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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慶全| 不要給杜潤生戴上“農村改革之父”的桂冠
送交者: 亞當 2018年02月17日13:33:1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2015年 10月 19日  BBC中文網
圖片版權XINHUA

杜潤生老去世,在關於老人的報道中,杜潤生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說法,慢慢開始流行起來。當然,這種說法以前就有,只是沒有像現在這樣廣泛而已。

對這樣的說法,我一直持有異議。我認為,無論從對那段歷史的認知程度,還是從杜老本人的看法來說,給杜老戴上這個桂冠,都不合適。

從歷史的認知程度來說,說杜老對中國農村改革的貢獻巨大,是實事求是的,誰也不會否認。但是,他的貢獻與“農村改革之父”並沒有什麼邏輯層面的聯繫。

政治擔當

從歷史上看,中國農民常態化的生存方式,就是一家一戶的農耕經濟。這種怡然自得的生產方式,從大的範圍來說,一直持續到1955年。其間,1949年前後的土改,均分土地,穩定農村經濟,更加強化了這種經營方式,中共也因此贏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

到了1955年,也就是鄧子恢和杜潤生所主持的農村工作部被毛澤東不耐煩地喻為“小腳女人”的時候,毛一手推動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新高潮”以後,中國農民的經營方式被徹底打破,進入了瞎折騰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從1955年開始,尤其是到了“大躍進”以後,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農村的經營方式,讓廣大農民吃不飽肚子,農民一次一次地頑強地想恢復到原有的生產方式。1956年永嘉縣實行包產到戶,1960年代初期,安徽等全國不少地方也開始進行這種嘗試,但都被毛澤東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給一次一次地打壓下去。到了1978年前後,萬里在安徽,趙紫陽在四川,周惠在內蒙,又一次與農民的這種強烈願望相遇。

在這種情況下,要滿足農民,其實不難,只要有擔當就好。當時,安徽小崗村農民已經開始自發地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一年不但讓自己吃飽了肚子,而且還有餘糧支援國家。現成的例子在這擺着,能不能支持?敢不敢推廣?

當年,毛式的社會主義觀念還在;一大二公的農村榜樣大寨的旗幟還在高揚。支持土地承包責任制,推廣包產到戶,實際上就處於其對立面。

作為政治家的萬里、趙紫陽和周惠,都選擇了一種政治擔當。

而從中央層面來說,杜潤生主持的國家農委,對農民的這種選擇怎麼看?當時最大的歷史現實是:一刀切的計劃經濟讓國民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特別是在農村,人民公社讓農民吃不上飯,甚至要餓死人。

農民的強烈願望就是從計劃經濟回到小農經濟,中央是給一種政策上的支持還是根據當時的憲法和政策予以阻攔,也是一種考量。杜潤生最大的貢獻在於,他選擇了支持、滿足農民願望的態度。這當然更需要一種政治層面的擔當。

改革來自農民

當年在杜潤生手下工作的劉堪,在杜潤生90壽辰座談會上談到農村改革時說:“杜老在十年農村改革時期,身處中央農口的領導崗位,主要做了兩件事。一件叫做說服、鼓吹,做了大量推動改革的思想工作。”

劉堪解釋說:中國農村改革“的動力來自農民。這不是一般的動力,而是吃飽肚子的動力;農民要吃飯,問題非常簡單。阻力主要不是在什麼目標設計、制度創新,甚至也不直接關係社會利益的調節。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樣,只要尊重農民的選擇,肯定農民的經驗就夠了。而當時的阻力在意識形態,來自人們的思想。因此農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說服,說服上面,說服各級幹部,說服各部門和各界,甚至還要說服農民,因為包產到戶是一種罪行已成為歷史冤案了。……杜老最擅長的工作就是說服人。”

說到底,當年的中國農村改革,不是什麼頂層設計的改革,而是如同第一個“一號文件”所說的那樣,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億萬農民的偉大創造。

我們從歷史上肯定杜潤生老在這場改革中的貢獻,應該;但是,把“中國農村改革之父”這頂桂冠帶在杜老頭上,則不應該。

關於這一點,與杜潤生關係非常的杜導正,也持同樣看法。他說:如果把杜潤生稱作“農村改革之父”,那怎麼看鄧子恢?那又如何看土改調動農民積極性的措施?

本人看法

從杜潤生本人來說,據我所知,他並不認同什麼“農村改革之父”這一說法。杜老說:“要說中國農村改革,那是從上到下無數人努力的結果,尤其要歸功於農民自己的創造精神。我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

杜老還說:“一種關係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眾創新加上政治組織支持這兩方面的因素一起發生作用。這就是為什麼60年代有20%-30%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卻未獲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風行全國,從而振興了農業。”

2005年,杜老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出版時,編輯在封底做了這樣的介紹:作者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看後,把這句一筆劃掉。編輯爭取,杜老只有兩個字:“不行”。

2008年,因為“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杜潤生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95歲的杜老依然聲明:“家庭聯產承包製是農民的發明,我們只是進行了調查研究理論化”,我們做的不過是“尊重農民,讓農民真正解放”而已。

杜老晚年,念念不忘的改革設計是突破兩大難題——市場關、民主關。杜老認為,突破這兩點,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我們紀念杜老,應當推動闡發他的“市場關和民主關”的改革思路,而不是給杜老封號。如果杜老的這兩關改革獲得成功,再給老人家一個“農村改革之父”的封號,他自己也會含笑九泉的。

(責編: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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