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連寧於三年前就給中國的貪官號過脈，作了如下診斷，並附良方。

“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之事”（副島種臣語）。顯然，正是這種言出法隨、權隨人變、法無定規的人治制度，使得反腐成了“守着糞坑打蒼蠅”，反貪成了一把越刷越髒的馬桶刷子。

為什麼反貪能成為社會最大關注熱點？因為“腐敗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經濟損失，最大的社會貪污，最大的政治挑戰”（劉亞洲語）。那麼，腐敗的根源何在呢？顯而易見，根源就在幹部訓政、幹部攝政的人治制度上。

以少數精英治理文盲大眾的官僚制度，在中國源遠流長。幹部訓政制度之下，小到科長，大到常委，假如誰上來都追求個人說了算，那麼，權大法小、官貴民賤、權力調配一切資源的人治，就必然會取代法治。

網友曾說：“樓倒，能倒出貪官；橋塌，能塌出貪官；代表，能代出貪官；乾爹，能幹出貪官；二奶，能睡出貪官；撞車，能撞出貪官；抽煙，能抽出貪官,住房，能住出貪官；喝酒，能喝出貪官，微笑，能笑出貪官，日記，能寫出貪官，小偷，能偷出貪官，怎麼會查不出貪官呢？”

而朱鎔基則說：“我這裡準備了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無非是個同歸於盡。”“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毋庸諱言，如今官場裡人滿為患，如同一個塞滿不潔之鳥的籠子。“一個國家的青年，爭着去當公務員，這說明這個國家的腐敗已嚴重透了”（梅德韋傑夫語）。一位前中紀委官員回憶說，中紀委剛成立的1980年代，反貪是端着槍滿天空找鳥來打的——我所知當年打下江西的倪獻策，安徽的黃璜等省部級官員的受賄數額，照今天的案底都夠得上冤案——這位紀檢官員說，打鳥打了20多年，如今閉着眼睛朝天上隨便放一槍，都會掉下幾隻鳥來。

由此可見，零星的中槍，已經無力阻嚇鋪天蓋地的烏鴉與麻雀啦！正因為如此，雷厲風行的反腐風暴，接二連三的貪官落馬，乃至挑落了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案，打翻了前軍委副主席的徐才厚案，才成了全民圍觀的打虎大戲。

民國時代的國語課本上，一個故事是這樣說的：一個大瓶子裡盛滿了果子，人人有機會伸手進去抓。伸手進去是不會被捉的，抽不出手來才有麻煩——只有太貪太蠢，不願與小朋友分享果實的孩子，一手進去抓個滿把，手被撐大到超出了瓶頸才會抽不出手來——吃獨食的孩子自己抽不出手來，能怪別人嗎？

一部官員財產公開法案，拖延了25年仍未出台。官員財產不見陽光的這25年，恰恰是灰色收入從暗流涌動到洶湧澎湃的25年。我們常說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好制度卻能防止壞人做壞事。這也就是說，只辦貪官，不改人治，只能一時緩解民怨，治標不治本。反貪之所以會成為一把越刷越髒的馬桶刷子，就是因為體制上不沖水、不換水的原因。

1896年8月，李鴻章乘坐郵輪抵達紐約，開始了對美國的訪問。當他見到兩屆美國總統格蘭特的兒子家境貧寒時，大惑不解，當眾感慨：“嗚呼！我真不理解當官這麼窮怎麼可能？”沒錯，當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一說，說的是李家雖有數百萬兩白銀家產，但也沒說李鴻章是個大貪官吧？此例讓我相信了，無論是對於貪賄行為的容忍度，還是對於貪賄行為的參與度，其實，歷史上中國人一直都是領先世界的。

誰都知道，貪腐是我國集權與特權的幹部訓政制度的孿生物，是“官治、官有、官享”取代了“民治、民有、民享”的必然結果。幹部訓政的實質，是權力的自我合法化與自我合理化。什麼叫權力的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就是官員自我授權，自詡高明，自封正確，自我表揚地行使公共權力，也是“法無定規,言出法隨，權隨人變”。

“缺乏法治的權力”也即人治，作為中國人的“阿琉克斯之踵”，是我們泥足深陷貪腐的體制性根源。離開了法治取代人治的體制改革，反貪不就成了守着糞坑打蒼蠅？不就淪為一把越刷越髒的馬桶刷子嗎？

葉利欽揭露過前蘇共高官特權待遇的3大標誌，也是他所說“權力無節制利己化”的標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以享受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就連我這個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樣的級別，都配有3個廚師、3個服務員、1個清潔女工，還有1個花匠”（葉利欽語）。

勃列日涅夫曾承認這些消費“靠工資誰也生活不了”，而國內不少官員承認的“工資總也不動，老婆總也不用，吃喝總有人請，煙酒總有人送”，更勝他一籌——你不難看出，源自前蘇共更不輸於前蘇共的高官特權，在國內之所以更泛濫、更兇猛，在於官貴民賤、官肥民瘦在中國更有歷史淵源，更有潛規則，也更有制度真空與體制袒護。

普京曾說：“不肯公開財產的官都是貪官。”俄羅斯的制度反腐，已經走到了立法禁止官員擁有國外賬戶與財產的程度。而國內呢，一部官員財產公開法案拖延了25年仍未出台，更別說禁止官員轉移財產到海外了，你連動議還沒聽到吧？法治空白對於官員灰色收入的寬大無邊，幾乎到了隔岸觀潮的程度。兩千年的周期律早已反覆證明，離開制度改革，只反貪官不改人治是沒有出路的。

如今不要說“靠工資誰也生活不了”了，靠工資誰也不可能送子女出國留學吧？可許多高官子女不都留學了嗎？靠工資誰也不可能擁有幾處房產吧？可許多高官不都擁有幾處房產嗎？靠工資誰也不可能豪奢消費、穿戴名牌吧？但許多高官不都豪奢消費、穿戴名牌嗎？顯而易見，法律與制度網開一面，寬容甚至放縱了官員以權斂財，助推了官富民窮、官肥民瘦的大行其道。

有人估計，國內貪腐案的發案率，僅有貪腐率的1/100。僅以房子為例。以目前機關、事業單位與國企員工的名義收入，誰都買不起房子，然而“房叔、房嬸、房姐”卻層出不窮。如前所述，手裡有三套、兩套房子的，主要是機關、事業單位與國企三位一體的食利者階層吧？

久居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如今，全社會對於孝敬上司、送禮收禮已經見怪不怪了，對於賣官鬻爵、權錢交易、回扣分肥也已習以為常了；對於官員在職謀取學歷文聘見怪不怪了，對於官二代滿盆滿缽賺錢也習以為常了；對於高官隱瞞轉移財產見怪不怪了，對於貪腐越查越多，貪官越辦越多也習以為常了，不是很可怕嗎？

由此可見，只辦貪官不改人治是沒有出路的。革除幹部訓政的人治制度，推進法治改革，跳出“官治、官有、官享”的官僚制傳統死穴，才是制度反腐的唯一出路。

（文章來自楊連寧著《中國人為什麼活得累？》東方出版社201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