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的央視春晚集結了許多意識形態話語，《絲路山水地圖》作為政治與文化與商業結合的案例，引發的爭論尤為有趣。

當晚，演員張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以及香港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共同見證了被稱為“絲路山水地圖”的長條幅青綠山水畫的“國寶回歸”，為這幅藝術品的多元詮釋甚至是話語權的爭奪點上了官家認證的一筆。

檢索網絡媒體報道可知，2017年11月30日，地產富豪許榮茂就向故宮博物院正式捐贈了《絲路山水地圖》，故宮博物院也專門為此舉行了捐贈儀式，目前這幅畫正在故宮文物醫院進行修復。

已經公布的捐贈，又上了春晚濃墨重彩地進行宣傳和認證，這當然符合三方的利益，故宮方面希望更多富豪能捐獻文物藏品，商家則藉助這一國家級盛典，為自己打上了文物重寶回國的愛國標籤，而官方，則以此證明了一帶一路只古以來的合理合法性。

如澎湃新聞所報道的，《絲路山水地圖》此前在學術界更為通行的名字是《蒙古山水地圖》，此名源於其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廠著名書店“尚友堂”的題簽“蒙古山水地圖”。

該圖採用中國地圖傳統的手卷式繪於縑帛之上，幅寬0.59米、全長30.12米，這幅古地圖20世紀30年代流出國外後，一直被日本著名收藏機構藤井有鄰館收藏，且被當作清代山水畫卷，秘不示人。

藤井有鄰館是日本京都一家有名的私人博物館，以收藏中國古代文物為主，它的名字取自《論語》中的“德不孤，必有鄰”，有鄰館的創始人是日本近江的富商藤井善助。

1908年，藤井善助轉而從政，並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期間拜政治家犬養毅為師，開始收藏中國古代文物。辛亥革命後，大量的清宮舊藏流往東瀛，藤井善助抓住機遇並在漢學家指導下，將許多稀世珍寶收入囊中，除了大量青銅重寶外，還包括了黃庭堅《李白憶舊遊詩》、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米芾《研山銘》等等。

2002年，中國收藏家易蘇昊、樊則春造訪有鄰館徵集中國文物，在館內偶然發現了一件所謂這幅手卷，以礦物質石青、石綠作為主色繪製，從風格上看，可以推斷是明朝風格，他們與館方多次談判，最終花費巨資以“青綠山水手卷”的名義，徵集到了這件《蒙古山水地圖》。

2004年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古代絲綢之路的學者林梅村教授，受託研究這件“青綠山水手卷”。

他的結論是，這幅《蒙古山水地圖》很可能是明宮藏圖。現在所存的只是這幅古地圖的三分之二，地理範圍從嘉峪關到天方（今甘肅酒泉到沙特阿拉伯的麥加），一共211個西域地名；另外三分之一被人剪裁，地理範圍從天方到魯迷（沙特阿拉伯的麥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

根據官方的說法，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表示：“在春晚現場展示國寶回歸意義重大。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絲路山水地圖》的回歸有助於學者們更深入地研究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並為未來“一帶一路”的發展提供難能可貴的參考與借鑑。”

但有質疑者就提出，15年，北大林梅村教授還認為《蒙古山水地圖》的名字恰如其分，怎麼後來學者又覺得不合適改成《絲路山水地圖》呢？此外，幾年前把畫從日本帶回來的蘇昊、樊如春是劉少奇之女劉亭的中貿聖佳公司的，為什麼許榮茂溢價接盤，現在卻說是他把畫帶回家。“難道期間又流到海外一次？”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專家侯楊方也提出質疑。

他說，如果一幅山水畫似的地圖名字叫《蒙古山水地圖》，顯然很難引起人的重視，因此這幅地圖雖然早就出世，但一直乏人問津，直至2013年7月一篇發表於《海洋世界》的文章，用筆名撰寫了題為《中國古代地圖的華彩樂章  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才第一次將《蒙古山水地圖》改名作《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

但正是幾乎與此同時但略早，保利拍賣會上這幅圖被擺上了拍賣台，也改名為 《明代絲綢之路大地圖》。

雖然此圖流拍，似乎運作的方向已經確定。此後這幅圖開始了在全國的巡展，計有河北、新疆、嘉峪關、敦煌等多地，此圖雖然改過一次名字，提升了知名度，但仍然處於半紅不紫的狀態，於是到了2017年11月，又改了名字，這次叫《絲路山水圖》。

然後，由地產商 世茂集團以1.33億元從藏家手中收購，並捐贈給故宮博物院收藏，當時的新聞通稿中寫道：“它的出現以實物證明了在西方地圖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對世界地理，特別是對於絲綢之路沿線已有清晰的認識。”

侯楊方質疑，這個說法， 置兩千一百多前走通西域南、北道（此即李希霍芬後來命名的“絲綢之路”主要部分）的張騫、鎮守西域30多年的班超、西行的玄奘、遠征小勃律的高仙芝，有詳細西域裡程記錄的《漢書》、對西域進行有效統治管理的西域、安西、北庭都護府的諸多軍民於何地呢？更何況這種寫意山水畫式的地圖與兩千多年前的放馬灘地圖、馬王堆地圖相比，精度也相差甚遠，何談得上“清晰”？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張曉虹教授也質疑說，絲綢之路是十九世紀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後為學術界接受，一路一帶戰略就是在這個概念基礎上提出的。明代地圖用後世的概念命名，何談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