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2-02  中國網-中國視窗  來源：環球人物  作者： 凌雲 張之豪

老編註：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開放共識的黃金時代。本號特辟“初心”欄目，邀約追憶改開年代初期的文圖稿件，以此向那些陽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每一個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經勇立改革開放潮頭的每一個弄潮人致敬。

翁永曦

翁永曦，1947年生人，下鄉於內蒙古。1976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又回到原來生產隊插隊。1979年，國家對上山下鄉大學生重新分配，到《中國農民報》任記者；後調到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室副主任。現為企業家，兼任農村發展研究專項基金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研究員。上世紀八十年代，翁永曦與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一起被稱為“改革四君子”。

談到杜潤生在農村體制改革上的貢獻，翁永曦說：“他幹了大得人心的事。”說到激動處，他不自覺地輕拍桌子：“杜老教導我們要守住底線、敢講真話。”“很多政治人物生前死後毀譽參半，唯杜老罕見，連反對他觀點的人都很尊敬他，這太不容易了！”

2015年10月9日，102歲的“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走了。“兼收並蓄，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德高望重，無山頭卻門生遍九州”，這是門生翁永曦送別恩師的輓聯。

上世紀80年代初曾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簡稱農研室）副主任的翁永曦，離開農研室已30多年，但當他和記者談起農研室原主任杜潤生，眼眸立刻變得明亮。“杜老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這句話說出了他的心聲。

談到杜潤生在農村體制改革上的貢獻，翁永曦說：“他幹了大得人心的事。”說到激動處，他熄滅了沒抽完的煙，不自覺地輕拍桌子：“杜老教導我們要守住底線、敢講真話。”“很多政治人物生前死後毀譽參半，唯杜老罕見，連反對他觀點的人都很尊敬他，這太不容易了！”

啟動農村改革的“參謀長”

“他受過那麼多的委屈，干成那麼大的事情。”翁永曦用一位老領導對杜潤生的兩句評價，作為接受採訪的開場白。

杜潤生一生，與“農”有緣，因“農”坎坷。他曾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新中國成立之初，他領導中南新解放區的土改運動，曾獲毛澤東肯定。他後來撰文提出“土改解除了農民與封建地主的依附、被依附關係”，但是，“土改完成後，向農民給出什麼樣的制度環境成為新的重大問題。”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身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杜潤生提出要堅持自願原則，不要一哄而起，這自然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被指責為“小足女人走路”，“站在富農、富裕中農立場上替他們說話”。杜潤生因此離開了中央農村工作部，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屢遭批判，一晃就是20多年。

1979年，66歲的杜潤生迎來了人生中又一個春天。他被任命為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分管農村政策研究。“他是站在改革風口浪尖上的人，是啟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乃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參謀長。”說起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翁永曦仍難掩激動：“杜老獲此口碑，首先是因為他幹了一件大得人心的事。中國的農民問題，我們黨傾注了極大的精力，但很長時間沒有解決好。我記得萬里同志曾經說過，我們黨對農民是有承諾的。要讓農民吃飽肚子，過上好日子。”杜潤生將此當作自己的使命。

翁永曦說：“杜老不是決策者，是個高級幕僚。上世紀70年代末，他要研究和解答3個問題：一是包產到戶有沒有顯著效果，二是這種形式有沒有合理性和普遍性，三是這種形式是否與社會主義兼容。”

翁永曦多次用“用事實說話”來形容杜潤生的風格。“很多官員是看領導眼色說話，杜老不是。他組織了一批幹部和學者，包括一些體制外有過插隊經歷的年輕人下去調研。他用‘土地繡花’來形容農民包產到戶後的積極性。安徽鳳陽縣包幹到戶一兩年後，農民從缺糧吃到出現‘賣糧難’。包產到戶的效果是肯定的。而且，農業是有生命物質的生產，沒有中間產品，從播種插秧到田間管理再到秋收有連續性，更適合家庭承包，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

“兼容問題很難辦。杜老想出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中性的詞，代替‘包產到戶’的說法，這個提法誰都很難反對——因為無論工業、教育、科技、商業，幹什麼都要講責任嘛。”

1982年，杜潤生主持起草了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用農民興高采烈的說法，就是給包產到戶上了社會主義的戶口。此後他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連續主持起草了5個“一號文件”。

翁永曦說：“責任制如星火燎原、不推自廣。8億農民不再依附於人民公社，獲得了經濟自由。這不僅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對中國政治文明的進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杜老參與的改革，恢復了農民對黨的擁護，夯實了黨的執政基礎，得民心，得黨心。”

“9號院”的靈魂人物

恩師杜潤生也是改變翁永曦命運的人。幾十年後，翁永曦依然記得第一次見杜潤生時的情景。

1979年10月，翁永曦剛被分配到《中國農民報》當記者。有一天，他奉命將社論清樣送到國家農委，請時任農委副主任的杜潤生審稿。翁永曦騎車來到農委，走進杜潤生的辦公室。正在看文件的杜潤生抬起頭來，“小伙子，我沒見過你啊。”

“我剛來報社工作。”

“哦？原來幹嘛的？”

“農村插隊，八年整、十年頭。”

杜潤生來了興趣，撂下筆，直起身子：“時間不短啊，說說，有啥體會？”

翁永曦沒思想準備，實話實說：“農村太窮，農民太苦，我覺得國家農業政策應該建立在務農有利可圖的基礎上。”

“這算一條，有第二條沒有？”

“有，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萬花筒里看世界’，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滿’。到了農村才發現，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經濟界都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滿’。”

杜潤生沒再說啥。一個星期後，調令來了——翁永曦被調到國家農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後來國家農委撤銷，成立農研室，杜潤生任主任，辦公地點在西黃城根南街9號。從此，“9號院”就成了農研室的代稱，而“9號院的靈魂是杜潤生”。

翁永曦回憶，杜潤生曾讓他到大學應屆畢業生中“招兵買馬”。杜潤生說：“年輕人沒有條條框框，我們部門需要年輕人。”他沒規定招什麼樣人，而翁永曦招來的年輕人讓他挺滿意：獨立思考，敢講真話，注重實際。

後來，“9號院”成為“三農”理論與政策研究的最高殿堂，也成為中央各部委里思想最活躍、探討改革最積極的地方之一。王岐山、段應碧、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張木生、周其仁、戴小京等都曾經在“9號院”工作，成為杜的門生。習近平、劉源當年在地方工作時，受聘為農研室的特約研究員，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也常被請到“9號院”參加討論。

寬厚、民主、真放手

“杜老那是真放手、真信任我們這幫年輕人啊。”翁永曦告訴記者：“我剛到農委那會兒，就是個普通幹部，有一天，杜老把我叫去說：‘中央準備未來10年向農業投入1500億，你考慮考慮，拿個方案吧。’我當時就懵了。那時，我一個月工資才46元，那年代1500億能抵現在幾萬億吧。我還只是個科員，上面有處長、局長，杜老就把這麼重的擔子壓過來了。”

“在杜老手下工作，最沉重的是被杜老信任，我們就是玩命也要對得起這份信任。”翁永曦說，農村聯產承包製實行後，新華社有份內參，反映內蒙古出現集體資產流失問題。“杜老說，小翁你去，聽聽周惠同志（時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看法。居然讓我一個白丁去見自治區一把手！

我去了，周惠說了三點：情況屬實；農民要承包，不能逆着民意；大變革有得必有失。我向杜老匯報時，概括為凡事皆有利弊，‘兩害相權取其輕’。杜老點頭說，再看一看吧。”這件事被“輕放”，沒造成大的影響。

杜潤生唯實。翁永曦記得他常說，中國的事不在於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向杜潤生匯報工作，翁永曦總結出“三段式”：問題、癥結、辦法。“哪怕不同意你的解決方案，杜老也會幫助分析，並提出改進的建議。他最不滿意的是那種只知道說出問題，等着領導發話的人。”

翁永曦告訴記者，他“這一輩子只被杜老表揚過一次”。但是，“杜老寬厚，跟着他能學到很多東西。”他特別欽佩杜潤生的工作作風。“他很注意聽取反對意見。那時候農口有幾位同志激烈地反對一些改革措施，他在開會討論時就特意吩咐要把他們請來。聽到不同意見，他不會輕易打斷對方的發言，總是耐心聽完才逐條分析其中的利弊。”

翁永曦後來被任命為農研室副主任，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後帶職到安徽鳳陽兼任縣委書記。翁永曦告訴記者，在鳳陽時，杜潤生依舊關心着他，定期派人送去文件，經常召他回農研室開會。“杜老說，包產到戶也有它的問題，要繼續堅持深入調查研究，找到受農民歡迎的解決辦法。”翁永曦後來離開官場、下海經商，杜潤生仍和他保持着師生之誼。

“老爺子就是心寬”

杜潤生在工作上一絲不苟，生活中卻很“馬虎”。翁永曦說：“那時候，我上他家談事，到中午了老頭兒說‘就在我這吃吧’，說完他進廚房了。我想，我得幫忙吧，就跟了進去，一看，老爺子正拎着一口小鍋，在裡面和面。然後，一手端着鍋，一手拿根筷子，把面一截一截撥到灶上另一口開水鍋里。煮熟了撈出來，蘸點醬油和醋，我們就這麼吃。老爺子說，這叫撥魚兒，山西的農家飯。過去在太行山打仗，後來‘文革’挨斗，他自己弄飯吃，就吃這個，簡單。”

翁永曦跟杜潤生去太原出差，晚上逛小吃街。當時條件簡陋，掛盞汽燈、擺個桌子就是個攤位。“老頭兒聞着家鄉小吃的香味就走不動了，說‘咱們吃一碗’。我勸他：‘您看，他們刷碗都只用這一桶水，不乾淨。’老頭兒樂了：‘不怕，天黑，看不見’。”

離休後，杜潤生很長一段時間依舊每天看文件，關注着各種前衛的理論。他愛游泳，愛打網球，也喜歡到各地走訪、調研。上世紀90年代初，杜潤生去廣州，看望下海創業的翁永曦。兩人晚上散步到一個迪斯科舞廳門口。

“他說進去看看。裡面一個大舞池，聽着舞曲他也跳了起來。”翁永曦說着，模仿杜潤生的舞姿，先提一隻腳，另一隻腳蹦，然後換一隻腳再蹦。“杜老說，別人跳狐步，他跳的是猴步。”杜潤生還唱了首《瀟灑走一回》，字正腔圓。聽到老人唱“歲月不知多少人間的憂傷，何不瀟灑走一回”，翁永曦感嘆：“老爺子就是心寬。”

每年的7月18日，都有上百人來給杜潤生慶祝生日。有一次，王岐山自己開着車來了。“我是中午‘逃’出來的，因為實在想見見杜老和你們，1點鐘必須得走。”95歲後，杜潤生的聽力和記憶力都衰退了，常年住在醫院，但內心依然關注着農民的利益。

杜潤生去世後，翁永曦趕去家中弔唁。“我們都以杜老門生為榮。人生能有這樣的良師益友，太幸運了。”他提到，杜潤生九十大壽時，弟子們曾在起草“一號文件”的京西賓館相聚。那一次，杜潤生提到了自己一直惦念的兩件事：“用市場機制激勵人，用民主政治團結人。”這兩件事，也是杜潤生對後輩們的期待。

原載《環球人物》2015年11期，記者凌雲、張之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