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左分子為了達到毀滅中華文明，破壞民主法治，剝奪人民自由的罪惡目的，把自己裝扮成公平正義的代言人，向民眾宣傳他們的歪理邪說。只要我們了解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為，就能夠認清他們的真面目。這些年來，通過對國內外歷史和政治事件的分析和思考，我逐漸認清了毛左分子的邪惡本質。
    經常上網的人不難發現這麼一個現象，毛左分子不但反對改革開放，反對民主法治，而且幾乎個個氣急敗壞，出口成髒，對社會充滿怨恨，而被他們稱為“右派”的網民則文明得多，寬容得多。網絡是現實的反映，這種現象反映出兩類人不同的素質、心態和文明程度。一位學者曾說過，毛左分子是以仇恨為基礎的,在美分肥罵美帝最狠。通過這些年我在網絡上的觀察，發現確實如此。這些毛左分子沒有愛心，缺乏寬容，心中充滿恨。內心充滿恨的人是危險的，這是一個常識。
    毛左分子對改革開放後的變化深惡痛絕，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橫加指責，他們告訴民眾說，現在腐敗嚴重，社會不公平都是改革開放私有的錯，是沒有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致。他們期盼中國能夠再出一個“偉大領袖”，一聲令下，終止改革開放，走公有制分肥，走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的道路。這跟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情況類似，這些國家的百姓生活困苦，政府官員腐敗，塔利班告訴民眾，現在的政府是美帝國主義的傀儡；對外開放造成了社會墮落和西方文化的侵蝕，威脅了伊斯蘭的傳統和生活方式；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社會不公正，只有實行伊斯蘭法才能改變這一切。而一旦塔利班掌了權，整個社會就會倒退。這種事情在1996年後的阿富汗已經發生過。
    毛左分子跟伊斯蘭極端分子一樣，反智反文明，剝奪人民自由。塔利班炸毀了有千年歷史的巴米揚大佛，紅衛兵搗毀了許多文物古蹟；塔利班禁止放流行音樂，婚禮上也不能唱歌和跳舞，只許播放宗教音樂，毛左分子把許多文藝作品視為大毒草，橫加批判，人們只許看八個樣板戲；塔利班規定人們每天要到清真寺祈禱5次，毛左分子強迫人們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塔利班規定女性不能穿高跟鞋，必須穿着將全身蒙得嚴嚴實實的“波爾卡”，毛左分子不許人們穿各種款式的衣服，只許穿藍綠兩色的衣服。這些相關措施是對人性的扼殺，徹底否定了人民應有的正當權利，變成了一種反現代文明的愚昧之舉。而紅衛兵對無辜公民抄家、毆打、批鬥，更是對法律和人權的赤裸裸的踐踏，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
    無數事實告訴我們，毛左分子和塔利班決不是他們所標榜的公平正義的代言人，更不是什麼救世主，而是極端分子、恐怖分子和封建法西斯分子。從他們一貫反對民主法治，反對人道、人性、人權等價值觀就可看出，這些人絕非善類。毛左分子反對改革開放，動輒號稱要“人民革命”，要流別人的血，忽悠要以暴力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塔利班反對社會生活世俗化，號稱要“伊斯蘭革命”，大搞恐怖活動。這些人的心目中沒有和平，不懂得國內和平對人民生活的真正價值，他們一再鼓吹，繼續準備將他們少數人的“理想”強加於人民大眾。一旦得到機會，這些受到殘忍惡毒的極端思想驅使的傢伙就會犯下磬竹難書的罪行，扼殺千百萬人的生命。
    改革開放增強了國家的經濟實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給人民帶來了自由。世界各大通訊社在報道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時說，現在的中國人不必躲在家中偷偷摸摸地聽貝多芬的交響樂了，農民不用擔心被說成“走資本主義”而不敢在自家院子裡養雞養鴨了，中國人可以穿各種漂亮的衣服了。從這些報道中可看出，改革開放不僅讓中國人和中華民族受益，也得到世界各國的讚許。儘管現在的中國社會出現了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等弊端，但這不能成為重走毛路線的理由，這正如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民眾生活貧困，但這不應該成為他們加入恐怖組織的理由一樣。
    我記得在天涯雜談上，一位年輕的網友說“我們痛恨腐敗，但也要警惕毛左分子趁機推銷他們的毒蘋果。”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這位網友把毛左分子的歪理邪說稱為“毒蘋果”。“毒蘋果”這個詞來源於《聖經》，果園裡的蘋果看上去很漂亮很誘人，但實際上是有毒的。這個寓言正好反映了毛左分子宣揚的那套理念，聽起來很美好，實際上很邪惡。一旦他們的目標達成，人民就會受到禁錮和奴役。他們會把一部分公民宣布為階級敵人和黑五類，對不聽話的公民進行抄家批鬥，人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很多電影、音樂、文藝作品都會被禁，人民的自由將被剝奪。
    一些人認為毛時代比現在公平正義，這是一種誤解，毛時代的所謂公平是建立在普遍貧困和絕對的平均主義之上，而這背後則是等級森嚴、思想有罪、殘民以逞、心智茫漠。現在的社會存在很多問題，但即便如此，也比毛時代強百倍。現在這個社會是存在很多不公，但過去那個社會不只是不公，而是對民眾的極端殘忍，對自由和發展的禁錮，對法治和人權的踐踏。那個社會終於被埋葬了，但一些人因在現實社會到處碰壁，所以藉助捧毛澤東來發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平衡自己因無能而失衡的心態，這是十分可鄙的。在這裡，我想對那些誤入歧途的毛左分子說，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需要和平、民主、法治。這些價值，對於當代中國、未來中國、對於人民，對於我們的子孫後代，實有最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