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達賴公開表示願意回返故鄉，他的流亡組織同時提出將不反中國政府，不反漢人的說法。正遇上中共召開世界政黨會議，擺出與任何政黨都可以求同存異的姿態，我就此對事情充滿恫景，期待他們能坐下來談，談出結果，給紛爭的世界一個希望。

        達賴離開中國多年，已經習慣了海外的生活，願意在老年的時候返回家鄉，能有如此大的勇氣，責任心以及包容心，應該與他信奉的宗教有關。 疆獨伊斯蘭教與台灣民進黨就不會有這種提議，連我本人也不願意為了中國而改變我的生活環境，告老還鄉。我因此對他的人格非常敬重，對他們的提議非常珍惜。來不及地敲邊鼓，希望中共當局理解他們的善意，助他們的夢想成真。

      西藏流亡政府，在提出不反漢人，不反政府的同時，也具體提到他們的看法，包括對民主的嚮往，對胡耀邦，趙紫陽，劉曉波的敬重。我在上一篇文章強調分析他們的說法，因為覺得他們其實在闡明雙方對話的基點。當時只敢涉及中共的前國家領導人，而沒有談被中國關押至死的劉曉波，因為他畢竟是中共的敵人，一言半語很難把事情說清楚。我為此耿耿於懷。今天上傳一篇曾發表在多維的文章，展示我對劉曉波的看法，算是補償。題目應該是：

        藏人流亡政府敬重的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

     從來不認為自己了解劉曉波，為他發言，是因為他回到中國，留在中國，卻被執政者關在監獄，折磨至死。以為他是個對政權有意見的人，是個活動家，因而被視為危險人物。看了他人生中最後的演辭，才發覺他其實更是一位思想家，堅持認為自己沒有敵人，沒有仇恨，因而無所畏懼，他以生命實踐捍衛信仰諾言，直到永遠。

      以下是他人生最後演辭的一部分，精闢而動人，是可以留傳千古的史料。此刻，與其評價他的立場對錯，歷史地位，不如聆聽他最後心聲，在中國到處樹立國內外敵人，不惜進入戰爭的時候，這個提醒顯得尤為重要。

       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 年5月-1996 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 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