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的法蘭克福之戰

                                 茉莉

法蘭克福書展開幕的第二天下午，我們幾個女人說說笑笑地走出三館。赫塔·米勒——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穿着黑色的衣服，從我們背後趕上來，抱住戴晴親吻了一口，在戴晴臉上留下口紅的痕跡。

對本屆書展邀請中國擔任主賓國一事，流亡德國的羅馬尼亞作家米勒表示反對。經歷了三十年東歐專制恐怖的米勒認為：讓一個堅持獨裁制度的國家做主賓國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在米勒的小說里，受迫害者只要看見飄揚的紅旗，聽見嘹亮的軍號，就會發瘋。所以米勒拒絕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媒體採訪，而把自己的敬意獻給戴晴這樣勇敢的中國異議作家。

不僅是米勒，很多德國人都由衷地欽佩戴晴。在書展前後的一兩個月裡，德國人從電視上、報紙上認識了光彩奪目的戴晴——一位為言論自由和合法權益而戰的中國女作家，他們有的找機會和戴晴合影，有的托人向戴晴致意，表達他們的熱情支持。筆者在法蘭克福和戴晴相聚的四天中，親眼目睹了這一切。

   ◎ 現代唐·吉訶德與專制的較量

這是一場“一人敵一國”的戰役。9月11日，受邀參加書展研討會的戴晴在機場吃驚地發現，原已確認的機票被取消，她立即自己掏錢買回了那剛剛退掉的一張機票，飛往法蘭克福。從這時起，這位68歲仍然精力充沛、童心未泯的女作家，身不由己地化為一位現代唐·吉訶德，披掛起一身鎧甲，登上法蘭克福書展這個自由與專制較量的戰場。

但戴晴和古代的唐·吉訶德不同，她敢於衝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卻並不脫離現實耽於幻想。騎瘦馬持長矛的唐·吉訶德，把風車當作巨人去作戰，而戴晴，面對的卻是一個既擁有強大的硬實力，又企圖在法蘭克福書展顯示其“軟實力”的專制政權。這個政權雄心勃勃征服世界的文化進軍，遇上戴晴等除了筆之外一無所有的自由人士，居然給大大地挫折了一下。

對於書展主辦方來說，這次書展不僅要展現一個官方的中國，也要介紹其它中國人的面孔。因此，邀請異議作家和流亡作家出席書展，是該次活動的題中之義，否則，該次書展就違背了自由社會的民主理念。但是，這一要義很難為專制政權所理解，錢大勢力大的專制者不肯接受自由社會這一套。為了排斥異議作家，那些習慣於玩弄控制手段的中國人，從頭至尾都在向書展主辦方施加壓力。而德國書展主辦方缺乏和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一再在壓力下左右搖擺，進退失據。

於是就發生了很多可笑的事件。例如，主辦方向戴晴和貝嶺發出邀請，接着取消邀請，最後又收回取消。在書展開幕前的一場有關中國的研討會上，因為有戴晴和貝嶺發言，中方代表居然集體短暫離席以示抗議。由於開幕式都是中國官方出席，為了做一個平衡，德國主辦方原本安排戴晴和貝嶺在國際中心的告別招待會上做簡短發言。但中國官方代表團在該場合全體缺席，安排戴晴和貝嶺的發言也突然被取消了。

   ◎ “拼死也要掙回本屬自己的東西”

10月18日中午，我從書展的“西藏論壇”上下來，身上披着長長的白色哈達，抬頭看見戴晴在場外向我招手。戴晴告訴我，她將在下午四點的告別招待會上說幾句話之後，大家一起吃頓飯告別。於是我們陪她一同前去。當時我注意到，戴晴穿了一件藍地白花的印花布旗袍，很有端莊雅致的中國女性風采。

然而沒想到，在大開香檳酒的告別招待會上，戴晴竟然被取消了發言，由一位印度女出版商取代了戴晴在會上致辭。面對主辦方背信棄義自食其言，戴晴只是簡單地詢問了負責這一活動的經理彼德·利浦肯，就從容不迫地接受記者的採訪，告知媒體她的發言被取消的真相。第二天，德國輿論沸沸揚揚，德國主辦者快刀斬亂麻，立即解除了彼德·利浦肯的職務。

這是一個不小的勝利，是民主社會抵制強權、維護言論自由的出色成果。在這場戰役中，戴晴等人所擁有的，只是德國筆會和媒體的支持，而中國官方卻與書展主辦者甚至德國政府有着廣泛的利益關係。但是，在自由社會裡，媒體在社會上扮演一個非官方卻是中心的角色，對政府和企業都起着監督和制衡的關鍵作用。這次，追求真相和正義的德國媒體不能容忍書展為了利益出賣言論自由，因此全力支持戴晴等人，共同抵制專制者的胡作非為。

在欣賞戴晴等人的頑強抗爭之時，我記起了八十年代時戴晴參加六屆婦代會的事件。那一次戴晴被《光明日報》女性同人選作代表，參加選舉婦聯主席的會議。戴晴在會上公開發難，要求候選人陳慕華回答對她不利的傳言等問題，結果差點被革命姐妹轟下台去。儘管在場的記者私下稱讚戴晴“幹得很漂亮”，但報刊對此一律噤聲，唯《中國婦女報》發出一則小文，意思卻是：有人想搗亂，但被無產階級正氣壓下去了。

自1989年捲入學運併入獄，戴晴在祖國失去了工作、醫療福利和養老金等一切，並被禁書封口至今。2008年，她在香港出版了《在如來佛手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其《後記》以這樣的話結尾：“曾經一無所有的我們，清楚知道今天之所有，並不能體現完整的人類之尊嚴，拼死也要掙回本屬自己的東西：思想獨立，言論自由。”

   ◎ 瀟灑的戴晴，可憐的官方作家

二十年來首次獲得機會直接面對公眾在論壇上發言，戴晴很珍惜書展這個各方溝通交流的機會。在開幕之前的會議上，她一次次面對自己的同胞舉手提問，提的都是一些國內無處提的問題，例如軍隊國家化、新聞與出版立法、唯GDP發展的代價等。但她得到的卻是官方口徑的回答。後來有一次，我和戴晴一起去中國展館聽新聞出版總署局長們的新聞發布時，不管戴晴的手舉得多高，已經沒有人敢把麥克風遞給戴晴了。

參加此次書展的中國官方代表團有一百多名作家，兩千多書商，如此雄厚的資金、龐大的陣容，卻畏懼一個無權無勢無錢的戴晴。這是因為，在這個充滿謊言和怯懦的世界裡，很少有人像戴晴一樣，具有不同凡響的思考與表達的膽識勇氣。她思維敏銳，言辭犀利，懷着關注社會的沉重的憂患之心，不依不饒地追問真實。在大批中國官方作家唯唯諾諾言不由衷之時，她的聲音顯得刺耳而又響亮。

與瀟灑自如的戴晴相比，那些中國官方作家實在是窩囊可憐。他們本來一個個伶牙俐齒，但在法蘭克福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帶領，只能像綿羊一樣服服貼貼，不能亂說亂動，更不敢與異議同胞接觸。每當德國媒體想找中國作家做個人採訪，總是被對方推辭。中國官方大花銀子請了德國一家公關公司，只有這家公關公司安排的採訪，中國作家才敢接受，他們沒有脫離黨組織而擅自發言的權利。據說，他們中有人跑到德國筆會和中國異議作家聚集的三館來聽會，回去也只能推說自己迷路了，偶然看見有中國人在說話，就過來聽聽而已。

      ◎ 《收租院》的謊言與“審父意識”

這次書展，中國館的展覽有造紙術的發明和電子書籍，有作協主席鐵凝和名作家莫言高聲讚美德國文豪歌德，有地震後寫詩“縱做鬼也幸福”的山東文聯副主席王兆山，還有江澤民的兩本學術專著舉行全球首發式。更滑稽的是，法蘭克福申恩博物館居然從中國運來“唯一的一件中國美術展品”——中國革命宣傳泥塑《收租院》。

戴晴說：“這幫貪官污吏，他們要把軟實力向全世界顯示，已經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既然當局花了這麼多錢把一個大謊話運到這兒來，戴晴就覺得自己有義務揭穿謊言。17日下午，我們前往申恩博物館。在那裡，面對栩栩如生的泥塑群雕，戴晴由淺入深地向德國記者和觀眾說明，這種造假的藝術，是怎樣以欺騙手法煽動仇恨，演繹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說教，為統治者的政治目標服務。

               戴晴在法蘭克福揭露泥塑《收租院》的謊言

我則從《收租院》泥塑場景中的籮筐和風谷機，聯想到少年時在湖南山鄉，和飢腸轆轆的農民一起挑穀子送公糧的情景，共產黨統治下的壓迫和剝削比《收租院》的國民黨時代更甚。我對德國記者說，我是黑五類出身，而戴晴是紅色家庭出身，但我們不約而同地走到1989年的天安門，走入監獄，現在又一起走到法蘭克福。

由此想到，有些人認為戴晴出身於革命家庭，喝共產黨奶長大的卻罵共產黨。其實，人的思想發展和生活道路主要取決於個人自己的因素。黑五類出身的我自小從底層接觸社會陰暗面，而戴晴的紅色家庭出身，令她一直相信共產黨的官方宣傳，直到三十歲那年，她在歷史博物館出版的一個《正面戰場作戰序列》的小冊子，發現中共其實只曾在很小的地盤上抗日，這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受欺騙。

從此以後，戴晴清醒了，她開始“審父”，審查她的共產黨父親們——生父、繼父、義父和公爹所走過的道路，她認識到革命吞掉自己的兒女，中共執政地位的取得不是經過民主程序公推的，而是依靠軍隊奪取的。她和專制主義決裂，着手做正本清源的工作，從王實味到張東蓀，清理歷史的血腥和荒謬，對“以共產主義為名義所進行的統治”進行拷問。

歲月似乎沒有在戴晴身上留下多少痕跡，她依然生氣勃勃，特立獨行，風骨卓然。擺脫了謊言的迷惑，不依附政府也不依附任何有權勢的人，戴晴堅守獨立精神，誠實而堅毅地，按照自己的良心與信念去生活。雖然為中國的環境問題感到絕望，但她堅持做“悲觀的積極行動者”。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她對強權的挑戰，是她三十年來韌性反抗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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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2009年12月號，發表時有刪節，此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