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張雲帆被關押案，前幾日已經就有所耳聞，當時看了一眼標題，心中就在嘀咕，張千帆老師怎麼會和孔慶東為了一個學生的事而同框。於是我試探的問了一句：“這張雲帆是個毛左？”在得到肯定回答後，也就釋然了。孔慶東為了這種言論權利的呼籲，那是出於他政治立場的物傷其類，而張千帆師那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於權利的珍視，如同例行公事似的姿勢站隊。

本文無意對“張雲帆事件”去做一個個案性的分析，說到底，這類言論權利受到打壓的事，在中國可以說層出不窮，並無起眼之處，“張雲帆事件”也不過是其中一起，唯一的特殊性在於他的北大的頭銜。公眾基於預期性落差，才使得這起案件和“雷洋案”一樣引發為輿論事件。

對於他的“毛主義”政治立場，我本人當然是不屑一顧，但我又完全理解他們的價值取向。政治認同說到底，並不在於政治理論有多少高明，而在於接受者具身經驗進而吸納為一種自我服務的知識想象。“毛主義”理論在一個資源匱乏，人際關係限險惡，社會系統不公的逼仄環境下被發酵並不是令人難以想象，旁人是對於這種政治認同是難以置喙的。

中國自76年那一場不流血的“光榮政變”之後，已經徹底從一個毛澤東時期的革命黨演變成為一個治理黨，日益去革命色彩。通過大量外來資本湧入以及自身創造，中國今天已經前所未有的繁榮富強。特別是長者創造性的允許資本家入黨之後，已經徹底顛覆了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宣言》對於共產主義政黨的定義，所以今天的中國執政黨已經完全不是馬克思列寧式的原教旨的共產黨了。對此，鄧小平先生在偉大的南方講話中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中國對此，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心知肚明中國執政黨性質的轉變，所以今天的毛左如果還在那裡打着毛澤東紅旗的質問執政黨的性質，顯然不是幼稚，而是一種策略，這就如同國內的自由派拿出《憲法》第35條聲討言論自由權一樣。

應該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是得益於政治權力的收縮，釋放高壓的社會空間，通過市場經濟盤活中國的巨大資源。但是這种放權背後，又設置了一個政治底線前提，就是誰也不能質疑我黨的執政地位。這種秩序結構的安排下，一個人只要不去參與組織性的政治活動，就可以自主的享有自己的私域空間，並且通過自身的努力，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晉升通道里往上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爭取財富。應該說，這樣的權力和空間的交換性安排是高明的，試想，一個人可以通過個人能力滿足自己的除了政治之外的各種欲望，那麼政治就變得不再重要，所以，今天的中國人除了賺錢之外，幾乎沒有太多人生的追求，更不會去追問執政黨的合法性。更何況執政黨績效合法性充足的前提下。

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國家，張雲帆的舉動當然是法定的結社權利。但是在當下中國，這種名義上的讀書會，多少是帶有一點煽動，串聯性質的，雖然冠冕堂皇的可以對外聲稱是“讀書會”性質，但這種說辭對於我黨的歷史經驗而言，無疑屬於一目了然的把戲，畢竟當年我黨的雛形就是從讀書會這種性質起來的。所以張雲帆這次無疑是踩了政治紅線。

有趣的是，毛左在聲援張雲帆時，居然引用了一句自由派很喜歡說的話：“當納粹黨來抓共產黨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當納粹黨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納粹黨來抓工會的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的人；當他們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為他們說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因為他們都被抓走了。”

這就多少有點令人忍俊不禁了，試想這套專政制度恰恰就是繼承於毛左們所崇拜的毛澤東開創的，今天他們享受到了專政的無情，到底算是求仁得仁呢，還算是作繭自縛呢？要知道，往日自由派受到打壓的時候，毛左的輿論似乎是一片叫好，哪裡嗚呼哀哉過？不是一直在那裡為“漢奸”、“買辦”、“走狗”的“罪有應得”歡聲雷動嗎。如今嘗到專政的滋味了，也像自由派一樣要為自己聲討權利了。這不禁叫人感嘆造化弄人。

所以，對於這次自由派對於毛左的聲援，我是有所保留的。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看來，每一個人的權利都是天賦預設的，因此自由派秉持那句假託伏爾泰的名言，雖然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但誓死捍衛他們的權利。站在正統自由主義原則角度來說是沒問題的。但是自由派有時候又顯得有點幼稚，缺乏現實感，將一套政治哲學原則當做數學公式來理解社會，哈佛大學的法學家德肖維茨在《你的權利從哪裡來？》一書中指出，權利的形成並不僅僅依賴於哲學家們所發明的“天賦權利”，也來自於人們對於過往歷史教訓的汲取，從而設置了實定法意義上的個人權利空間，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權利不是天賦人權，而是人賦人權。所以，自由派對於權利的捍衛的對象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對等性的互相認證對方的權利。如果毛左本身並不承認自由派所具有的法權，那麼自由派這次的聲援不是如同東郭先生一樣，去救一條白眼狼嗎？鑑於以往的公共事件中，毛左總是一副落井下石的做派，我覺得自由派價值中立的原則是很有問題的，正如有人說“我沒有敵人”，但這絲毫不代表自由派不把別人當“敵人”，“敵人”就不把自由派當做敵人。諸如此類的歷史教訓已經不少，只要懂一點歷史，就不會覺得我是危言聳聽。

當然，我也希望毛左們能夠藉此事採取一個反思：人權是否是普遍的？正因為你們中有人認為人權是普遍的，所以才會發出馬丁尼莫拉牧師那句名言，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為你們發聲。沒錯，我非常願意為一個承認普遍人權的毛左發聲，因為我們存在認同的共識。正如現下西方的左派，已經普遍拋棄了列寧式的專政理論，轉而對於自由主義的普遍性人權理論接受。如果你們不接受普遍的人權原則預設，那麼今天，你們今天莫須有的罪名也就不是莫須有，而是隨機性的咎由自取。只有毛左真正的體認到人權原則，和自由派取得諒解，在現行的法律框架內，敦促中國走向法治化，這個社會才能以較小的代表完成一個權利保障的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