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年尾至2018年年首的數月里，如果閣下有機會到中國內地週遊一圈，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私下交流，便會有一個沉重的話題不斷被提及：眼下的大陸越來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氣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筆者自從1993年夏時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內地以來，已經有過三次聽到人們議論文革是否會再來的憂慮，比如1999年下令發動全國各地掃蕩法輪功的高峰階段，更記憶猶新的是薄熙來任職重慶搞得紅紅火火的那段時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麼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作此議論，而且舉出好幾條頗有份量的證據，卻不能不令筆者嚴肅對待，不敢一笑置之。畢竟，這些人舉例的內容是眾人目睹的鮮活事件，不僅規模可觀，同時蘊涵深厚。

幾大事例隔代呼應

北京市政府從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驅趕外地“低端人口”的舉措，就非常類似於1968年發起的驅趕城鎮居民下鄉的運動。該年9月底，兼任《甘肅日報》軍管會組長的一位部隊高官，組織採訪的報道里引用了會寧縣老農王秀蘭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說的一句話：“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突出這句豪言壯語的報道隨後在《甘肅日報》頭版發表，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該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轉登了這篇報道，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並加了編者按。據說“城”字後面的“市”字，是毛親自修改時加上去的（參閱《老年生活報》2006年11月27日張友琴短文）。於是，全國城鎮馬上把千百萬無常規職業的居民，連同紅衛兵一道，驅趕至鄉下種田。時隔49年的兩大清理運動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腳踢走，拒絕承受對“低端人口”的就業和福利負擔——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萬居民中有810萬外來人口，造成了巨大壓力——，但都是借用股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運用強制手段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張淑伶：“回顧半世紀前中國人口大移動”，中央社駐上海特派員專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內地黨組織和很多機關特別是學校，發通知告誡黨政幹部乃至嚴詞命令學生群體不要歡慶聖誕節，“不參與宗教活動、抵制腐朽文化”。剛好時逢“毛誕”即毛澤東生日，於是乎是“崇洋”還是“崇毛”，是慶“聖誕”還是慶“毛誕”，上綱成政治態度和文化認同的選擇。這又使內地知識界回想起文革中“破舊立新、過革命化春節”的紅色風潮。

更敏感的比較，涉關“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的變遷。毛從1960年代初開始，日益表現出對於“中央一線（劉少奇鄧小平）和二線（毛）領導”安排的不滿，最後演變成文革的翻盤鬥爭，一舉廢棄了高層權力相對分工的體制，全力鍛造“一元化”的極端集權架構。用林彪最生動的語言表達，就是：“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要一元化。……我們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講話》，無出版機構，第50-51頁）。鄧小平自1978年開始，反覆批評這種體制，然後才有了黨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來北京越來越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包括日常的經濟事務管理。內地知識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語錄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細考毛澤東之“夢”

因此之故，無論諸位的觀點如何，都不能不正視內地知識界的沉重提問：“文革再來一次的氣氛日濃，這意味着什麼？”此一提問對香港同樣含義沉重，因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間的香港大不一樣了，與內地之間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筆者基於對文革的教學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幾年），外加親身經歷的感受，從兩組要素及其延續和演變來試圖回應上述提問。

第一組要素是中國最高層領導的願景，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夢”——既關乎中國本身應該怎樣，也關乎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應該怎樣。這組要素的延續和演變是把毛時代的夢對比於本時代的夢。明白了二者的深層異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來一次”問題的大半。眾所周知，毛這位超級革命家平生最後的夢和他排除萬難大搞文革一脈相承，筆者整理了毛的文革夢內容，包含以下的關鍵點。

第一點，毛髮動文革的真實動機究竟是哪些？這個問題旨在讓大家儘可能把毛的個人權力至上考慮、個性里的偏執狂和被謀害恐懼心理這類動機，與那些看起來更合理的動機作綜合平衡的分析，諸如：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憂心重重，因為蘇聯共產黨已經“背叛革命”了；對中國社會裡的商品經濟元素和市場力量增生（即毛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譯自（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點，毛文革中號召群眾批鬥黨政幹部、“吐故納新”即大規模整黨，顯示出他對執政黨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極度不滿。毛的思路和做法，是否也受到了1949年撤退到台灣以後蔣介石推行的改造老朽國民黨做法的影響？這個問題旨在把現代中國最主要的兩大政黨的命運作比較，以深化對政治權力與政治衰敗之間關係的透視。敗退的國民黨甚至提出了“毀黨造黨”的激進口號，終於體認到在大陸執政期間該黨的自身素質越來越差丟了天下。假如撤到孤島後再不大力整頓自己，很可能連台灣也掌控不住，那就是“死無退路”了（蔣介石語）。蔣領導層提出“毀黨造黨”的口號，目的是“永葆黨國”，這和胡適等自由派知識分子提出的“毀黨救國”、“毀黨建國”有本質區別（“胡適致雷震”，載萬麗鵑編註：《萬山不許一溪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2001年版第115-116頁）。但公平而論，若無1950年代發動的“毀黨造黨”運動，國民黨繼續像在大陸時那樣松松垮垮、懶懶癱癱，它對台灣的統治絕不會那麼穩固有效。終身密切關注國民黨軍政作為的毛，對此一定不會沒有聯想、毫無觸動。

和商業都市成反比的藍圖

第三點，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國社會是怎樣的？這個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反覆探索的意義豐富的社會科學和倫理學大課題，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和社會改革家群體裡面。中國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同志的信”即簡稱的“五七指示”，裡面毛對他所期望在中國建成的好社會有比較明白的表述（詳見《人民日報》刊載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職秘書李銳在多篇評論和回憶錄里，對毛的鄉土版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有生動描述。筆者在明太祖的治軍治國措施里，也看到諸多極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參閱聶作平：“安順屯堡：在這裡，發現明朝”，廣州：《同舟共進》，2017年第9期第72-76頁）。人們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為樣板，其實毛對朱元璋的學習和繼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畫的社會藍圖經常被海內外華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國傳統中的“五斗米道”、“大同書”、太平天國之類的農民社會主義願景。正如R. A. Stein的歷史性考察所顯示的，自從漢朝以降，中國歷代的“政治宗教運動，都曾試圖依據‘太平’的原則，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實現往古的理想社會”（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95-796頁）。毛的文革當然不例外，文革結束後內地知識界一再把毛的社會藍圖貶稱為“小農社會主義”，以區別於“科學社會主義”，毛派理論家對此異常惱火。

除此之外，筆者還注意到毛的好社會藍圖其實也有某些和猶太教 -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古老文化中的社團（香港稱為“信徒團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類似的元素 （羅倫培登：《這是我的立場：改教先導馬丁 . 路德傳記》，南京：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 – 254 頁）。而對工作在香港這樣的國際商業都市的人們來說更有啟發意義的是，中世紀穆斯林軍隊征服巴爾幹半島以後，有意損毀那裡的城市此前作為國際商業和文化中心的發達自由多元功能，僅僅把城市變成統治集團官員的居住地和軍事堡壘，由此導致那些原本繁榮的城市後來沒有發揮資本主義興起的巨大作用。意大利的幾個城市恰恰起到了這種劃時代的作用，於是文藝復興和近代資本主義就從意大利起步了（W. S. Vucivich: “The Nature of Balk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Slavic Review, December 1962, pp. 603-614；閱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卷第8章）。這個情形和文革中毛下令的反都市化政策很有可比之處，更是與後文將重墨點評的香港和“文革再來一次”的疑問掛鈎。（未完）

【本系列評論應邀為香港《信報月刊》而作於 2018年1月8日，發表於該刊1月底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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