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文輝、崔海智| 潘佐夫版《毛澤東傳》中文譯本的幾個問題

送交者: 亞當 2018年02月17日12:40:2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2015-10-09  地方文革史交流網  來源：共識網 　一、 潘佐夫版《毛澤東傳》的價值 　　俄國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著的《毛澤東傳》(以下簡稱潘版毛傳)的俄文版於2007年出版，英文版於2012年出版，中文繁體版(以下簡稱為繁體版或台灣版)是2015年5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的，中文簡體版(以下簡稱為簡體版或大陸版)是2015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的。中文繁體版書名是《毛澤東：真實的故事》，是從英文書名《Mao: the Real Story》直接譯來的。俄文版書名就是《毛澤東傳》【Мао Цзэдун】(以下簡稱俄文版)，我們譯的中文簡體版是以作者在2009年進一步修改後的俄文本(以下簡稱俄文本)為準的。英文版之所以加這個副標題，乃是因為數年前張戎和哈里戴合著的《Mao: the Unknown Story》(台灣出的中文版書名是《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在西方風靡一時。這本書並非嚴肅的史學著作，捕風捉影、妄作解人處比比皆是，比如妄斷胡宗南是地下黨員，以致謬種流傳。潘佐夫和英譯者梁思文(Steven Levine)希望用他們的新版毛傳撥亂反正，估計也有營銷方面的考量，因此用了個針鋒相對的副標題“真實的故事”。書中確也有不少地方作者直斥張戎此書胡編亂造，言辭毫不客氣。 　　毛澤東研究幾十年來在海內外一直是顯學，各種版本的毛澤東傳(以下簡稱毛傳)層出不窮，不少海外學者著的毛傳30多年來也有不少譯介到國內，具體數目究竟是多少，我們沒有統計過，也尚未看到這類統計，但譯介到國內的，肯定不下十種。如果把國內學者寫的毛傳包括在內，十幾種肯定是有的。其中最有影響的幾種是，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研究室集體編撰、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傳，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的，美國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的，以及英國學者菲利普·肖特的毛傳。 　　既然這是一個被深耕了幾十遍的“土地”，潘版毛傳的出世包括中文版的問世自然要引來一個問題：此書價值何在?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拾人牙慧和人云亦云?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潘版毛傳在資料方面填補了所有此前毛傳留下的一個空白：它是迄今為止唯一大量使用了俄文原始檔案的毛澤東傳記，進而在揭示中共和毛澤東與蘇聯(包括蘇共中央、共產國際等組織和斯大林、赫魯曉夫等個人)的關係方面有了原創性發現。 　　與潘版毛傳有關的俄文檔案有多少呢?中文簡體版包裝盒的背面印有下列文字： 　　“3328份蘇聯絕密檔案，15份毛澤東特別檔案”。 　　這段話是編者加的，我們也是拿到書才看到的。這幾個數字是從哪裡來的呢?開始我們也納悶，後來發現，潘佐夫在英文版序言《神話與事實》中說：蘇聯解體後，前蘇共中央檔案、共產國際檔案、蘇聯共青團中央檔案等合併到一起並解密，這些檔案合稱“俄羅斯社會政治史國家檔案”;但其中涉及與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檔案，只是有限開放;這部分涉華檔案中，有3328份涉及個人的檔案，其中關於毛澤東的檔案有十五卷。顯然，包裝盒背面的那兩個數字是從這裡來的。但英文版中潘佐夫使用的數量單位是不一樣的，涉及個人的檔案的單位是“份”(dossier)，與毛澤東直接有關的檔案的單位是“卷”(volume)，簡體版編輯可能疏忽了，一卷檔案與一份檔案可不是一回事。我們不知道潘先生是否全部看完了這3328份個人檔案，但是可以合理推測，他肯定看完了關於毛的那十五卷檔案。 　　史料是治史者的基本原料，直接決定了歷史學作品的質量和品位。沒有第一手史料並非就不能治史，有些史學經典，比如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幾乎全部使用二手史料。但是，缺少第一手史料所帶來的缺憾，肯定是史家其他方面的努力所無法完全彌補的。在潘版毛傳以前，所有譯介到國內來的老外寫的毛傳在史料上都有一個重大缺憾，那就是第一手史料(包括檔案，面對面的採訪，親歷者個人回憶)太少，用的多是二手乃至三手史料(公開發表的文獻)。這也完全可以理解。關於毛澤東的檔案要麼在中國大陸，要麼在蘇聯(俄國)，其他國家和港台地區可能搜集有不少與毛澤東間接有關的材料，如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小報，某些近現代中國歷史名人的個人書信日記，如蔣介石日記，但港台、日本和西方不可能有多少關於毛澤東個人的歷史檔案。這些檔案幾乎全在中蘇(俄)兩國，而在蘇聯解體前蘇聯檔案是不開放的。就國內而言，由於毛澤東的特殊地位，與毛澤東直接有關的檔案大部分現在也沒有解密。有關毛澤東的一切文獻的出版也都受到嚴格審查。 　　在第一手材料的應用方面，中央文獻研究室集體編著的《毛澤東傳》是個例外，此書(包括建國前生平的一卷和建國後生平的兩卷)大量引用了文獻研究室收藏的毛澤東的文稿書信講話記錄等第一手檔案文獻。但此書由於沒有利用俄羅斯檔案，對於毛澤東生平中與中蘇關係有關的部分的敘述，不能不打折扣。 　　潘版毛傳所引俄國檔案的價值還在於，此書是同時面向學術界和普通讀者的。對於毛澤東和中共與蘇俄的關係的真相，在此書問世以前，國內外學者(如我國學者沈志華、楊奎松)利用冷戰後解密的各國檔案等新史料，已有一些發現，這些發現也已經顛覆了不少傳統觀點。如楊奎松先生在其論著中就曾多次指出，共產國際並沒有壓制毛澤東，斯大林不大可能有過扶植王明做中共領袖的念頭。潘版毛傳所引的檔案史料，不過再次證明了這些結論。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多以很專業的學術論著的方式出現，普通讀者很少接觸。潘版毛傳的對象同時是業內專家和熱心的外行。因此此書依據檔案所傳遞的信息對於內行來說，或許驚喜有限，但對於普通讀者，依然是個震撼。 　　潘版毛傳根據這些獨家史料到底想傳遞哪些信息呢?大陸版封底和台灣版切口上印的海外名家推薦語對此已經說了不少。作為譯者，我們以為，這些信息可以歸納為兩點：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政治、物質和財政支持是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和中共能夠奪取政權的重要原因;建國前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中共和毛澤東的政策受到斯大林的決定性的影響，這在“新民主主義”政綱的提出和實施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 　　潘佐夫的這些結論是否站得住，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當然不是僅靠這本厚的像枕頭一樣的傳記就能下定論的。麥克法夸爾在他發表在2012年10月的一期《紐約書評》上的長篇書評中對潘氏的這些結論就有保留。簡體版封底有麥克法夸爾的推薦語，但麥氏只夸此書在史料和敘事上的貢獻，沒有稱讚其結論。這些結論也沒有一個是潘佐夫第一個提出來的。總之，這本書遠遠沒有終結對毛澤東及其與蘇聯的關係的研究，雖然它在史料挖掘上把研究推進了一步。 　　二、大陸版與台灣版在語言和結構上的差異 　　同一本外國人寫的書，海峽兩岸各有譯本，這個現象並不鮮見。但是，在極短時間內就出現不同的譯本，而且是關於毛澤東的傳記，同時還伴隨着新史料，這還是頭一次。因此很快引起讀書界和學術界的關注，並非意料之外。譯者已看到一些對兩個版本的差異的評論，身邊也有朋友關注這個問題。作為譯者，對這個問題有責任認真回復。 　　概括說來，兩個版本的區別有三個方面：語言上的，結構上的和內容上的。 　　先說語言上的。由於兩岸長期隔絕等因素，台灣漢語和大陸漢語是有區別的。這個區別，在我們這些語言學外行看來，有點類似倫敦英語與美語的區別。這種區別首先是詞彙上的，比如，台灣喜歡說“管道”，大陸則說“渠道”;“願景”這個詞也是從台灣進口的。在外國人名地名的翻譯上，差異更大。比如，khrushchev這個名字，大陸譯名赫魯曉夫，台灣譯為赫魯雪夫;stalin這個名字，大陸譯為斯大林，台灣譯為史達林;snow這個名字，大陸譯為斯諾，台灣譯成史諾。 　　詞彙和譯名差異最明顯但最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法上的差異。對於譯者這樣的長期浸染在大陸漢語文獻中的人來說，台灣漢語書面語裡的某些句子與病句無異。繁體版中這樣的句子非常多，這些句子要是出現在大陸中小學生的作業和考卷上，肯定要被語文教師判為病句。我們絲毫無意冒犯台灣版的翻譯林添貴先生。林先生是資深譯家，譯著等身，他譯的基辛格(順便說一句，這個大名鼎鼎的名字在台灣通常譯為“季辛吉”)的名著《大外交》，在大陸學界有口皆碑。我們無意也沒有權力作出語言學上的優劣判斷，只是指出一個事實和感覺，譯者身邊的許多學界朋友都有這個感覺。 　　潘版毛傳中有大量的中國近現代歷史及中共黨史上的知名人物的言論、當時通行的術語和一些傳統詩詞及民謠，按照“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的一貫要求，為最大限度還原歷史真相，這些內容，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的言論，必須依照其中文原始文本譯出，也就是中文原話，而不能簡單地從外文直譯。比如說，To rebel is justified. 就應該譯成“造反有理”，不能譯成“造反是對的”。簡體版譯者和他們的研究生在這方面花費了大量勞動查找這些“原話”，限於資料和時間限制，未能全部找到，但也有約百分之七八十的原話找到了。繁體版在這方面明顯遜色，以我們的粗略印象，半數以上是從英文直譯過來的。謹舉數例： 　　例一：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官方語言中有個流行詞叫“聯合戰線”，國共破裂後這個詞的叫法才逐漸改為“統一戰線”。簡體版注意到了這一點，沒有混淆這兩個詞。繁體版則在多處應該使用“聯合戰線”的地方，都譯為“統一戰線”。 　　例二：1931年時朱毛指揮下的紅軍中流傳一首歌謠，其歌詞在簡體版中是根據相關中文文獻中的原始表述轉錄的：內容如下(括弧內數字是頁碼)： 　　毛委員運糧上山呦，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圍剿。(332) 　　繁體版從英語直譯如下： 　　政委帶領我們去找糧 　　肯定一切沒問題 　　我們仍會排除萬難 　　粉碎敵人。(268，原文只有一個標點) 　　例三：1921年11月毛澤東在長沙接待從法國勤工儉學回國的李立三，見面時兩人按當時文人中流行的時尚對了一個對子。毛說上聯，李對了下聯。對於這個對子的翻譯，大陸版的表述是：“洞庭有歸客”，“瀟湘遇故人”。(156)此二句出自南朝梁代詩人柳惲的《江南曲》。台灣版譯為“有朋洞庭來”，“瀟湘遇故知”。(133) 　　再說結構上的。結構差異與下面要說的內容差異與兩個因素直接相關。第一個因素是，台灣版依據的是英文版，大陸版事實上依據的是俄文版。第二個因素是，台灣版所依據的英文版和大陸版都對俄文原版做了刪節，但刪的不一樣。 　　大陸版譯者三人於2011年9月始譯，2013年4月完稿。譯者卿文輝和周益躍譯的七章是依據英文word格式電子版譯的(以下稱英文版1)，卿周二人均不懂俄文。公開正式出版的英文版(以下稱英文版2)是在我們開譯一年後才出版的。當時我們以為沒有英文版2，或者說我們以為正式出版的英文紙質版就是我們所依據的這個電子版。不久前譯者拿到台灣繁體版紙質本及下載了英文版2的pdf格式電子版之後才發現，這兩個英文版不一樣，首先在結構上不大一樣，這些不一致源自英文版2對俄文版的改動，最大的改動就是把俄文原版的一級目錄(大陸版譯為“篇”，台灣版譯為“部”)從九個改為三個，而且篇(部)名都改了，三部的題目依次是：學習者，革命者，獨裁者。我們最初是從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蕭延中教授那裡拿到英文版1的。蕭先生是國際知名毛澤東研究專家、“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兩主編之一(潘版毛傳就是這個譯叢中的一本)。估計(只能是估計，因為尚未就此詢問過蕭先生)蕭是從他的同行潘佐夫或梁思文那裡弄到這個尚未完全定型、尚未出版的譯本的。 　　大陸版另外兩章是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史研究中心的崔海智從pdf格式俄文電子版譯過來的，這個版本也是從蕭先生處得到的。前面說過，這個版本是潘佐夫先生於2009年在2007年出版的毛傳的基礎上修改後的書稿，書名為《毛澤東：偉大的舵手及其時代》(МАО：ВЕЛИКИЙ КОРМЧИЙ»И ЕГО ЭПОХА)，後來通過對這兩個俄文文本的對比我們發現，2009年俄文本對2007年俄文版有明顯增加和修改。全部譯稿是由崔海智依據俄文本校對的。校對的原則是補上被英文版1 刪去的所有內容，同時保留俄文本無而英文版1有的內容。校對中發現，英文版1對俄文本有很多內容上的刪節，而完全沒有結構上的改動;英文版1對俄文本的增補要麼極少，要麼沒有;到底是哪一種情況，譯校者也記不清楚了。因此，說大陸版譯自俄文版，並不為過;確切說，依據的是經過潘佐夫修改的、明顯優於2007年版的俄文本。 　　由於台灣版才真正譯自英文版2，英文版2可能還進一步刪除了一些英文版1保留的內容(只能說可能，因為只是譯者的印象，並沒有逐句比較過)。而英文版2對俄文版在結構上有大的調整，除了一級標題的改動以外，英文版2加了主要人物表、毛澤東年表，而大陸版在審查中刪去了部分內容，包括刪去了毛澤東家系表(台灣版譯為“系譜”)，所以才有兩個中文版在結構上的差異。 　　三、大陸版與台灣版的內容差異：刪節情況 　　不過，最重要的差異是內容上的。英文版2對俄文版的內容作了不少刪節，而台灣版幾乎完全忠於英文版2(說“幾乎”是因為我們並沒有逐詞逐句地比較過這兩個版本，只是粗略地比較過);完全忠於俄文本的大陸版在出版前也作了刪節;但這兩種刪節的操作標準不一致。由此導致兩個中文譯本內容上的差異。 　　主要出於人人皆知的政治考慮，簡體版刪去了幾十處被認為對傳主形象和執政黨形象過於不利的內容，其中多數是事實陳述，少數是作者的尖刻的評論。一位叫徐圖之(網名阿布)的書評家在題為《禁忌的遊戲》的文章中，非常具體地一一列舉了部分刪除內容。欲看此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搜索關注他的微信公眾號“視物如睹”。作為譯者，我們對徐圖之先生的細心比較非常感動和感謝。之所以說“被認為”，乃是因為，刪除者的政治標準是免不了主觀性的，因此作為譯者，有時難以理解。比如，毛澤東家系是完全中性的、其內容在大陸早已公開的材料，為什麼要刪?正文中這樣的無法理解的刪除還有好幾處，包括以下內容：文革前夕陸定一夫婦和林彪夫婦的衝突的大部分細節，包括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人手一份散發證明葉群清白的“處女證明”，會上林陸二人的口角;在延安江青與傳主相識的一些細節;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關於“我們”共產黨比秦始皇還厲害的一段講話。這些內容在國內公開正式出版物早就披露過不止一次，不是什麼秘密，也與傳主形象無關。還有一些刪除，內容本身並不太敏感，但可能因為是引自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又名《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緣故，也未能保留。順便說一句，學界對李志綏此書的嚴肅性是有爭議的，不少海內外學者並不視此為信史。 　　出於相反的政治考慮和市場考慮，簡體版刪除的，繁體版大都保留了。因為越是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形象不利的內容，在西方和台灣就越有市場。 　　繁體版保留、簡體版全部刪去或大部刪去的比較重要的材料主要有(括弧內是繁體版頁碼)： 　　大革命時期中共早期領袖蔡和森、向警予、彭述之、李立三之間的多角戀和婚變(169—171); 　　1928年楊開慧尚健在時毛賀的結合及楊開慧聽到這個消息時的感受(225); 　　毛澤民毛澤覃兄弟的多次婚變(230—231); 　　井岡山會師前朱德部隊在湘南迫於經濟壓力種植鴉片(231); 　　井岡山農民反對毛澤東平均主義的土地政策並“反水”即幫白軍打紅軍的情況(232—233); 　　1929年初毛澤東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賀子珍想與毛澤東分手(235); 　　1929年朱毛紅軍迫於財政壓力介入鴉片生意(242); 　　富田事變經過(262—266); 　　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指揮中央特科殺了顧全家(269); 　　1937年在延安毛澤東與吳莉莉、史沫特萊、斯諾夫人等女性的交往所引起的賀子珍“捉姦”事件(330—333); 　　江青與康生的早年情史(350—351); 　　江青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時主動追求毛澤東的一個細節(351—352); 　　1954年高饒事件後揭露出的一個涉及中南海醫生的所謂“保健醫生陰謀”(431); 　　農業合作化後期的1955年因政治鬥爭影響毛澤東一度嚴重失眠(446); 　　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關於“我們”共產黨比秦始皇還厲害的一段講話。(482); 　　關於五十年代毛澤東性生活的一段陳述(489); 　　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關於可以餓死一半人的一段話(492); 　　三年困難時期陳雲轉述農民關於蔣介石時代吃飽飯、毛澤東時代餓肚子的一段話(506); 　　毛澤東初識張玉鳳的兩段文字(516); 　　文革前夕陸定一夫婦與林彪夫婦的矛盾(525—526); 　　1966年7月毛澤東遊長江消息播出後國際泳聯主席給毛的諷刺信(532—533); 　　文革中李立三自殺後其妻子女兒被捕的情況(546); 　　文革中毛澤東和年輕女性的交往(548); 　　文革前毛澤東和孟錦雲的初識(598)。 　　也有不少材料，簡體版保留而繁體版全部或基本刪去了。這些材料中很可能是此書第一次披露的涉及檔案史料的內容主要有(括弧內是簡體版頁碼，星號代表沒有刪節、全文直錄的檔案)： 　　中共元老俞秀松、周達文和董亦湘被王明迫害及被蘇聯秘密警察處死的經過(468—471); 　　應共產國際要求，1938年賀子珍在莫斯科為毛澤東代填的簡歷*(483—485); 　　應共產國際要求，1939年毛澤民在莫斯科為毛澤東代填的調查表*(486—492); 　　抗戰初期斯大林提醒來訪的國民黨高級官員要他們警惕中國內部的托派的會談記錄(504—505); 　　在莫斯科時毛澤民對康生的否定性評價(507); 　　1949年初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蘇聯政府給國民政府的、拒絕調停中國內戰的備忘錄復函*(532); 　　斯大林要求蘇聯駐華使館在國共內戰中嚴守中立的指示電*(532—534); 　　1949年江青在蘇聯養病期間陪伴和監視她的蘇聯女特務給上司寫的匯報*(538—539); 　　擔任中共領導人保健醫生的蘇聯專家就毛澤東的健康和生活在1949年給斯大林寫的報告*(551—554); 　　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期間克里姆林宮御醫對毛澤東的體檢記錄即病歷*(558—563); 　　另一位在中南海工作的蘇聯御醫1950年撰寫的關於毛澤東生活和健康的兩份報告*(567—569); 　　1950年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發給蘇聯駐華大使請求周恩來甄別和逮捕在華白俄分子的指示電*(597); 　　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期間他和布爾加寧有意遺忘毛澤東贈送的12卷中文版斯大林全集、蘇聯秘密警察偷偷帶回但其上司不敢要的事件經過(617—618); 　　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期間其隨員記錄的毛赫二人關於核戰爭的爭論(674—675); 　　1966年10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長篇檢討*(749—752)。 　　還有一些被繁體版刪除或基本刪除而簡體版保留的有價值的史料，未必是檔案史料，也不是潘版毛傳第一次披露，但普通讀者和非相關專業的學者知之甚少。這些材料主要有(括弧內是簡體版頁碼)： 　　李大釗代表中共北方區委向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要錢的信函兩封(190—191); 　　1936年11月斯大林召見即將回國的王明、康生時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466—468); 　　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提出有必要加強國家對公私企業的控制，實行農業集體化，強化國民黨的政治壟斷(503); 　　李敏在蘇聯國際兒童院的中國同學關於賀子珍因患精神病而虐待李敏的回憶(527); 　　葛羅米柯的回憶錄片段，內容是關於朝鮮戰爭爆發後斯大林拒絕蘇聯外交部關於蘇聯代表回到安理會以防止美國操縱安理會通過對中朝蘇不利的決議的建議的情況(574—575); 　　大躍進時期康生歌頌人民公社的一首打油詩(667); 　　1939年斯大林接見孫科時對前蘇聯駐華大使博格莫洛夫和前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布留赫爾元帥被處決原因的解釋(828)。 　　比較繁體版和簡體版的刪除，我們得出結論如下： 　　其一，簡體版和繁體版都刪去了不少對於讀者認識傳主和中共歷史全貌不無價值的內容。從字數看，估計刪除量差不多。其二，簡體版刪除而繁體版保留的那些內容，不少是八卦之類的東西，這些“八卦”是否信史要打個大問號;即使是真實的，這些屬於私生活的內容對於我們認識作為革命家和大政治家的毛澤東及了解中蘇關係真相，學術價值也較有限。其三，簡體版刪去而繁體版保留的，不少是已經公開的內容，並非首次披露的獨家史料。其四，真正有價值的“乾貨”，即潘佐夫首次獨家披露的源自俄羅斯檔案的材料，簡體版保留的比繁體版多得多。較之於台灣版，大陸版更多地體現了潘版毛傳的史料價值。 　　英文版2對檔案史料的過多刪除，導致此版和完全依據英文版2的繁體版的學術價值大打折扣。徐圖之認為這些刪節或許是為了遷就歐美非專業讀者的閱讀水平，也即出於過度的市場考慮，我們也有同感。丁學良先生在為繁體版寫的導讀小冊子《艱難緩慢地逼近真實完整的毛澤東》一文中指出：英文版作者在自序中把俄文機密檔案向作者的開放和書中對這些檔案的利用，作為此書最核心的優勢，可是從頭到尾讀了正文和注釋以後，不得不說，這個優勢並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僅就英文版而言，真正來自俄國檔案館，此前完全不為外界所知的秘密資料，並不那麼豐沛。丁先生這個感覺也是譯者最初從英文版1翻譯時的體驗，覺得老潘有點吹牛。及至崔海智依據俄文版校完全書，看到了俄文版的完整譯文，才知道老潘所言不虛。 　　另外，儘管有刪節，大陸版也還是保留了不少對傳主和中共的或客觀或嚴峻的評論，比較大陸出版的其他海外毛傳中譯本，潘版毛傳大陸版講述的材料和對毛的評價恐怕是最苛刻最消極的。翻譯時我們都覺得，潘先生在材料的選擇上傾向性是很突出的，特別熱衷於披露消極材料，覺得此書在大陸出版的希望渺茫。此書能夠在沒有傷筋動骨的刪節的情況下正式出版，譯者的感覺是振奮多於失望。 　　四、簡體版的硬傷 　　翻譯是遺憾的藝術。由於時間、水平和資料的限制，譯者的疏忽，正如徐圖之先生注意到的，簡體版有些硬傷。以下四處是徐先生發現的。 　　第一，正文及目錄中的第七篇和第九篇的篇名與注釋中的篇名不一樣，第七篇在目錄和正文中名為：斯大林對中國政策的影響，注釋中則是：中國的斯大林主義(836);第九篇在目錄和正文中篇名均為：最後十年，注釋中成了：偉大領袖的最後十年(860) 　　第二，關於毛澤東身邊的服務員孟錦雲，816頁上有這樣一段文字:“1975年5月，一個名叫孟錦雲的年輕女人第一次出現在毛的身邊。”接着說此前她通過張玉鳳請求毛澤東給她平反。這裡有明顯的漏洞。孟系何人?哪來那麼大的面子和神通，竟敢勞動毛澤東? 　　根據原版記載，身為文工團員的孟錦雲文革前曾去中南海伴舞，因此認識了毛澤東，並因此才有文革中她受到衝擊後找毛澤東要求平反的後事。這段內容審查時刪掉了，譯者在最後校改時忽視了把有關表述做相應調整，於是孟錦雲找毛澤東要求平反便成為莫名其妙的突兀了。另外，這個無中生有的“第一次”譯者在幾次校改中都沒有注意到和刪去，是一大疏忽。 　　第三，簡體版713頁有如下文字： 　　他還沒有理解道教的智慧，即只有“空”和“靜”才能貫通天下。老子說得好：“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而游於無有者也。” 　　繁體版對應的譯文在518頁： 　　他無法了解道家的哲學;道家講究的是“以虛靜推於天地”，莊子即說：“故古之王天下者……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經查考，英文原文是： 　　He was in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wisdom of the Daoists who said that only “emptiness and stillness reached throughout ‘Heaven and Earth.’” As Zhuangzi said, “[T]he kings of the world in ancient times…though their abilities outshone all within the four seas…did not of themselves act.” 　　兩種譯法都是從《莊子》搬來的，顯然，繁體版的譯文是準確的，簡體版找錯了句子，還把莊子誤寫成老子。 　　第四，簡體版794頁提到，廬山會議後毛林矛盾激化，當周恩來應毛澤東要求面見林彪要他對毛有所表示時，林只是咕噥了一句話，這句話我們譯為：“天塌下來隨它去。”這句話的英文表述是：One often harvests what he did not sow. 繁體版對林彪這句話的翻譯是“有人不勞而獲呀!”(578)英文版中此話出處是吳法憲女兒Jin的回憶錄：The Culture of Power, 此書1999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個回憶錄是吳法憲女兒金秋根據其父的回憶錄加工成的。根據2011年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第838頁，林彪的原話是：“無心插柳柳成行。”可見，兩個版本都譯錯了，但繁體版錯得還有點道理，簡體版就錯得離譜了。譯者當時沒有想到去找吳法憲的書。 　　譯者近些日子仔細比較兩個版本，又發現了簡體版的一個硬傷。簡體版31頁有梁啓超的《新民說》中的一段話，與這段話對應的英文是： 　　“wanted to search for the primary cause of the decay and backwardness of the people of our state and compare this with the progress of other countries, so that the people, learning of our defects, w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disaster, and hasten to progress of their own accord.” 　　簡體版的翻譯是： 　　此書旨在探究“新民之道”：“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渾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繁體版的翻譯見51頁： 　　觀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之所以興所以強，而一自省焉。吾國民之性質，其與彼召衰召弱者異同若何?與此致興致強者異同若何?其大體之缺陷在何處?其細故之薄弱在何處?一一勘之，一一鑒之，一一改之，一一補之;於是乎新國民可以成。 　　兩段文字都是從《新民說》中照錄的，顯然，繁體版找得准，簡體版錯到爪哇國去了。 　　台灣版也有不少硬傷，我們細讀了一遍，結論是，比大陸版的還要多。其原因很可能與譯者不甚熟悉1949年以來大陸的情況特別是政治變遷和政治語彙有關。但是具體指出台版硬傷這個活我們譯者來做不合適。自曝家醜是美德，過多揭對手的短，不是我們當事人該做的，而應由第三者來“插足”。 　　歡迎更多的朋友都像阿布那樣，對繁體版多挑毛病，這是給我們譯者做義務勞動，大大便利了再版前的修訂，也是在給這個版本打廣告，我們感謝還來不及呢。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 　　(徐圖之(阿布)的文章《禁忌的遊戲》所提供的一些數據大大便利了本文的寫作，特此聲明並致誠摯謝意。) 共識網（已被關閉）原文鏈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pinglun/20151008129474_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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