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民主主義”曾經長期被誤認為是中共提出的政策，但是俄國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的《毛澤東傳》依據蘇聯檔案指出：“……是斯大林讓毛澤東在30年代後期接受了新民主主義政策，不允許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政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附註1）

潘佐夫是美國都會大學（Capital University，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歷史教授，並且擁有人文學愛德華和瑪麗.凱瑟琳.格霍爾德講席（Edward and Mary Catherine Gerhold Chair in the Humanities）。潘佐夫的祖父也出版過毛澤東傳記。

潘佐夫的《毛澤東傳》，俄文版Mao Цзэдун（《毛澤東傳》，簡稱為“俄文版”）出版於2007年。修改稿電子版МАО：ВЕЛИКИЙ КОРМЧИЙИ ЕГО ЭПОХА（《毛：偉大的舵手及其時代》，簡稱“俄文修改稿”) 發表於2009年。簡本英文版Mao: the Real Story（《毛：真實的故事》，譯者Steven I. Levine/梁思文，出版社Simon & Schuster,簡稱為“英文版”)出版於 2012年。英文版的中譯本《毛澤東：真實的故事》（譯者林添貴，台灣聯經出版公司，簡稱為“中文版”）出版於2012年5月。俄文修改稿的中譯閹割本（譯者崔海智、卿文輝、周益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簡稱“中文閹割版”） 出版於2012年8月。中文閹割版的前七章譯自英文版未定稿，再根據俄文修改稿增補。後二章譯自俄文修改稿。中文閹割版未詢問作者而由譯者和編輯進行自我政治審查和刪減。（附註2）

潘佐夫在《毛澤東：真實的故事》指出，“斯大林處於【出於——亞當】地緣政治考慮曾經早在1937年11月就做過同新民主主義內容相近的有關指示。”“他書中提到斯大林1937年11月同王明和康生的談話，當時斯大林透露了他的意圖，那就是他不僅要迷惑蔣介石和中國資產階級，而且要迷惑西方的資產階級，讓他們相信各國共產黨已經放棄了針對他們的暴力革命，人民民主概念提出就是為了迷惑敵人。”（附註1）

 “當毛澤東後來開始闡述新民主主義思想的時候，斯大林也開始考慮解散共產國際。潘佐夫認為這並非巧合。”【潘佐夫撰寫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向讀者展示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新民主主義論”有其“俄羅斯根源”。】（附註1）

“……從潘佐夫披露的檔案材料看，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共忠實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的程度超出許多常規的看法，只有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才能不受約束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蘇聯解密檔案的有關文件似乎稀釋了毛澤東前半生的功績。”“潘佐夫在採訪中說，研究這些檔案令他改變了對毛澤東的一些看法，他發現對毛澤東與斯大林和前蘇聯關係的一些常規看法實際上並不正確。新公布的蘇聯和中國的檔案顯示，毛澤東是斯大林忠實的追隨者，他做了很多努力以表示向他忠於的領導人（斯大林）的忠誠。二【而——亞當】毛澤東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後才敢於偏離蘇聯模式，執行更激進的政策。”（附註1）

遵照斯大林的欺騙策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1940年代發表欺騙文章“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9日，陝甘寧邊區）、“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等，不但騙倒了很多中國人，還騙倒了很多西方人。

笑蜀編的《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2013年。初版書名是《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收集整理了1941至1946年載於《新華日報》、《解放日報》、《黨史通訊》、《人民日報》等的短評、講話、社論、文件等，作者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潘梓年、章漢夫、夏衍等一些中共和民主人士的言論。文章多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向國民政府統治合法性發出的挑戰，要求實行憲政民主制度。涉及論點包括民主的重要性、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呼籲普選、對美國制度的讚賞、提倡私人財產不可侵犯、反一黨獨裁反專制政府等諸多方面。這些文章也都是欺騙文章，中共從來就沒把它們當作“承諾”。早年逃出大陸的美籍香港作家倪匡早就說過：共產黨會說真話，老母豬都會上樹了。

斯大林在死前不久的1952年，召集蘇共19大。不再設總書記，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政治局）中設立核心的五人小組，成員是斯大林（部長會議主席兼中央書記處書記）、馬林科夫（部長會議副主席兼中央書記處書記）、貝利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內務部長）、赫魯曉夫（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布爾加寧（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死後，繼任黨首馬林科夫繼任部長會議主席，貝利亞升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長，掌管秘密警察和核導彈計劃。政治和經濟大權落入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手中。3月14日，赫魯曉夫兼任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但此職務的權力限於宣傳和意識形態。布爾加寧升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防長。五人小組被取消，改組的中央委員主席團成員是：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伏羅希洛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卡岡諾維奇（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長）、別爾烏辛（部長會議副主席）、薩布羅夫（部長會議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米高揚（部長會議副主席兼貿易部長）。

蘇共頂層專注於權鬥，放鬆了對中國等附庸國的控制。毛澤東乘機推動激進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批判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說法是資本主義傾向的。1953年11月至1956年底，開展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使得全國90%以上的手工業者加入合作社。1954年至1956年底，開展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使得全國農戶的96.3%加入合作社。1954年至1956年底，開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公私合營運動。採取“和平贖買”的政策，後續再逐步將其改造成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

（2016-8-31）

2.

2011年4月，前《中國稅務》雜誌社長（正司級）、紅二代張木生出版《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此書的推薦長序（17頁）署名者是張木生的靠山、總後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

張木生不知道中共的新民主主義來自斯大林的欺騙策略和命令，沿用傳統說法，說新民主主義是中共的發明。

張木生說新民主主義的來源是列寧的延長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政策和新經濟政策。他介紹了1977年他的紅二代朋友李零（後來當上北大中文系教授）對斯大林的批評，說斯大林改變了列寧這兩項正確政策。他說，1938年把列寧的這兩項政策介紹給中共的是張聞天，把它系統化的是毛澤東，推動最久的是劉少奇。（附註3）

強調對新民主主義推動最久的是劉少奇，這是張木生和劉源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的關鍵原因。此書並不是單純的政策建議，而是向中共頂層要求給劉源升官找理由，造輿論。

【其實，張木生理論最主要的“標籤”，是他批評胡溫當局的這樣一段話：“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着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和理論界對胡溫執政的最直率、最大膽、最傳神、最準確的批評。所以，得以廣泛流傳。

張木生的話，被很多人看作是測試十八大政治走向的風向標。據稱，有相當數量的高級黨政幹部曾邀請他私下對談。張木生後來屢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一再提及“未來的當政者”，批評現在的當政者，強調“我們國家已經被一些軟弱無能、沒有血性的領導者，帶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當中”，“下一屆最高領導者絕不會允許目前的狀況再延續下去”，“會有人很高地舉起（旗幟）”，“用很高的政治智慧來解決當時他所面臨的問題”，還說，這樣的“下一代的領導人”有“一批”，並且點名說，劉源就是這樣的“非常有理想”的共產黨員。】（附註4）

2011年4月，張木生的此書研討會，劉源上將率領五名嘴炮少將（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德之孫朱成虎，軍科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羅青長之子羅援，空軍少將喬良等）穿着軍裝站台。此後，劉源把他署名的此書推薦長序呈送給總書記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附註4）

重複把新民主主義系統化的是毛澤東這個錯誤的老生常談，這是劉源和張木生對周永康和薄熙來等用崇毛向左轉牟取更大權力者的統戰策略。

【薄熙來是不是也屬於“非常有理想”的“下一代的領導人”呢？筆者相信，在薄熙來突然出事前，張木生的名單裡，是包括薄的。】（附註4）

【凡是讀過張木生講話和文章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印象：張木生談“重歸新民主主義”，大多與重慶模式相聯繫。筆者的印象更是，張木生不僅有意為重慶模式提供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支撐點，而且希望，把重慶作為新民主主義的試驗田。

《南風窗》記者田磊2011年1月19日在共識網發表一篇報導，題目是：“‘紅色重慶’的價值與挑戰”。文章指出，重慶模式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進行從農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加強政府對企業和經濟事務的掌控，“這樣的舉措，與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時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劉源和張木生是否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和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中，獲得這種“異曲同工”似的啟發呢？我以為，其間是有關聯的。

但是，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談“唱紅”和“打黑”。錢理群在他那篇引發廣泛關注的文章“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中說：近年來，薄熙來精心打造的“紅色重慶”，一直是熱議的焦點。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唱紅”與“打黑”，前者顯示的是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上向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後者則是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方式解決腐敗問題的自覺嘗試。

張木生似乎並不認為“唱紅”就是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的回歸。2011年10月29日，《南方人物周刊》採訪張木生時，記者問張：你怎麼看待重慶模式？張木生答道：第一，最好不要叫重慶模式，重慶探索、重慶之路更好。重慶的探索不可代替和複製，重慶代表的是中西內陸，東南沿海能不能解決還不知道。第二，唱紅是讓大家回憶延安記憶，而不是“文革”記憶，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了最多的人、最廉潔的時期的回憶，他要回憶這個。打黑是讓老百姓出氣，這是一個現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附註4）

【張木生對重慶發展的基層考察，是從他家的阿姨和親戚的經驗和經歷獲得。他們都說，過去重慶很差勁，感覺像是水深火熱。現在變化很大，這幾年阿姨的家鄉，馬路修通了，家裡安電話了，生活水準提高了。他們的宅基地，新村建設之後，騰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場進行交易了，家裡通過這個收入拿了幾十幾萬，所以，她也不當保姆了，拿了這個錢和兩姐妹買了公租房，收入比做阿姨要高。

張木生說，重慶這幾年發生了很大變化，打黑是前提，是基礎。原話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說的，重慶的打黑，對於中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行動，很多領導對我那句話不滿，我說，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貪官搭台、奸商唱戲、權力市場化、執政產業化、地方政府黑幫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覺得，重慶後面的一切好事，名聲上的好事、民主政治發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礎，……王立軍以前帶着兩位上將參觀重慶的打黑展覽的時候，當時，兩個上將問，重慶之黑，你是從東北來的，究竟黑到什麼程度，你能不能給一個評價。他說，重慶之黑在全國只是屬於中下，比重慶還黑的地方還真多，而且，很多還是發達地區。”

對張木生來說，“唱紅”是回歸延安，不是回歸文革；“打黑”是讓被欺負的老百姓出氣，聽起來挺不錯。但是，這些張木生只願意看到並承認的“不錯”的部分，在重慶的現實中占多大比例呢？再說，既然“地方政府黑幫化”，黑幫化了的地方政府，打黑不是越打越黑碼？對這樣的悖論，解釋重慶模式的張木生及其他左派學者們或者視而不見，或者裝聾作啞。】（附註4）

【德國之聲的北京觀察刊登了一篇高瑜寫的“李銳評說毒殺伍德案”。文中提到，“2月，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力挺薄熙來的一位現役上將，緊急給智囊打電話，通報真相，要求‘切割’”。這位現役上將應當就是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而文中提到的智囊應當就是張木生。】（附註4）

劉源和張木生強力支持周永康和薄熙來的言行，得罪了習近平等派系，偷雞不成蝕把米。

劉源通過張木生等炒作自己反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放風說自己要升任軍委副主席或軍委委員兼軍委紀委書記，卻到年齡線就退休了。

張木生辦了多年的內部奏摺刊物《香港傳真》，被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查封並罰款四萬元。（附註5）

（2016-9-1）

附註

1. BBC中文網訪潘佐夫| 蘇聯檔案解密 還原真實的毛澤東（上）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7/150706_pantsov_mao_zedong_archive_1

2. 卿文輝、崔海智| 潘佐夫版《毛澤東傳》中文譯本的幾個問題

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12054

3. 張博樹| 評劉源、張木生的“回到新民主主義”

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4962

4. 未普| 劉源智囊張木生的麻煩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2/07/劉源智囊張木生的麻煩/

5. 汪海濤：欲為帝王師的遭遇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925#.V8fAs_l97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