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时代的老百姓为什么都不爱国
　　爱国的前提是国家要确实可爱，否则老百姓不但不爱国，甚至还会盼望其速亡。夏朝的老百姓不是指着太阳骂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吗?(《尚书·汤誓》)
　　封建政府对人民如此残暴，百姓当然不爱政府不爱国。梁启超沉痛地写道：“欧西、日本有恒言曰：中国人无爱国心。斯言也，吾固不受焉。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梁先生分析国人不爱国的原因说：“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曾无所于怍，反得援大义以文饰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隶而干预家事，未有不获戾者也。既不敢爱不能爱，则唯有漠然视之，袖手而观之。家之昌也，则欢娱焉，醉饱焉;家之败也，则褰裳以去，别投新主而已：此奴隶之恒性也。故夫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既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不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 (《梁启超文选·中国积弱溯源论》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8—70页)。
　　国家主要是帝王及其臣属的，普通老百姓，谁来统治对他们都一样。因此，爱国只在政权体制内的人身上才有所体现，普通老百姓是不会认真、也没有资格爱国的，往往持观望态度者居多。
　　英国密尔指出：“在专制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人民远离政治，他们只关心物质利益和私生活。如果这样，必定是这个民族衰落时代的开始，它往往会被更强大的君主国所征服。(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92页)。
　　事情果如所料。鸦片战争前夕，一个叫安德森的鸦片贩子鼓动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说：中国“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所以，“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但是……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否则便使我们的利益与政策受到损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63页，英国蓝皮书《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给政府的呈文》)。鸦片贩子不仅看到中国“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进而就想在战争中采取种种“亲善爱民”措施，以赢得“一般中国人”的好感。洋人这种“争取人心”的政治眼光和见识，尽管卑之无甚高论，但在惯于施行残暴统治的中国封建皇帝及其政府看来，可谓“志不在小”!
　　果然我们看到，1841年初，在广东与英军作战的将军奕山、杨芳等人，“屡奏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官兵擒捕汉奸，有不问是非而杀之者，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呜呼，中国统治者和英国侵略者对待“粤民”的态度竟有如此反差，难怪“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甚至踊跃去当汉奸!这就是专制制度残暴统治的结果。
　　鸦片战争失败不久，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政府已不能做任何对人民有利的事。两江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皇帝密折中说：“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何暇攘外?”“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火”。他把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成是由于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好官员”实在很难找到。道光皇帝尽管也提不出任何解决的办法，但在这份奏折上的御批至少坦承：“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再三，倍觉可叹可恨!”(故宫博物院1931 年出版《史料旬刊》第35期，第291—293页)。这与距此200年前明末官员马世奇揭露官军虐杀人民的情形一样，官府“动辄与民为难”，民众能爱国吗?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封建政府不爱自己的人民，人民也不爱政府。不仅不爱，封建统治者还把民众视为最可怕的家贼，最害怕的就是人民起来反抗，所以历代封建王朝的军事指导思想，重在防内而不是防外，“防民甚于防寇”是其一贯国策。而人民平时只有退宿忍让，一旦有人组织就会起来反抗;或者一旦遇到外敌入侵，就会幸灾乐祸，作壁上观，甚至为入侵者帮忙，希望外敌替他们狠揍“自己的”官府和军队。
      专制政府眼中的汉奸是暴政催生出来的
　　人民不爱自己的政府，根子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残酷压迫。中国的皇权专制发展到明清时期，已达到极端专制、绝对专制的地步，百姓只有匍匐于皇朝脚下，生命如同蝼蚁!人民与封建政府不仅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简直就是政府唯一的终极敌人，双方互为敌对关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最终的敌人!
　　中国封建政府与老百姓的这种敌对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发现了。1576年，桑迪从菲律宾写信回国说：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这与前面提到的英国鸦片贩子安德森的看法如出一辙。
　　官府动辄与民为难，官民全然已同仇敌，人民没有国家概念，更没有爱国情操。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时期也是如此。冯玉祥将军在《我的生活》一书中描写了民国初年他在湖南的“爱国”见闻：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出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讧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人民被军队逼得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引者)等的身上……;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胡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冯玉祥《我的生活》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56页)。
　　冯将军还写下另一见闻：“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同上书，第290页)。
　　自古以来，中国极端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对人民之残暴，是世界上所仅见的;残暴的专制政府成为人民最大的危险和仇敌，正可谓“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所以中国人自古受到的内患远远大于外患，致使国人相比之下不仇外而仇内——仇恨“自己的”朝廷和官府，不爱政府不爱国，甚至还盼望外部势力打进来，把那些平时欺压自己的当权者教训一下，帮自己出气。所以，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遭受更多的内部残酷压迫，也就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更容易出汉奸。可以说，从辽、金、元、清几次异族入侵，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汉奸之多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毛泽东也慨叹说：“汉奸多如牛毛”，“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不过，汉奸众多，责任不在人民，而在残暴的封建政府。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备受剥削压迫的广大民众，平时在封建政府眼里，生命如同草芥。一旦国家有难，统治者却想指望民众去为他们流血牺牲，保卫他们的国家，而民众不趁机反叛当汉奸、帮助入侵之敌就不错了。国家眼里没有民众，民众眼里也就没有国家。国家、政府固然重要，但“民为邦本”，民众的实际利益更重要，因为他们要生活。当封建统治者长期残酷压迫、人民无力推翻其统治而恰好遇到外敌入侵时，军队的最底层就会一哄而散或临阵倒戈，人民就会夹道欢迎入侵者。蒙古灭宋建立元朝、满族灭明建立清朝，都是在中国内部政治黑暗、苛政如虎、人民离心离德的情况下实现的。虽然也有少数忠心为国、英勇抗敌的民族英雄，但更多的却是望风而逃、不战而降的汉奸叛将。明代俺答入侵大同、倭寇蹂躏东南、葡人占领澳门，无不以贿赂中国的汉奸而告成，汉奸是敌人的王牌。清军入关时，满族人口只有几十万，军队不过二十万，竟然打败了数千万人口的汉族政权，其中汉奸的数量远远超过清军数量，吴三桂等汉奸为满族入侵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大量的汉奸帮忙，任何敌人都不能征服中国。直到中国近代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和军队多达300万人!可以说，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这样容易大量产生汉奸。
　　鸦片战争中，英军只有区区四千人，竟然打败了全中国，也是大量汉奸从中帮助的结果。魏源就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认为，整个鸦片战争，英军步步胜利，大半功劳都要记在中国汉奸的身上!例如，1840年十二月，陈连升守沙角、大角炮台，英军“洋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后攻其背”，结果致“陈连升父子战死”。(魏源就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难怪琦善向道光皇帝报告说：“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英军)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28页)。1841年，接替琦善的钦差大臣奕山从广东也向皇帝报告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民众不仇外而仇内——引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甚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同上书，第2册，第994、995页)。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夷”而是民，即使在同“外寇”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甚于防寇”!
　　同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失守后，向皇帝报告说：浙江虽已尽力做了防御准备，“而该夷乃直如破竹”，原因之一是：英夷“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同上书，第3册，第1300页)。次年二月，在浙江被英军打得一败涂地的皇侄奕经，也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同上书，第4册，第1669页)。清军在本国土地上作战，竟不如得到汉奸帮助的英军熟悉“山势陆路”!可惜，封建统治者始终不明白他们统治下的国民，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乐于叛国投敌的汉奸。
　　还是笔者的“汉奸催生定理”概括得好：“极端残酷的统治压迫，容易使民众离心离德，产生仇恨;一旦遇到外敌入侵，他们就会夹道欢迎入侵者，以求借外敌之力报复残酷压迫自己的本国政府，汉奸就是这样催生出来的。政府及其全体官员的残暴程度，与国民的爱国热情成反比，与它催生出来的汉奸数质量成正比。越是残酷无情、缺少恩德的政府，就越能催生汉奸。”(拙著《孽海帝王》下册，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2页)。这个定理值得任何政府深思。
文章来源节选共识网李西堂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