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專制時代的老百姓為什麼都不愛國
　　愛國的前提是國家要確實可愛，否則老百姓不但不愛國，甚至還會盼望其速亡。夏朝的老百姓不是指着太陽罵道：“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嗎?(《尚書·湯誓》)
　　封建政府對人民如此殘暴，百姓當然不愛政府不愛國。梁啓超沉痛地寫道：“歐西、日本有恆言曰：中國人無愛國心。斯言也，吾固不受焉。而要之吾國民愛國之心，比諸歐西、日本殊覺薄弱焉，此實不能為諱者也。”梁先生分析國人不愛國的原因說：“數千年之民賊，既攘國家為己之產業，縶國民為己之奴隸，曾無所於怍，反得援大義以文飾之，以助其凶焰，遂使一國之民，不得不轉而自居於奴隸，……雖欲愛國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何也?奴隸而干預家事，未有不獲戾者也。既不敢愛不能愛，則唯有漠然視之，袖手而觀之。家之昌也，則歡娛焉，醉飽焉;家之敗也，則褰裳以去，別投新主而已：此奴隸之恆性也。故夫西人以國為君與民所共有之國，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既有一愛國之人焉，中國不然，有國者僅一家之人，其餘則皆奴隸也。是故國中雖有四萬萬人，而實不過此數人也。” (《梁啓超文選·中國積弱溯源論》上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66、68—70頁)。
　　國家主要是帝王及其臣屬的，普通老百姓，誰來統治對他們都一樣。因此，愛國只在政權體制內的人身上才有所體現，普通老百姓是不會認真、也沒有資格愛國的，往往持觀望態度者居多。
　　英國密爾指出：“在專制國家最多只有一個愛國者，就是專制君主自己。”人民遠離政治，他們只關心物質利益和私生活。如果這樣，必定是這個民族衰落時代的開始，它往往會被更強大的君主國所征服。(應克復《西方民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修訂版，第192頁)。
　　事情果如所料。鴉片戰爭前夕，一個叫安德森的鴉片販子鼓動英國政府發動侵華戰爭說：中國“一般人民並不喜歡他們的政府”。所以，“對於中國，和對於一切軟弱的政府一樣，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但是……不可對一般中國人加以損害，否則便使我們的利益與政策受到損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第663頁，英國藍皮書《對華貿易有關的英商給政府的呈文》)。鴉片販子不僅看到中國“一般人民並不喜歡他們的政府”，進而就想在戰爭中採取種種“親善愛民”措施，以贏得“一般中國人”的好感。洋人這種“爭取人心”的政治眼光和見識，儘管卑之無甚高論，但在慣於施行殘暴統治的中國封建皇帝及其政府看來，可謂“志不在小”!
　　果然我們看到，1841年初，在廣東與英軍作戰的將軍奕山、楊芳等人，“屢奏粵民皆漢奸，粵兵皆賊黨，故遠募水勇於福建，而不用粵勇。官兵擒捕漢奸，有不問是非而殺之者，粵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殺粵民，所獲鄉勇皆釋還，或間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結民心。故雖有擒斬敵人之賞格，無一應命。當洋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嗚呼，中國統治者和英國侵略者對待“粵民”的態度竟有如此反差，難怪“洋兵攻城，居民多從壁上觀”，甚至踴躍去當漢奸!這就是專制制度殘暴統治的結果。
　　鴉片戰爭失敗不久，統治者自己也承認，封建政府已不能做任何對人民有利的事。兩江總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皇帝密折中說：“自古遠猷，攘外必先安內。……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問疾苦，動輒與民為難，以致民情渙散，內不自安，何暇攘外?”“官與民，民與兵役，已同仇敵，良民與莠民亦成水火”。他把這種現象的產生說成是由於壞官員造成的，但他承認“好官員”實在很難找到。道光皇帝儘管也提不出任何解決的辦法，但在這份奏摺上的御批至少坦承：“所論一切情形均非虛妄，朕翻閱再三，倍覺可嘆可恨!”(故宮博物院1931 年出版《史料旬刊》第35期，第291—293頁)。這與距此200年前明末官員馬世奇揭露官軍虐殺人民的情形一樣，官府“動輒與民為難”，民眾能愛國嗎?
　　這些事實說明，中國封建政府不愛自己的人民，人民也不愛政府。不僅不愛，封建統治者還把民眾視為最可怕的家賊，最害怕的就是人民起來反抗，所以歷代封建王朝的軍事指導思想，重在防內而不是防外，“防民甚於防寇”是其一貫國策。而人民平時只有退宿忍讓，一旦有人組織就會起來反抗;或者一旦遇到外敵入侵，就會幸災樂禍，作壁上觀，甚至為入侵者幫忙，希望外敵替他們狠揍“自己的”官府和軍隊。
      專制政府眼中的漢奸是暴政催生出來的
　　人民不愛自己的政府，根子在於封建專制制度對人民的殘酷壓迫。中國的皇權專製發展到明清時期，已達到極端專制、絕對專制的地步，百姓只有匍匐於皇朝腳下，生命如同螻蟻!人民與封建政府不僅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簡直就是政府唯一的終極敵人，雙方互為敵對關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專制政府最大最終的敵人!
　　中國封建政府與老百姓的這種敵對關係，早在16世紀就被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發現了。1576年，桑迪從菲律賓寫信回國說：中國的國王與官吏“虐待窮人”，“以聞所未聞的暴政”對待他們的人民，而他們的人民“也沒有一個人會對他們的國王效忠”。(周寧《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學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頁)。這與前面提到的英國鴉片販子安德森的看法如出一轍。
　　官府動輒與民為難，官民全然已同仇敵，人民沒有國家概念，更沒有愛國情操。這種情形直到民國時期也是如此。馮玉祥將軍在《我的生活》一書中描寫了民國初年他在湖南的“愛國”見聞：
　　“我們剛到常德的時候，一進城就看見許多商店門前掛着日本國旗，街頭上並張貼着日本兵艦保境安民的布告，這使人驚奇極了。我想，這裡既沒有割讓給日本，也沒有被日軍占領，又不是日本租界，怎麼有這種景象呢?馬上就請薛子良四出打聽。打聽出來了，說這是商家的把戲，商家為避免潰兵搶掠，無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艦保護。因為常德一帶是南北軍交訌的要衝。北軍勝了，南軍潰退時要大肆劫掠，南軍打勝，北軍潰退時，也是把商家搶劫一空，等到南北軍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來趁火打劫。商民無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人民被軍隊逼得無法自存，因而請日本兵艦保護，買日本旗懸掛，這當然不是人民的錯，可也不是士兵的錯。罪惡在誰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引者)等的身上……;第二，就在那些軍隊官長的身上，大官們自己胡作胡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級官，下級官也就不管士兵。……當權執政者的責任是福國利民，軍隊的職責是衛國保民。但是他們卻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們出賣國籍，不願做中國人，要求外國人來保護!”(馮玉祥《我的生活》嶽麓書社1999年版,第256頁)。
　　馮將軍還寫下另一見聞：“張敬堯軍退到岳州，沿途燒殺淫掠，當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紛紛到教會中躲藏。張軍知道，沖向那教會搜查。一位美國教士上前攔阻，亂兵即將此教士槍殺。這事傳出去，激起美人憤慨，當派武力前來鎮制。那美艦從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馳向岳州，顯其威風，致在沿途江中沖翻了許多民船，許多無辜人民受滅頂之災。……看看人家軍隊保護他的人民是怎樣的精神，但中國軍隊不但不能保護中國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殺之，而驅之託庇於外人，又將此外人一併殺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無妄之災禍。”(同上書，第290頁)。
　　自古以來，中國極端的封建專制統治者對人民之殘暴，是世界上所僅見的;殘暴的專制政府成為人民最大的危險和仇敵，正可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所以中國人自古受到的內患遠遠大於外患，致使國人相比之下不仇外而仇內——仇恨“自己的”朝廷和官府，不愛政府不愛國，甚至還盼望外部勢力打進來，把那些平時欺壓自己的當權者教訓一下，幫自己出氣。所以，歷史上沒有哪個民族比我們這個民族遭受更多的內部殘酷壓迫，也就沒有哪個民族比我們這個民族更容易出漢奸。可以說，從遼、金、元、清幾次異族入侵，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漢奸之多是不爭的事實。就連毛澤東也慨嘆說：“漢奸多如牛毛”，“遼海燕冀，漢奸何多!”
　　不過，漢奸眾多，責任不在人民，而在殘暴的封建政府。那些處在社會最底層備受剝削壓迫的廣大民眾，平時在封建政府眼裡，生命如同草芥。一旦國家有難，統治者卻想指望民眾去為他們流血犧牲，保衛他們的國家，而民眾不趁機反叛當漢奸、幫助入侵之敵就不錯了。國家眼裡沒有民眾，民眾眼裡也就沒有國家。國家、政府固然重要，但“民為邦本”，民眾的實際利益更重要，因為他們要生活。當封建統治者長期殘酷壓迫、人民無力推翻其統治而恰好遇到外敵入侵時，軍隊的最底層就會一鬨而散或臨陣倒戈，人民就會夾道歡迎入侵者。蒙古滅宋建立元朝、滿族滅明建立清朝，都是在中國內部政治黑暗、苛政如虎、人民離心離德的情況下實現的。雖然也有少數忠心為國、英勇抗敵的民族英雄，但更多的卻是望風而逃、不戰而降的漢奸叛將。明代俺答入侵大同、倭寇蹂躪東南、葡人占領澳門，無不以賄賂中國的漢奸而告成，漢奸是敵人的王牌。清軍入關時，滿族人口只有幾十萬，軍隊不過二十萬，竟然打敗了數千萬人口的漢族政權，其中漢奸的數量遠遠超過清軍數量，吳三桂等漢奸為滿族入侵立下了汗馬功勞。沒有大量的漢奸幫忙，任何敵人都不能征服中國。直到中國近代抗日戰爭時期，汪精衛的漢奸政府和軍隊多達300萬人!可以說，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這樣容易大量產生漢奸。
　　鴉片戰爭中，英軍只有區區四千人，竟然打敗了全中國，也是大量漢奸從中幫助的結果。魏源就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認為，整個鴉片戰爭，英軍步步勝利，大半功勞都要記在中國漢奸的身上!例如，1840年十二月，陳連升守沙角、大角炮台，英軍“洋船炮攻其前，而漢奸二千餘梯山後攻其背”，結果致“陳連升父子戰死”。(魏源就在《道光洋艘征撫記》)難怪琦善向道光皇帝報告說：“內地奸徒，串囑打仗。故該夷(英軍)之虛實，我則無由而知，而此間之動靜，無時不窺探通報。”(《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2冊,第628頁)。1841年，接替琦善的欽差大臣奕山從廣東也向皇帝報告說：“密查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民眾不仇外而仇內——引者)。各商因夷以致富，細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語，其中狡者布為奸細。”於是他得出結論說：“防民甚於防寇，此所謂患不在外而在內者此也。”(同上書，第2冊，第994、995頁)。這說明，封建統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敵人不是“夷”而是民，即使在同“外寇”作戰的時候，仍然認為“防民甚於防寇”!
　　同年九月，浙江巡撫劉韻珂在定海、鎮海失守後，向皇帝報告說：浙江雖已盡力做了防禦準備，“而該夷乃直如破竹”，原因之一是：英夷“無一處不勾結漢奸，無一漢奸不得其重賄，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勝之實情也”(同上書，第3冊，第1300頁)。次年二月，在浙江被英軍打得一敗塗地的皇侄奕經，也報告說：“曹江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所有寧波一帶，山勢陸路，漢奸處處為之導引，反較我兵熟悉。……官兵虛實，逆夷無不盡知，以故兩次接仗，轉致失利。”(同上書，第4冊，第1669頁)。清軍在本國土地上作戰，竟不如得到漢奸幫助的英軍熟悉“山勢陸路”!可惜，封建統治者始終不明白他們統治下的國民，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樂於叛國投敵的漢奸。
　　還是筆者的“漢奸催生定理”概括得好：“極端殘酷的統治壓迫，容易使民眾離心離德，產生仇恨;一旦遇到外敵入侵，他們就會夾道歡迎入侵者，以求借外敵之力報復殘酷壓迫自己的本國政府，漢奸就是這樣催生出來的。政府及其全體官員的殘暴程度，與國民的愛國熱情成反比，與它催生出來的漢奸數質量成正比。越是殘酷無情、缺少恩德的政府，就越能催生漢奸。”(拙著《孽海帝王》下冊，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2頁)。這個定理值得任何政府深思。
文章來源節選共識網李西堂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