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一位女士在微博上說了一句“武漢市長滾”，竟然就被武漢公安系統給弄了個10天拘留。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直以來老蠻我的原則就是：凡有大事必擼之。老蠻我也沒有別的本事，最擅長的就是挖掘出城市的經濟發展之路。我一直相信，城市的經濟特徵決定了其政治傾向。一個活力勃發經濟強盛的城市，一定有着強大的糾錯機制，因此也必定不會存在如此扯淡的處罰。唯有在一個城市的經濟在走下坡路的時候，糾錯機制失靈，才會各種蠢政齊發，令人不忍直視。

一直到2016年8月份，老蠻我在《大氣武漢》一文中（全文附後），依然對武漢重視實業的精神予以盛讚。然而此後武漢居然就擯棄了賴以立市的實業之路，轉身開始大模大樣的炒地炒樓。截至2016年底，這座中部的工業重鎮，竟然在第二產業（工業建築業）的就業人數上出現了縮減：從2015年的209.24萬減少到209.16萬。絕對值雖然減少得不多，然而這卻是武漢的第二產業就業人數自2005年以來的第一次減少。2005年武漢第二產業就業人口137.66萬，到2015年209.24萬，平均每年增長7.16萬。就在2015年，依然增長了4.49萬（209.24-204.75）。然而到2016年底，DUANG，這個以門類齊全的重工業著稱的中部城市，竟然就喪失了工業新增崗位的創造能力了。要知道每年都會有數以千萬級的青年民工和大學畢業生湧入城市的就業市場，而工業重鎮無法再提供工業就業崗位，這件事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等閒視之。在這組數據背後，一定有很深刻的教訓，值得狠狠的挖掘一番。

首先關注一點：武漢2017年的地方債務情況。關於武漢的地方債規模，不同於其它地方政府公開發布地方債務限額數據，武漢各級官員均對地方債務規模諱莫如深，從未公開過相關數據。但有趣的地方在於，湖北省政府可沒有這種顧忌，在湖北省財政廳的官網上發布的《湖北省2017年預算執行情況表》中給出了武漢市的地方債限額。注意，這種限額一般都是直接用滿的，所以也可以被直接視為地方債規模。2017年武漢的一般債務限額為1253.2億，專項債務限額為977.5億，兩者合計2230.7億，較2016年的2084.2億（1211.7億一般債務+872.5專項債務），又增加了146.5億。這兩項算是被官方認可的政府直接債務。除此之外，根據債券市場的不完全統計，武漢還發行了約4000億的城投債，這些城投債，事實上依然是屬於武漢的地方債務。兩者合計，武漢的地方債務總規模達到6200億。記住這個數據。

接下來要看的是武漢從2013年至2017年的歷年財政一般預算收支數據。注意，在2014年武漢地方收入分成比例與上繳給上級的收入分成比例發生了巨變。2013年源於武漢的預算內收入（主要是稅收）只有28.5%需要上繳，到2014年就劇烈上升到44.1%。到2017年，比值提升到了47.6%。這意味着武漢積極發展產業掙回來的稅收成果，近一半被省政府和中央拿走了。2014年武漢的地方財政預算內赤字僅79億（1180億支出-1101億收入），收支還算大抵平衡。到2016年，赤字規模已經擴大到了203億（1525億支出-1322億收入）。2017年的武漢的財政赤字規模繼續放大，到了325億（1728億支出-1403億收入）。這意味着武漢再怎麼通過發展實業來掙稅收，也無法滿足上級財政的胃口。為今之計，當然是想辦法去掙不屬於中央的錢，也就是賣地收入和房地產。

武漢的房地產市場泡沫化始於2016年。2016年前武漢的房地產市場處於溫和上漲的過程中，年均價增幅維持在10%左右。然而2016年武漢的一手房成交面積劇烈上升了30%，一手房均價上漲了17%。注意，均價上漲17%，一般意味着中心城區的房價翻倍。到2017年，本地的韭菜差不多割完了，於是武漢開啟了所謂的人才引入計劃，宣布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可以自由落戶武漢，並可以自由購房。這相當於是變相放開了限購。於是2017年武漢的一手房市場固然在不得不為的限價政策之下，開發商吝於放盤，導致成交量出現了下滑，但市場依然整體維持火爆，二手房市場成交面積規模依然在持續上升，熱點區域的二手房均價漲幅普遍在20%以上。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當然帶來了巨大的賣地收益。2015年武漢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僅660億，2016年劇烈上升到994億，2017年更是達到了1409億。地產泡沫也就玩了兩年時間，賣地收入竟然是兩年前的2.13倍。

2017年武漢高達1409億的賣地收入是什麼概念？這已經比武漢2017年1403億的財政預算內收入還要高了！武漢政府因此成為了全中國地產依賴症狀最嚴重的城市。在全國所有東部發達城市以及中西部省會城市中，武漢是唯一一個賣地收入超過其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城市。以武漢整天拿來對比的成都為例。2017年成都的地方級一般預算收入約1200億，與武漢差不了太多，但賣地收入僅約350億（成都政府官網相關財政數據僅公布到11月份，根據11月數據推算，與全年情況應該差距不大。）

依靠規模龐大的賣地收入，武漢政府一邊向省和中央上繳着越來越大比例的收入分成，一邊維持着龐大的地方債務泡沫，一邊繼續市內日益龐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這麼看起來，賣地收入對今時今日的武漢的重要性，真是無論怎麼高估，都不過分。說到這裡，老蠻我當然要把武漢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翻出來看看。

從2008年到2015年，武漢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突出特徵就是工業投資占比在迅速提升，從2008年的26.2%提升到36.0%。而在期間，武漢的基礎設施投資占比則在持續下降，從2009年的峰值51.5%下降到了2014年的谷值28.8%。工業投資占比提升帶來的結果，就是武漢從原本傻大黑粗的重工業城市，開始走了向精細化進程。然而2016年武漢改弦更張，突然就放棄了實業。這一年武漢的固定資產投資整體下降了8.3%，引領固投下降的因素就在於工業投資的劇烈萎縮，從2015年的2769億，劇烈下降到了2118億，降幅高達24%。引起這種變化的原因，在於我國的房地產與工業，事實上是互不相容的。中國作為基礎製造業大國，核心競爭力始終都在相對低廉的成本。一旦房價暴漲，引發房租上升，並導致工人和管理團隊的居住成本上升，工業企業的成本優勢就會蕩然無存。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在傻大黑粗的重工業向精細化轉型的過程中，成本控制尤為重要。一旦房價失控，整個轉型過程就會戛然而止。

因此2016年，當武漢政府迫於財政分成壓力以及龐大的地方債務壓力，開啟賣地掙錢之路時，就意味着它拋棄了實業。所以，2016年武漢出現了第二產業就業人數縮減的現象，這與它的當年度房價暴漲、工業投資萎縮現象合在一起，形成強大的邏輯閉環，根本就無從辯駁。

現在我們必須回過頭來看，還記得2017年武漢的地方債規模是多少嗎？6200億！是武漢當年度1403億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4.4倍。一般預算收入是沒有盈餘空間的，財政預算內支出是剛性的，修橋補路，教育醫療，少了一筆支出都可能會死人的。用預算內收入去還債，根本就不用指望。唯有再加上了1400億的賣地收入，這筆債才有可能還上。然而麻煩在於，賣地收入也是有對應的支出的，這筆支出叫做政府性基金支出。2017年武漢的政府性基金支出規模高達1577億，比賣地收入還多出了100來億，主要的支出項目是城鄉社區支出，規模高達1527億。城鄉社區支出其實就是基層政權（比如居委會）的維持費用和基層的維穩開支。這意味着即便是賣地收入，其支出壓力同樣是剛性的，同樣省不出來錢來還債。

怎麼辦？當然是只能繼續拼命維持房價泡沫，並賣更多的地。於是武漢2018年財政預算案中，賣地收入的預算規模達到了1799億，較2017年的1409億，增幅高達28%。這是什麼概念？2018年武漢的一般預算內收入的預算規模也只有1515億。這意味着2018年，按武漢政府的計劃，賣地收入將比財政預算內收入高出19%！

到現在這一步，我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了。2016年加2017年的短短兩年時間，已經將武漢徹徹底底的綁在了地產泡沫之上。一旦地產泡沫破滅，這個城市將會從雲端直落而下，它或許可以平安落地，也或許會直落地獄。未來到底將會如何，在已經到來的2018年，我們必將會看到答案。

2018年2月18日

附：

大氣武漢——重工業城市的涅槃

（註：本文原發於2016年8月，講述的是截止2015年底的武漢產業經濟轉型升級過程。）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武漢的經濟結構與規模都跟同為中部中心城市的長沙非常相似。那一年武漢的GDP為53.4億，其中第一產業（農業）增加值5.8億，第二產業（工業建築業）增加值34.5億，總人口數為567萬。而長沙的GDP為56.7億，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9.9億，第二產業增加值33.1億，總人口數為470萬。在這個時刻，武漢的產業基礎跟長沙差不多，武漢算是中國民族工業的起源地之一，有一些紡織與煉鐵的基礎，在文革期間這兩個東西也沒被破壞乾淨。長沙則算是當時中國中部最重要的軍工城市，依託於“國防科大”，建立起了完整的軍工產業鏈。這兩個城市在改革開放之後，不約而同的選擇了重工業作為了自己經濟發展方向。到2000年，新世紀到來的時候，武漢已經逐步發展起了從鋼材冶煉、重型化工到裝備製造、汽車的整條產業鏈，代表性企業包括武鋼、武重、武鍋和東風汽車。而長沙則只搞出一個重型工程機械產業撐門面。2000年武漢的GDP為1206億，其中第二產業增加值533億，總人口749萬；而長沙的GDP為721億，只相當於武漢的60%，第二產業增加值為226億，只相當於武漢的42%，人口583萬，只相當於武漢的78%。經過20年的發展，武漢已經將長沙遠遠的甩在了身後。（以上數據均來源於各自城市的統計年鑑，並經過反覆核實，各位熱愛長沙的同學沒有必要跟我爭論）

進入新世紀的武漢有着非常完整的重工業產業鏈，與之同時，它有着數以百萬計的高素質的產業工人，他們世代群居漢口，手藝代代相傳，識文斷字，並有着高度的生產紀律性。完整的重工業產業鏈再配合高素質的產業工人群體，簡直是所有企業家心目中的天堂。在中國，能同時實現這兩點的城市，除了武漢之外，只剩下一個瀋陽。然而瀋陽在新世紀之後迅速的走向沒落，而武漢則繼續突飛猛進，維持着經濟的高速增長，並繼續往上下游拓寬產業鏈。解釋造成這種差別的緣由，就是本文的核心任務。

在這裡，我必須先集中闡述一下，重工業是什麼？重工業是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一方面，它生產工業原料，比如鋼鐵冶煉；另一方面，它生產工業機械，比如重型機床、大型鍋爐。這些東西在中國人的眼中，就是傻大黑粗的代表。似乎重工業就必然煙塵滾滾，遍地油煙，工人們進出廠門，都是滿身污漬，一身臭汗。然而重工業必然如此嗎？它就不能精細化嗎？工業原材料發展到後期，就是材料工藝。在新型材料領域的空白狀態，是制約中國製造業進步的最大桎梏，沒有之一。我們傳統的鋼鐵冶煉業如果能夠進一步發展，就能生產特種鋼材。2015年中國的普通鋼材產量11.2億噸，基本全都屬於嚴重過剩產業，售價大概在2000元/噸左右，全面低於成本價，鋼企們的日子過得苦不堪言。與此同時，2015年我國進口了1278萬噸的特種鋼材，總進口額889億人民幣，算起來單價高達6856元/噸，是國內普通鋼材售價的3倍多。老蠻我自己是玩刀的，沒事就定製一把刀玩，但是材料從來都只用進口鋼材，國產的所謂特種鋼，無論號稱材料硬度達到多少HRC，都是瞎扯淡的。嗯，順帶說一句，我手上最好的一把刀，用的是日本產的粉末鋼，硬度67HRC，面對國產鋼材打造的刀具，基本上能做到削鐵如泥。至於工業機械領域，發展到極致，就是精細製造，就是三D打印。這方面我們更是想都不要想。以金屬加工機床（包括切削及成形機床）為例，國內2015年生產了8.9萬台，但是當年度居然進口了9.1萬台，比國內的生產量還多。國內的機床主要應用於粗陋型的生產，砸個鐵板做個釘子啥的，稍微精細一點的標準件加工，企業們都會優先選擇進口機床。三D打印企業，說起來好像我們擁有了很多似的，但實質上，就是從國外把全套設備乃至是原料統統進口過來罷了，國內就是組裝和演示了一下，然後就號稱自己也有三D打印能力了。這跟掩耳盜鈴也沒啥區別。中國從1980年改革開放，開始了工業化進程，36年過去了，重工業還是個髒笨粗陋的形象。明明發展空間大得要命，往前的空間還多的是，偏偏就是不肯繼續往前走。我們就滿足於停留在傻大黑粗的階段，不停的重複建設髒亂差的工廠，搞得產能過剩得要命。這事兒的原因細究起來，無非就是重工業企業往往都屬於所謂的國家命脈，基本上國企都處於高度壟斷地位，輕易不容民資涉足。另一方面，飽受歧視的民資的資金成本都高得要命，確實也支撐不起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長期巨額投入。這兩個因素疊加起來，基本上就造成了這個國家的重工業在這三十多年來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除了進口一些外國的生產線之外，就沒有過別的什麼原創性的進步。正因為此，在最講究精細化的集成電路方面，中國基本上全面依賴進口。2015年中國國產集成電路1087億塊，而進口量高達3140億塊，進口總額高達1.43萬億人民幣，要知道2015年中國的原油進口量也只不過8333億人民幣而已。而2015年中國全年的海關總進口額也只不過是10.45萬億人民幣，單集成電路這一塊，就占了13.7%。中國的所謂發達的電子產業，基本上就建立在集成電路的大規模進口之上。

東北地區自改革開放之後，基本上處於凝固狀態，瀋陽堅持搞了三十多年的傻大黑粗的重工業，最後的結果，就是被這個越來越講究精細化的時代所淘汰，河北唐山基於相同的原因墜入了深淵。但是武漢卻是個異類。首先，在中國的過剩產能問題還沒有爆發的時刻，武漢就開始了主動縮減產能。2013年武漢鋼材產量達到1812萬噸的峰值，2015年就降到了1588萬噸，減幅高達12.4%；同期全國的鋼材產量則從10.68億噸上升到11.23億噸，增幅5.1%。紡織領域同樣如此。2013年武漢的布匹產量達到1.49億米的峰值，到2015年，就降到了8412萬米，降幅高達43.5%！而同期全國的布匹產量則從683億米上升到710億米，增幅4%。武漢在三年前，就開始了主動去產能，而其它城市在此期間，卻在拼命的擴大這些垃圾產能規模。即便重慶這樣所謂的經濟明星城市，鋼材產量也從2013年的1323萬噸上升到2015年的1411萬噸，增幅6.7%，增幅甚至比全國同期的增幅還高了1.6%。呵呵，呵呵，呵呵呵。

武漢從2000年開始布局光纜產業，發展得如火如荼，到現在幾乎占據了國內的壟斷性地位，烽火通信和武漢長飛這兩家武漢企業，現在算是光纜產業領域內最知名的品牌企業。2015年武漢的光纜產量4224萬芯千米，全國的總產量為34947萬芯千米，武漢的產量占全國的比值為12.1%。說起來，光纜這種東西，講究就是精細化加工，這正好是武漢的精細化工行業的延伸，算是重工業產業鏈的拓展。從這個角度上看，武漢從2000年開始，就已經走上了精細化生產的道路。此外，從精細化工延伸出去的化學製藥，同樣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2015年武漢的化學藥品（原藥）產量1.67萬噸，較2008年的5326噸，增長了214%。當然了，從重工業發展到汽車行業，更是理所當然的事。武漢目前是中國汽車品牌最豐富的城市，擁有東風、雪鐵龍、標誌、本田和雷諾五大品牌。2008年武漢汽車產量74萬部，到2015年增加到143萬台，增幅93%，汽車產業自此發展成為武漢的支柱型產業，年產值超過2500億。

在另一方面，在傳統的重工業之外，武漢積極拓展消費品製造產業。2004年武漢引入台灣最大顯示器製造企業冠捷，到2008年，武漢的顯示器產量1044萬台，2013年1372萬台，2015年達到1835萬台，占全國總產量的比值約11%，是中部地區最大的顯示器產地。這裡順帶說一句，國內最大的顯示器產地是江蘇南京，2015年的年產量為2939萬台。

這麼總結起來一看，武漢的光纜產業和顯示器產業，都占據了全國10%以上的市場份額，化學製藥和汽車產業表現得也不錯，對武漢這麼一個中部城市來說，在主動縮減傳統的重工業產能的同時，竟然發展出了四個全新的支柱型產業，這種成績真如神跡一般，讓人耳目一新。在全國所有的城市之中，唯有武漢，能實現這種真真正正的產業升級換代。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武漢的這種產業升級，並不是靠所謂的投資拉動的。2008年武漢的固定資產投資1055億，全省2834億，武漢的固投占全省的比值37%。到2015年，武漢的固定資產投資7725億，而全省28250億，武漢的固投占全省的比值下降到了27%。7年下來，比值足足下降了10個百分點。它從根子上重視實業，它真正的在嘗試精細化生產，在扭轉中國製造“傻大黑粗”的形象。到今時今日，這個城市終於成為中部最重要的新型產業集中地，在經濟日益蕭條的今天，在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唯有武漢和合肥，能夠實現產業經濟的平穩增長，能夠實現製造業的升級換代。這種經驗，或許值得中國每個處於產業升級路口的城市，好好的學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