候我母親正作客於此地，就和他爭論。她認為當中一個老頭子痴呆懦弱，決無為匪之可能。固然我母親的辯護完全憑她的印象，但是縣政府的審訊也同樣地缺乏實證。當我母親和他再三爭辯的時候，我們的“左叔”就很輕蔑地說：“看他這樣子，活着算什麼！”我母親即頂着他說：“你自己活着算什麼！”信不信由你，經她這場爭辯，這老頭子竟無罪開釋。』

    黃著其他文章里也提及這位左縣長，作為史例之一，說在那種社會組織結構里，他也只能那樣做（例如所謂治亂世用重典，以至不惜借用無辜人頭等等）。但那是在事後事外旁觀使得歷史成為那種樣子的各種因素和力量，也就是完全客觀地把歷史看作自發形成，不依任何設計指引。一旦要說參與歷史，那就只應像黃老夫人那樣抗議力爭，在自己所忠實相信的價值判斷的作用之下。

    今世之世，吾儕應該相信和能夠求同於是的價值觀還有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