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年尾至2018年年首的数月里，如果阁下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周游一圈，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私下交流，便会有一个沉重的话题不断被提及：眼下的大陆越来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气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笔者自从1993年夏时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内地以来，已经有过三次听到人们议论文革是否会再来的忧虑，比如1999年下令发动全国各地扫荡法轮功的高峰阶段，更记忆犹新的是薄熙来任职重庆搞得红红火火的那段时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么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作此议论，而且举出好几条颇有份量的证据，却不能不令笔者严肃对待，不敢一笑置之。毕竟，这些人举例的内容是众人目睹的鲜活事件，不仅规模可观，同时蕴涵深厚。

几大事例隔代呼应

北京市政府从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驱赶外地“低端人口”的举措，就非常类似于1968年发起的驱赶城镇居民下乡的运动。该年9月底，兼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的一位部队高官，组织采访的报道里引用了会宁县老农王秀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的一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突出这句豪言壮语的报道随后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该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转登了这篇报道，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的“市”字，是毛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参阅《老年生活报》2006年11月27日张友琴短文）。于是，全国城镇马上把千百万无常规职业的居民，连同红卫兵一道，驱赶至乡下种田。时隔49年的两大清理运动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脚踢走，拒绝承受对“低端人口”的就业和福利负担——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万居民中有810万外来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但都是借用股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运用强制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张淑伶：“回顾半世纪前中国人口大移动”，中央社驻上海特派员专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内地党组织和很多机关特别是学校，发通知告诫党政干部乃至严词命令学生群体不要欢庆圣诞节，“不参与宗教活动、抵制腐朽文化”。刚好时逢“毛诞”即毛泽东生日，于是乎是“崇洋”还是“崇毛”，是庆“圣诞”还是庆“毛诞”，上纲成政治态度和文化认同的选择。这又使内地知识界回想起文革中“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的红色风潮。

更敏感的比较，涉关“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变迁。毛从1960年代初开始，日益表现出对于“中央一线（刘少奇邓小平）和二线（毛）领导”安排的不满，最后演变成文革的翻盘斗争，一举废弃了高层权力相对分工的体制，全力锻造“一元化”的极端集权架构。用林彪最生动的语言表达，就是：“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要一元化。……我们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讲话》，无出版机构，第50-51页）。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反复批评这种体制，然后才有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来北京越来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日常的经济事务管理。内地知识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语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细考毛泽东之“梦”

因此之故，无论诸位的观点如何，都不能不正视内地知识界的沉重提问：“文革再来一次的气氛日浓，这意味着什么？”此一提问对香港同样含义沉重，因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间的香港大不一样了，与内地之间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笔者基于对文革的教学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几年），外加亲身经历的感受，从两组要素及其延续和演变来试图回应上述提问。

第一组要素是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愿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梦”——既关乎中国本身应该怎样，也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怎样。这组要素的延续和演变是把毛时代的梦对比于本时代的梦。明白了二者的深层异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来一次”问题的大半。众所周知，毛这位超级革命家平生最后的梦和他排除万难大搞文革一脉相承，笔者整理了毛的文革梦内容，包含以下的关键点。

第一点，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究竟是哪些？这个问题旨在让大家尽可能把毛的个人权力至上考虑、个性里的偏执狂和被谋害恐惧心理这类动机，与那些看起来更合理的动机作综合平衡的分析，诸如：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忧心重重，因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背叛革命”了；对中国社会里的商品经济元素和市场力量增生（即毛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译自（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点，毛文革中号召群众批斗党政干部、“吐故纳新”即大规模整党，显示出他对执政党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极度不满。毛的思路和做法，是否也受到了1949年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推行的改造老朽国民党做法的影响？这个问题旨在把现代中国最主要的两大政党的命运作比较，以深化对政治权力与政治衰败之间关系的透视。败退的国民党甚至提出了“毁党造党”的激进口号，终于体认到在大陆执政期间该党的自身素质越来越差丢了天下。假如撤到孤岛后再不大力整顿自己，很可能连台湾也掌控不住，那就是“死无退路”了（蒋介石语）。蒋领导层提出“毁党造党”的口号，目的是“永葆党国”，这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毁党救国”、“毁党建国”有本质区别（“胡适致雷震”，载万丽鹃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2001年版第115-116页）。但公平而论，若无1950年代发动的“毁党造党”运动，国民党继续像在大陆时那样松松垮垮、懒懒瘫瘫，它对台湾的统治绝不会那么稳固有效。终身密切关注国民党军政作为的毛，对此一定不会没有联想、毫无触动。

和商业都市成反比的蓝图

第三点，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反复探索的意义丰富的社会科学和伦理学大课题，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家群体里面。中国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即简称的“五七指示”，里面毛对他所期望在中国建成的好社会有比较明白的表述（详见《人民日报》刊载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多篇评论和回忆录里，对毛的乡土版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有生动描述。笔者在明太祖的治军治国措施里，也看到诸多极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参阅聂作平：“安顺屯堡：在这里，发现明朝”，广州：《同舟共进》，2017年第9期第72-76页）。人们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为样板，其实毛对朱元璋的学习和继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画的社会蓝图经常被海内外华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国传统中的“五斗米道”、“大同书”、太平天国之类的农民社会主义愿景。正如R. A. Stein的历史性考察所显示的，自从汉朝以降，中国历代的“政治宗教运动，都曾试图依据‘太平’的原则，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实现往古的理想社会”（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95-796页）。毛的文革当然不例外，文革结束后内地知识界一再把毛的社会蓝图贬称为“小农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毛派理论家对此异常恼火。

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毛的好社会蓝图其实也有某些和犹太教 -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古老文化中的社团（香港称为“信徒团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类似的元素 （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 . 路德传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 – 254 页）。而对工作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商业都市的人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是，中世纪穆斯林军队征服巴尔干半岛以后，有意损毁那里的城市此前作为国际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发达自由多元功能，仅仅把城市变成统治集团官员的居住地和军事堡垒，由此导致那些原本繁荣的城市后来没有发挥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作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恰恰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作用，于是文艺复兴和近代资本主义就从意大利起步了（W. S. Vucivich: “The Nature of Balk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Slavic Review, December 1962, pp. 603-614；阅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卷第8章）。这个情形和文革中毛下令的反都市化政策很有可比之处，更是与后文将重墨点评的香港和“文革再来一次”的疑问挂钩。（未完）

【本系列评论应邀为香港《信报月刊》而作于 2018年1月8日，发表于该刊1月底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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