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12 RFA
達賴喇嘛夏宮羅布林卡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改名“人民公園”。正中毛像下方戴眼鏡和鴨舌帽的男子是拉薩紅衛兵主要組建人陶長松。（唯色提供）
就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調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結集出版的《殺劫》新版一書，紐約時報中文網在前年8月末對我所做的連載訪談中，訪談者問起了拉薩紅衛兵主要組建人、拉薩兩大造反派之一“造總”（全稱是“拉薩革命造反總部”）總司令陶長松，讓我說說他的故事。
我曾於2011年訪談過他兩次，當時他年過六旬。精瘦，矮小，給人印象尤深的是宛如當年的那副裝束：鴨舌帽、眼鏡和中山服。從他文質彬彬的舉止，實在無從想象在很多人那裡聽說的他當年是如何的威風凜凜。在我們剛開始交談時，他是經常可以見到的那種漢人知識分子：內斂，沉靜，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許變化，曾經貫穿他青年和中年時代的某種氣質開始流露出來，充溢在他越來越激越的語調和越來越狂熱的眼神里。這顯然因為我們的話題是西藏文革的緣故。儘管他有時會突然醒覺似的停住滔滔不絕的講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會回到他曾經叱咤一時、輝煌一時且充滿變故的從前。他記憶力驚人。口頭禪是“曉得吧”和“無所謂”。
我於是對訪談者說起陶長松的故事。陶是江蘇揚州人，1960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同年自願申請入藏，在拉薩中學當語文老師。而那時候他對西藏的認識，只是來自一本以西藏為背景、具有浪漫主義風格的“革命小說”——《我們播種愛情》，對藏人的印象是橫跨在西藏男人腰間的長刀。文革中他很活躍，是拉薩紅衛兵的主要創始人，還是“造總”總司令。1968年西藏自治區革委會成立，他當上了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現在的自治區副主席，副省級。他還數次去北京，和周恩來、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見面。
文革中，拉薩有兩大造反派，一派是“造總”，另一派叫無產階級大聯合革命總指揮部，簡稱“大聯指”。這兩派為了爭奪權力，打得不可開交。到文革後期，“造總”這一派徹底失勢，另一派則一統天下，文革結束也未被撼動，但“造總”遭到清洗，陶長松被指控“三種人”（指文革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遭關押審查一年多。1980年代中期以後，他在西藏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西藏研究》副主編、當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長，退休後在成都和拉薩居住，和官方的關係不錯。
在西藏有過一個特例：中國其他地方在文革結束後都清理過“三種人”，但在西藏基本沒有，或者說只針對一派。我了解到，1980年胡耀邦到拉薩，就把清理“三種人”的事情給停了，為什麼呢？因為這“三種人”裡面有不少藏人，如果把他們清理了，胡耀邦認為在藏人中就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不能清理。不但不清理，還予以提拔。所以，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是沒有清理過的，無論是藏人也好，漢人也好，在文革中發跡的那些人一直掌握着西藏的權力，而他們在文革中形成的思想和做法一直在西藏延續，這也正是“西藏問題”難以解決的癥結之一。
訪談者問我陶長松是否願意接受我的採訪。實際上他很願意的。當時我還是西藏文聯《西藏文學》的編輯。我聽人說起他，就找到他的電話聯繫了他。很意外，他對我很熱情，第一次見面就侃侃而談幾個小時，還請我吃飯。但我知道他的背景，就沒有給他看我父親拍的西藏文革照片，擔心他看了照片不會對我講。有一張照片上其實有他。他正帶着紅衛兵，在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前往大門掛牌，牌子上寫着“人民公園”。當時他問我為什麼採訪他。我說我想寫關於西藏文革的小說。他說寫小說沒意思，建議我寫紀實的。我後來明白他為什麼願意接受我的採訪，是因為他想通過我為“造總”說話。
在西藏盛行一種奇怪的現象，你若是問當年在文革中兩派的往事，若是“大聯指”的就會很驕傲，好像挺光榮，若是“造總”的就很羞愧。陶長松覺得這不公平，他認為“造總”也沒做什麼壞事，是“大聯指”得勢之後污衊了“造總”。他講得很生動，記憶力也非常好。但他很聰明，比如，就紅衛兵如何在大昭寺破“四舊”，他只是泛泛而談。《西藏記憶》收錄了他的口述，比較長，近1.5萬字。其中，他講過的這句話給我的印象最深，是關於解放軍鎮壓文革中所謂的“再判分子”。他說：“藏族人太老實了，槍斃他們的時候說‘突幾切’（謝謝），給他們兩百元‘安慰費’的時候也說‘突幾切’……”
訪談者又問“造總”和“大聯指”這兩派在文革時有什麼不同。據我的調查與了解，西藏的這兩個造反派的情況跟中國各地文革時造反派的情況相似，先是“破四舊”、斗“牛鬼蛇神”、換新名等等，從一開始就幹了太多壞事。毛澤東號召的“破四舊”是一場把所有非共產主義的文化都當作“舊文化”而加以清除的運動，西藏的傳統、宗教、文化及精英都難逃此劫，遭到毀滅性的摧殘。雖然藏地人口不多，但藏地全境6000餘座寺院以及寺院中不計其數的寶藏卻相當可觀，世世代代的藏人把主要的財富都集中在寺院中，但經過了1950年代及之後的“宗教改革”、“民主改革”和“文革”，剩下的寺院寥寥無幾、空空蕩蕩，全藏到處是廢墟。接着兩派從文斗到武鬥，由充滿火藥味的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聯，發展到動刀動槍，陷入流血喪命的內戰，其破壞之大，遺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幾句話就能概括和總結的。
武鬥最嚴重是1968年、1969年。雙方打死過很多人。如西藏的昌都地區，被打死的人據我的受訪者告知有兩百多。昌都的“大聯指”和“造總”各有自己的“烈士陵園”，死者既有藏人也有漢人。另外，西藏的文革有軍隊參與，軍隊幾乎無所不在，充任重要角色。而軍隊的推波助瀾，致使西藏的文革更加複雜化。雖說軍隊有令不准參加地方上的兩派組織，但在觀點上都各有明顯傾向，分“造總”觀點和“大聯指”觀點。我採訪過當年在西藏軍區任職的軍官，他們承認軍隊內部的派性很嚴重。甚至軍區後勤部一位副部長在批鬥會上被另一派觀點的軍人活活打死。
而且，軍隊還在暗中向兩派提供槍支彈藥，或者任由兩派去搶軍械庫，這叫“明搶暗送”。軍械庫被搶是導致武鬥惡化的主要因素。我採訪過親歷1968年初昌都軍械庫被搶的“大聯指”成員，親歷1968年夏天扎木軍械庫被搶的“造總”成員。他們都詳細講述了守衛軍械庫的軍人是如何向造反派拱手相送武器。而軍隊的直接參與，造成的血腥就更大了。
我曾寫過論文《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邊壩事件》，在2006年紐約舉辦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宣讀過，並選入《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一書。今年我續寫的上萬字論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與1969年尼木、邊壩事件》，由日本《思想》（岩波書店）新刊2016年元月號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專輯收入。這兩大血案都是軍隊製造，一個是1968年在大昭寺，軍隊開槍，打死12個藏人紅衛兵，他們的墓地至今還在拉薩的“烈士陵園”，這其實可以說是紅衛兵墓地，中國最著名的紅衛兵墓地在重慶，而拉薩也有。第二個血案，簡單地說，是1969年3月起，在西藏多個縣先是兩派武鬥，演變成藏人舉事，暴力抗擊，被定性為“再叛”即再次“叛亂”（第一次“叛亂”指1956~1959年在全藏區發生的反抗中共政權的起義），然後被軍隊以“平叛”的名義軍事鎮壓。而且“平叛”擴大化到令人髮指的程度。雖然我寫了兩本書，也寫了相關論文，但深感西藏的文革很複雜，我寫的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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