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低估了生育意愿下降速度”  

三联生活周刊：全面二孩之后，为何2017年出生人口还会下降？

黄文政：2017年二孩人数为883万，实际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但一孩人数仅为724万，比2016年减少了249万。一孩数量锐减可以归为两个原因。

一是生育旺盛期女性的人数在急剧下降。现在生育一孩的主力是90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生儿在1990年代快速减少，从1990年的2800万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500万。从2015年开始，22-31岁女性在十年内将减少超过40%。因此，现在开始的出生人口萎缩实际上在1990年代就已经确定了。这个萎缩可以从近年新婚人数每年减少7%-8%上得到佐证。而2017年，15-49岁育龄女性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其中22-31岁女性减少600多万。

二是新一代的生育意愿更低。这背后的原因包括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生育一孩成为大部分家庭的默认选择。此外，大学扩招虽然大大促进了近年的发展，但也可能是降低生育率的一次性因素。如今每年约600-700万人，即同龄中约40%的人要上大学。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可能推迟生育时间，甚至减少生育数量。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否意味着，全面二孩政策没有效果呢？

黄文政：卫计委曾预测，如果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出生人口在2017年为1770万，而现在全面二孩之后的实际出生人口才1723万，比不实施该政策下的预测还少了47万。如果认可卫计委之前的预测，那可以说全面二孩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出生人口。

但公平地说，如果全面二孩政策没有效果，出生人口恐怕还要少至少两三百万。所以全面二孩肯定有效果，只是之前的预测太离谱。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出生人口几乎低于所有专家的预测，为什么？

黄文政：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卫计委认为2018年为生育高峰，对2017和2018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分别为2023万和2082万。我和梁建章则认为2017年为生育高峰，当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800万。但实际仅出生1723万，比国家卫计委的最低预测少了300万，比我们的最低预测少了77万。

我们当时看法是，由于全面两孩政策在2016年之初实施，从备孕到生育有约一年的延迟，所以2017应该是堆积意愿的释放高峰以及生育高峰，但随着堆积意愿的释放和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锐减，出生人口将自2018年开始急剧萎缩。现在看来，2017年的二孩数量确实多于上一年，但却不足以弥补一孩人数的锐减；出生人口的萎缩比我们预测的来得更早也更迅猛，我们低估了社会生育意愿下降的速度。

我和梁建章高估的原因，除了误判外，也与我们一直秉持的宁愿弱化而非夸大判断的保守原则有关。由于我们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我们对人口趋势倾向于采用偏高的估算，更能确保结论的可靠性。

但实际上，中国人口政策一直被严重高估的预测所误导。比如，宋健在1980年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认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会在2050达到40亿。又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但把大幅调高后的1.8作为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达10年之久；权威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后的头几年，生育率会大幅反弹到4.4以上；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则预测年出生人口峰值会达到4950万等等。有一点可以肯定，官方从未警示过中国面临低生育率危机。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出生人口下降会不会只是一个正常波动，比如受属相偏好的影响？

黄文政：2017年出生人口下降是长期萎缩的开始，而非正常的波动。属相偏好的影响即使存在也非常有限，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此外，根据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迄今的实施效果及新加坡在1980年代中期从节育转为鼓励生育的经验来看，堆积的生育意愿在2-3年内就会基本释放完毕。再加上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会进一步快速减少，除非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出生人口在未来8-10年依然会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在此之后可能会稳定十来年，紧接着又一波快速萎缩。如果无法大幅提升生育率，出生人口台阶式坠落将不断重复，而总人口在经历14亿略多的峰值后将不断萎缩，开始会比较缓慢，之后会加速坍塌。

 “雪崩”并非夸张的比喻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出生人口数据公布之后，出现了“中国人口雪崩论”的声音。你怎么看？

黄文政：中国人口雪崩论，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夸张，而是无奈却理性的判断。要谈论这个话题，首先需要明确“雪崩”的定义。用雪崩来描述未来人口趋势，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衰减的速度和幅度，也突显了这种趋势后果严重且不可逆，但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特别是，人们通常是高估短期效应，而低估长期效应。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目前这种生育状态下，几年内可能根本感觉不到什么变化，但从几十年的尺度来看，则是触目惊心。现在的生育状态直接影响到七八十年后的人口，并通过养育观念和机制的惯性影响至少百年。因此，对未来人口长期趋势应该有个基本的判断，否则等感受到低生育率的切肤之痛时，早已回天无力了。

人口雪崩首先表现为出生人口的雪崩，这可以从出生人口的代际衰减看出来。目前平均生育年龄约为26-27岁，因此通过比较当年与26-27年前的出生人口，可大致判断出生人口的代际变化趋势。

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其中一孩724万，二孩883万。由于先有一孩才会生育二孩，有一孩的女性不一定会生育二孩，所以在育龄女性年龄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二孩数量会显著少于一孩。因此，2017年二孩多于一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二孩政策释放了生育意愿的堆积势能。扣除堆积生育后，2017年的正常出生人口大约只有1500万人。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这1500万正常出生人口的上一代，22-31岁的平均人口大约为2200万；相比之下，出生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减少了至少32%，这相当于50年就减半。

但由于在高生育率年代出生的50后、60后、70后大部分依然存活着，出生人口雪崩短期内并不会表现在总人口的雪崩。但如果假设生育率一直处于目前扣除堆积反弹后的正常水平，且预期寿命大致稳定，那么总人口也将以每50年减半的速度萎缩，比如总人口在2100年为6亿，那么到2150年就将剩下3亿。如果认为这种速度的衰减也不是“雪崩”，那也没有讨论的意义了。况且，由于生育旺盛期女性面临锐减，出生人口在短期内就会断崖式减少。

三联生活周刊：“雪崩”论来源于一篇自媒体文章，引用了联合国的预测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加速下滑跌破10亿至6.13亿。你认为呢？

黄文政：那篇文章综合了不同人的观点，很多内容来自梁建章和我的文章，但引用的联合国人口署《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与我们无关。每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会针对每个国家或地区给出过去人口的估算及未来人口的八种预测。这些预测有的假设生育率不变，有的假设生育率突然上升到更替水平，最常用的是高、中、低三种预测。一般人会自然认为中预测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但我们仔细分析后发现，甚至低预测都可能高估了中国未来人口。

低预测对中国2015年0-4岁人口的估算为8588.5万。考虑到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为1723万，而生育堆积效应会快速消失，育龄旺盛期女性会以每年至少5%的速度萎缩，2018和2019两年平均出生人口不会超过1700 万，再加上2015-2017累计出生的5164万，2015-2019这5年累计出生的总人口很难超过8564万，再考虑到不是所有婴儿能存活下来，2015年0-4岁人口几乎不可能达到低预测的8588.5万。

低预测对2020年0-4岁人口的估算为6847万，平均每年为1369万。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22-31岁的女性在2020-2014的5年平均数量为4323万，比2015-2019年的平均数量5507万减少21.5%。考虑到2015年0-4岁人口中至少有600万可归因于全面二孩堆积反弹，扣除这些人数，2015年0-4岁的正常出生人口最多为8000万。这个数据减去21.5%可以反映生育旺盛期女性的减少的影响。由此得出的6280万，比低预测的6847万还要少567万。当然，未来几年全面放开乃至鼓励生育措施的有望施行，这有可能会有效提升生育率，但理性预测是，这些措施难以在6280万的基数上增加9%，而达到6847万。

这些分析说明，联合国低预测对中国未来十年的年出生人口都存在高估的倾向，这点有望在2020年人口普查及2025年的小普查中得到印证。至于更长期的人口变化，联合国的低预测是基于生育率在2015-2020达到1.38的基础上，降到2025-2030年1.19的最低水平之后，再缓慢上升到本世纪末1.3左右的水平。

我不知道这些假设的依据是什么。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中国2010到2015年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04到1.26的水平，平均不到1.2。当然，有关这些数据是否反映了真实生育率存在争论。但与中国大陆文化相似的台湾和韩国的生育率最近十几年也一直处在1.0到1.3的水平，平均分别为1.1和1.2。考虑到中国大陆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低于台湾和韩国，而且这两地还普遍鼓励生育，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大陆未来的生育率会达到1.3呢？

联合国的这种高估在过往也曾有过，而其他国家人口则略微低估了。比如，2000年版《世界人口展望报告》中有关2000到2015年的人口增量，对中国的中预测值，相比国家统计局最终公布的数据，是高估25%，但对美国则是低估1.5%，对印度是低估27%。

除非大力鼓励生育能显著提升生育率，我认为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很可能跌破6亿。更关键的是，在低生育率惯性下，人口并不是跌到6亿就停止了，而是更有可能进一步加速萎缩。如果生育率一直处在1.3，那总人口会以每27年减少39%的速度下跌，到2150年将跌到2.47亿，但2200年将跌到1亿左右。

三联生活周刊：但这种假设似乎是基于生育率一直处于目前的低位，中国未来生育率不会大幅提升吗？

黄文政：无论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中国各种生育意愿调查以及实际生育率的代际变化、未来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还是生育行为的分析来看，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生育率都更可能继续走低。当然，也不能排除大力鼓励生育的措施奏效，奇迹般地提升生育率，但负责的预测应该基于理性的判断，而不是奇迹的发生。

 生育率之谜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业内关于人口预测的争论很多都源自生育率。为什么？

黄文政：生育率是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不要将其与出生率混淆。出生率一般是指当年出生人口除以总人口，一般带有百分号；而生育率一般是总和生育率的简称，大致可理解为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不带百分号。

中国人口增长趋势预测，分为低生育率、中等生育率、高生育率三种方案，来源：联合国人口署

某个年龄层的生育率是指该年龄层的女性在当年生育的孩子数量除以该年龄层女性数量。总和生育率则是15-49岁的各个年龄的生育率总和，可理解为假设一个女性存活到生育期结束，如果其在任何一个年龄的生育概率正好等于该年龄当年生育率的情况下，该女性一生累积生育孩子的数量。

生育率需达到更替水平，才能确保孩子数量与其父母辈持平。根据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性存活率，中国的更替水平为2.2左右，即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不衰减。如果生育率处于1.3，那相对于2.2的更替水平，每一代人将萎缩41%，每两代人将萎缩65%。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抽样调查数据，中国2011-2015年的生育率分为：1.04，1.26，1.24，1.28，1.05，平均不到1.2。但卫计委并未采信这些数据，而是坚持认为生育率处在1.5-1.6的水平。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存在严重的漏报和瞒报以及抽样误差；二是由这些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要大大低于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

具体的真实生育率恐怕要有等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才能知晓。不过，早期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往情况。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回测数据为准，由2001到2009年各年生育率推算的数据对出生人口，既有低估也有高估，最多低估144万，最多高估130万，平均低估20万。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所有年份都高估了出生人口，最少高估70万，最多高估250万，平均高估140万左右。

据此外推的判断是，由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要远比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更准确。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实际生育率会更接近1.2，而不是1.5-1.6。这也意味着，目前作为对人口形势判断基础的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出生人口数据，本身可能被严重高估。如果比较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家庭生育意愿和行为以及政府政策效应，我们也更倾向于认同这个结论。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关人口雪崩的论述，似乎都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而且并未提到生育率？

黄文政：对。在解释中国未来人口可能比联合国的低预测还要少时，我使用的短期数据都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出生人口。考虑到这些数据本身存在高估倾向，中国人口雪崩，可能会比联合国低预测所预示的更加严重。但基于我前面提到的保守原则，我无意过于强调这点。我们对对人口雪崩的论述却是基于粗略但直观的代际人口变化的外推，并没有涉及生育率的概念，因而也不需要直接假设生育率是多少。

之所以选择这种表述方式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避免陷入对生育率的争论。二是让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人口趋势变化的实质，避免被看似专业的误导性论述所迷惑。

虽然人口预测一般是基于对生育率的假设，但生育率概念并不那么直观，特别是中国的生育率数据被太多因素干扰，从来没有一个数据能得到普遍的认可，不同来源的估算甚至可以相差超过50%。从历史经验来看，很多有关人口政策调整的讨论，演变成对生育率的争论，最终无果而终。

在社会科学中，人口统计和预测都相对简单。所谓人口统计就是数人头，收集年龄、性别、生育等基本信息。而预测方法也没有任何深奥之处：只要确定未来年龄别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以及年龄别死亡率就可以确定未来任何一年的人口及其结构。因此，只要没有外部干扰，人口统计和预测应该非常准确。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就连最基本的生育率数据都一直扑朔迷离，而对人口的短期预测更是错得没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将1.22的生育率调整到1.8，预测全面二孩会带来4950万人的生育高峰等背离最基本常识的判断，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这个现象值得深思。

 调整与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如今全球生育率都在下降，如果说中国人口将“雪崩”，那其他国家呢？

黄文政：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或者处于低位或者在下降，但低生育率危机最严重的则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及少数东欧和南欧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西方主要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的生育率分别为1.84、2.01、1.81、1.50、1.37。其中，美国、法国、英国的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虽然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在不考虑移民的情况下，最终都面临人口衰减，但不同生育率带来的衰减速度大不相同。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1.3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8.1%，每四代人将减少85.3%；而1.9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减少13.6%，每四代人减少44.4%。

东亚文化圈的生育率在全球垫底。目前日本的生育率为1.46，在东亚还算较高，但因生育率下降较早，且预期寿命较长，日本老龄化程度目前居于世界前列。相比之下，韩国和台湾的生育率比日本更低，但因生育率下降较晚，目前刚刚或即将步入人口衰减。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鼓励生育，但效果乏善可陈。长远来看，除非生育率大幅提升，日本、韩国和台湾都面临人口雪崩。

在全面二孩政策堆积效应释放之后，中国大陆的生育率甚至可能低于韩国和台湾的水平，实际上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甚至都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虽然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下降要晚于日本乃至韩国和台湾，但下降远比日本、韩国和台湾更为迅猛，由此带来的人口雪崩也将更为惨烈。

从全球来看，中国未来的人口萎缩触目惊心。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整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5%，但目前每年新生儿仅占世界12%。到2050年前后，中国即使每年出生的800万人将只占世界的5%。在强劲的低生育率惯性下，中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生育率最终稳定下来，中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乃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跌破3%。

三联生活周刊：这会给中国未来会带来何种影响？

黄文政：由于从出生到进入经济循环需要20年，生育状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超过20年的滞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得益于1990年代中期之前出生的大量人口积累的势能，被改革开放所释放。而近年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与1990年代出生人口的滑坡有一定的关系，尽管背后还有其他各种复杂因素。

由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中国出生人口在1990年代末期以来相对稳定，之后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再加上中国还相对贫穷，而城市化还存在一定空间，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还是会以较高速度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悬念。

但是，如果在未来几年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避免出生人口的雪崩，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后很可能步入萎靡甚至停滞的状态，并最终陷入持续性的萎缩之中。届时除了医疗、养老、殡葬外，大部分行业都将成为夕阳行业。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老化、经济活力大幅下降，规模优势逐步丧失。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需求与供给的匹配。人口越少，需求和供给的多样性和规模效应都会下降，匹配的效率也会降低。因此，与很多人预料的相反，人口萎缩最终不仅降低GDP总量，也会导致人均GDP相对下降。这点也为各种实证分析所印证。

比如，江苏如东、湖南常德等当年计划生育更成功的地区的人均GDP增长，都要显著低于邻近可比地区。生育率低迷，人口在全国占比不断下降的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在1980年比全国高39%，现在却比全国低11%。尽管影响东北发展的因素非常多，但长期低生育率下的人口颓势是一个最基础性的因素。

综合来看，人口雪崩带来的不仅是整体国力的衰微，也会导致社会相对贫穷。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群体，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最终必定消亡，所以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以上，是维持民族繁衍的基本前提。但中国现在已经明显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的雪崩现在看来已经难以避免，最终要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更是难比登天。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有声音认为，未来是科技时代，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会使得人口规模变得不再重要。

黄文政：完全反了，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口规模其实比以往更加重要。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最有竞争力的是美国和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人口最多的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来说，这两个国家的有效人口是最多的。相比之下，工业时代的制造业强国如日本和德国，人口规模要少一个数量级，在人口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竞争力也就略逊一筹。

究其原因，人口对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意义绝不只是劳动力。庞大的人口规模，更能保证需求的多样性和供给的规模效应、雄厚的资金的支持，也更能孕育出各种杰出人才。在14亿人的中国，一项技术只要有1%的人感兴趣，就会出现一个千万人口的市场。在人才方面，其他条件相似，14亿人中最有创造力的人有更大概率会比1.4亿人最有创造力的人更有创造力。

而且伴随着交通和通信的便利，同一语言文化或政治边界内的交流频度，与该体系人口规模成加速正比关系。人口越多，社会的复杂程度越高。其他条件相似，人口多一倍，整体力量可能多1.2倍。因此，人口规模也比以往更为关键。

实际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活方式，都高度依赖庞大的人口规模。假定现在全球不是75亿人，而只有10亿人，其中发达国家按比例不到2亿人，那我们目前所享受的各种现代科技，如计算机、互联网、高铁很可能都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能以这么快的速度更新迭代。

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导致部分群体失业，成为一个棘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萎缩，不是改善而是恶化就业形势。这是因为减少的是孩子和年轻人，而他们恰恰是生活方式和工作技能更能适应变化的群体。人口萎缩带来的不仅是工作机会成比例减少，也因降低需求和技能的多样性乃至社会复杂性，让人们更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 那么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等职位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由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可能会消失。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觉得我们应如何应对这种趋势？

黄文政：首先是全面放开生育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鼓励措施可以包括按孩子数量抵税或直接补贴。从欧洲经验看，家庭补助占GDP高1%，生育率大约高0.1左右。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家庭，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或者补贴，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个乃至更多孩子施行。为了提升生育率，也可以考虑根据孩子数量实行累进制补贴。

如果要确定推行房地产税，我也建议以人头设定免税额度。比如可以设定每人30平米的免税面积，仅对超过家庭人头面积总和的那部分征收房地产税。这些减税和补贴错施，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长期投资。对于当下各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一种选择。

在教育方面，可以考虑缩短学制，把中小学12年压缩为10年，其中小学5年，初高中5年。此外，还希望政府直接或牵头兴办大量免费或价格低廉的托儿机构。并且还要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只要是中国公民就可以在任何城市获得义务教育，让外来人口真正留在城市生活，并让他们的孩子方便地就近入托、入园、入学。

当然，所有这些鼓励生育措施的前提是整个社会能够正视低生育率危机，并充分体认到人口雪崩的危险及其后果的严重性。目前，中国人口正处在新一轮雪崩的前夕，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缓解中国未来人口的严重老龄化和急剧萎缩将更加回天无力。我希望人口雪崩论能够警醒社会，并催生有力的应对措施，最终避免危机发生。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