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摘錄  原標題：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赫爾凡德當時在柏林向德國政府所提出的那些主張都包括在他1915年3月初遞交外交部的長篇意見書裡。他在其中要求以“自由與和平”為口號，準備在俄國發動政治性的大罷工。他把彼得堡稱為革命的焦點，該地有兵工廠、造船廠和鐵路工廠。此外，赫爾凡德還倡議召開全俄社會民主黨人代表會議。會議最好能在中立國瑞士舉行。他認為他的特殊任務就是把俄國一切社會主義派別（不管是激進派，還是溫和派）都聯合起來，“採取反專制主義的強有力行動”。他相信這樣的聯合是可能的，因為激進派領袖列寧自己就提出過聯合行動的問題。（費舍爾：《爭雄世界》，第155頁）

在綜述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該黨雖贊成保持俄羅斯全國完整，但反對沙皇的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後，赫爾凡德在意見書的結尾用一句話精闢地概括了他的想法：“因此，沙皇帝國的龐大的俄羅斯中央集權（它只要存在，就總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一定會被同盟國的軍隊和俄國革命運動所摧毀，從而把歐洲政治反動勢力的中心推翻。”赫爾凡德的這些論述一定給德國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柏林商談後，赫爾凡德隨即先從外交部得到了二百萬馬克，1915年冬季又得到了二千萬盧布；他受德國政府委託，用這筆經費以哥本哈根為基地建立了遍布各地的組織，以策動俄國革命化。（費舍爾：《爭雄世界》，第157頁）

赫爾凡德要求兩千萬盧布，以組織他的間諜網；但他強調，他不會一下子把全部經費都花在俄國。他只想分期分批地分配這筆經費，因為他認為，不如此就會有泄露這筆金錢來自德國的危險。但他認為金錢畢竟還是關鍵問題。和1905年不同，當時資產階級政黨也資助革命並對罷工工人實行工資補貼，而今天俄國資產階級則反對革命運動，因此革命委員會不得不自籌經費。事實上，到1918年元月為止，總共批准了革命宣傳經費四千萬馬克，當然那時才花掉其中的二千六百萬馬克。

1915–1916年的革命活動僅限於人數較少的範圍內，其中有些人互相根本不認識，而且往往不知道赫爾凡德組織的後台是德國政府。我們看了秦默爾博士1915年8月的報告，就相當清楚地知道了赫爾凡德組織的情況；當時它還處於創始階段。那時在哥本哈根中央委員會工作的有八個人，另有十個人經常外出赴俄國各地。這個組織與在瑞士的革命者（如克斯庫拉和列寧）以及在斯堪的納維亞的俄國流亡者都有密切聯繫，並且對那些從美國和加拿大回來的俄國人做工作。他們還向俄國寄報紙和傳單以擴大影響，主要注重對俄國軍隊做工作。這個組織早就試圖對新兵施加影響，並且對於大學生參加軍官團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大學生在大學裡就已受過革命薰陶。

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後，德國政府才得以收取多年準備工作的成果的機會。1917年春季讓列寧回到俄國，這是德國東方革命化政策的高潮，同時也是最有效的行動。在十月革命和俄國退出敵國陣營這兩件事上，德國政府又算取得了間接成果；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似乎也使德國人在實現東線戰爭目標方面邁進了一大步。（費舍爾：《爭雄世界》，第161–162頁）

“為此目的，對俄國革命進程任何外表明顯的干涉都應避免。相反，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暗中加深溫和派和極端派之間的矛盾，因為我們最大的利益是讓後者占上風，這樣，革命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採取的方式必將動搖俄羅斯帝國的存在⋯⋯大約三個月之後，大概就可以指望，瓦解將嚴重到如此程度，以致我方用軍事干涉就能保證使俄國政權崩潰。”⋯⋯本着這種想法，布羅克道夫－蘭曹理所當然地就把他的心腹和促使俄國革命化的助手帕符斯·赫爾凡德派往柏林，以便當面向首相建議，讓列寧能從瑞士返回俄國。帕符斯·赫爾凡德在柏林得到外交部的埃茨貝格和馮·馬爾燦男爵的支持。貝特曼－霍爾維格同意這一建議。儘管帕符斯·赫爾凡德本人被認為屬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右翼，在革命的原則問題上和列寧意見並不一致，但他還是認為，這位布爾什維克領袖是一個遠比柴澤和克倫斯基這兩位在李沃夫政府里任職的社會革命黨人更“狂暴的人”，因此，他將“把他們撇在一旁，並毫不拖延地立即準備媾和”。（費舍爾：《爭雄世界》，第454–455頁）

儘管遭受了種種挫折，布爾什維克和鬧獨立的少數民族一樣，仍一直獲得德國的支持。因此，齊默爾曼德接任人屈爾曼在12月3日十月革命勝利後能這樣回顧說：“靠我方通過種種渠道和變換名義源源不斷地輸送的經費，布爾什維克才有可能創辦他們的主要機關報《真理報》，才有可能加緊宣傳，迅猛擴大他們黨原先狹小的陣地。”對激進革命黨人的這種有明確目標的支持，表明德國決心堅持其戰爭目標，不管這些戰爭目標變換以何種方式出現。君主制的德國對十月革命的插手，使人看清了德國權力欲的那種百年未見的爆破力；這種權力欲不僅要徹底改變迄今的國際秩序，而且迫不及待滴要推翻敵對世界某一處的現存社會制度。（費舍爾：《爭雄世界》，第458頁）

屈爾曼最親近的謀士是外交部里對俄策動革命化政策的組織者馮·貝爾根公使。屈爾曼盛讚他為“政治上天賦最高的人”，並在一切重大政治決策時與之磋商。回稟德皇的奏文，就是貝爾根起草的。在奏文里，貝爾根就德國1914年以來政策的連續性作了極為動人的敘述：“粉碎協約國並繼而建立新的適合於我們意願的政治組合，是外交上最重要的戰爭目標。俄國是敵方陣營這一整個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因此要使它逐漸鬆動，一旦可能，就將它從鏈條上撬下。我們在俄國後方從事的分化瓦解工作的目的，就在於促進分裂主義傾向並支持布爾什維克。”（費舍爾：《爭雄世界》，第682－683頁）

（海軍上將）辛策把他腦海里德方戰爭目標的優先原則闡述得如此有力而令人信服（沒有意識形態方面的修辭），以致在這裡最好詳細援引他本人的話。他在概述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一旦垮台後德國政策方針之後繼續說：“在這期間，我們沒有理由希望或促使布爾什維克加速垮台。布爾什維克黨人是十分兇狠和冷酷無情的人；但這並沒有阻止我們把布列斯特和約強加給他們，另外還一步一步地拿走他們一些土地和人。我們從他們身上榨取了我們所能榨取的東西；為取得勝利，我們就要繼續這樣干，只要他們還在繼續執政。

只要這樣做有利，至於我們是否喜歡與他們共事，則是無關緊要的。歷史證明，把感情帶到政治中去，是代價高昂的奢侈。我們在這種處境下，允許這種奢侈，恐怕是不負責任的。同事實上的掌權者布爾什維克黨人打交道並為那個可惡的社會而嘆息，這樣的人是無害的；如果由於厭惡布爾什維克黨人而拒絕從與布爾什維克打交道中得到好處，這樣做則是危險的。政治從來是，而且將來仍是功利主義的⋯⋯我們在東方究竟還想要什麼？俄國已在軍事上陷於癱瘓。這全靠布爾什維克黨人，他們比任何其他俄國黨派都幹得更好、更徹底，而且沒有要我們出一個人或花一個馬克。我們不能要求他們或別的俄國人喜歡我們剝削和壓榨他們的國家。因此，俄國既已癱瘓，我們就該感到滿足了。”

下面的一段話表明，除了削弱俄國這一總目標之外，柏林方面所考慮的中心問題是把布列斯特和約作為實現德國東線目標的工具：“布爾什維克是唯一與協約國敵對的俄國政黨。這俞來俞明顯了。我們的責任是扶植這種對抗，近來我們有過這樣做的機會。在俄國，唯有布爾什維克贊成布列斯特和約。海爾弗里希閣下說，只有在修改布列斯特和約的條件下，才有可能與別的政黨合作，而且說首先必須把烏克蘭重新交還給大俄羅斯。在這方面，我們還聽到許多更廣泛的條件：按戰前邊界恢復俄國。這就是說，我們要失去四年戰鬥和勝利的成果，僅僅為了使我們終於發泄關於我們曾利用過布爾什維克的怨恨？因為我們所做的並不是同他們合作，而是剝削他們。這就是政治和政策。”（費舍爾：《爭雄世界》，第817－818頁）

2017-8-22  Med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