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關於理念型文明的判別 相對來說，判定一個社會是否屬於理念型文明（或理俗型文明）是比較困難的，這裡我們再稍微展開討論一下。我們先回顧一下文明社會的分工與協作。我們知道，行政系統和市場系統都是組織協調社會分工的一種有效手段，那麼，一個理念系統能否對社會分工進行組織協調呢？如果能的話，它又是如何具體進行的呢？或者說，一個理念占主導地位的文明是如何對社會的物質生產進行有效的組織、從而可以滿足人們的生理需求、維持自身的生存呢？ 從理論上來說，一個理念系統也是可以組織協調社會生產活動的。我們假設，有某個天賦極高的思想家，他發現了如何組織協調社會分工的規律，於是他努力宣傳他的思想，並竟然駁倒了所有已往的和現存的其它的理論體系，最終獲得了全體社會成員的信服，於是，大家在自覺自愿的情況下（非強制命令），都按照他的那個極高明的真理去行動，去從事社會生產，結果竟完成了對整個社會的組織分工合作。但這僅僅是純粹理論上的一個假設，實際上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首先，根據前面第二章中所論述過的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根本就不可能出現這麼一個絕對正確的思想家。退一萬步講，即使因為基因突變真產生出了這麼一個思想家，那麼，依然是由於其他社會成員的理性是有限的，他們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並遵循這個思想家的理論體系，從而更不可能去自覺自愿地服從這個“真理”了。在文明社會的早、中期，情形尤其如此。 那麼，一個理念型的文明又是如何來具體組織社會的基本的分工合作呢？答案只有一個，即，理念系統必須藉助其它社會工具的幫助來做到這一點（這也再次說明了單一社會工具結構的文明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有兩個，一條途徑是，理念系統中的某個理論體系的信奉者們，他們自身就組織成或轉化成一個具有強烈行政特徵的軍事暴力組織，然後這個軍事行政組織再以強制手段消滅其它的一切理論體系及其信奉者們，迫使他們都改變信仰並服從自己。然後由這個已經半行政化的組織來實現社會的分工安排。這條途徑可以以伊斯蘭教的興起與征服擴張為典型。另一條途徑是理念系統中的某一理論派別，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機遇（條件）下，適時地滿足了某個文明社會下層廣大群眾的心理補償需求，從而贏得了絕大多數下層群眾的信仰，以致到了這種程度，使得上層的行政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統治，也不得不改信了下層群眾的信仰，並按這個信仰來從事、調整自己的主要社會協同工作。這一條途徑，以基督教的興起和傳播為典型代表。 但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對某個既具有明顯的行政系統特徵又具有明顯的理念系統（社會信仰）特徵的文明社會來說，它到底應該屬於行政系統占據主導地位還是屬於理念系統占據主導地位呢？就所信仰的觀念來說，它到底屬於為行政系統服務的、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的工具呢，還是屬於理念系統自身的一種真理信仰呢？就行政機構來說，它到底是屬於理念系統用以實現其信仰的一種組織工具呢，還是屬於行政系統自身的一種組織形式？總之一句話，我們根據什麼具體標準來判斷這個文明社會的類型呢？ 我認為，我們可以這樣來考慮這個文明社會的具體類型。首先，從社會信仰的角度來分析，我們先來看信仰的普遍程度。如果是整個社會幾乎全體成員都真心信奉一種東西，那麼這個社會多半屬於理念型文明；如果是僅僅社會中的行政指揮系統中的人都真心信奉一種東西，而廣大的最底層的被指揮的人民群眾，並不信奉它（只是服從它），那麼，這個社會多半屬於行政型文明。再從行政機構的角度來看，如果在最高的行政首腦之上，還有一個更權威的裁判正誤的機構或精神領袖存在，那麼這個社會多半屬於理念型文明（例如當代的伊朗，在總統之上還有一個精神領袖哈梅內伊）。這個最高的精神領袖有權裁斷行政領袖的是非正誤，就說明了這個行政領袖並非整個社會最高的“共同意志”，而僅是執行理念信仰的一個行政工具。而如果反過來，某個思想觀念是否正確，某種說法是否符合某個主義，這最終要由最高的行政首領來裁判，那麼，這個社會多半就屬於行政型文明了（例如當代中國，什麼屬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什麼符合真正的毛澤東思想或鄧小平理論，要由當時的最高行政首腦來裁判，這就說明當代中國是個行政型文明）。 這裡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有時候，在一個文明社會中有某個理論體系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像古代中國的儒家學說及當代蘇聯及中國占主流地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但這種現象並不意味着是理念系統在上述國家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恰恰相反，在上述國家中，是行政系統占據着主導地位；而儒家學說及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成為主流理論，是由於占主導地位的行政系統有意識選擇的結果。換句話說，上述占主流地位的理論體系，是從屬於占主導地位的行政系統的。例如，信奉儒家學說的清朝政府一垮台，儒家就馬上失寵；在一番混亂後，1949年新建立的行政系統選擇的是馬克思主義，於是儒家學說立即退出歷史舞台。再比如，前蘇聯的中央政府垮台後，其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影響力立刻大減，等等。而在真正的理念（或理俗）系統占主導地位的文明社會中，是決不會出現這種現象的。例如在伊朗及伊拉克，巴列維和薩達姆的行政系統一垮台，伊斯蘭教在社會中的作用沒有一絲一毫的下降，反而更大幅攀升。 理俗型文明除了有時易與行政型文明相混之外，更經常地，它還易與風俗型文明相混。我們知道，一個具有初步系統性的理論，為了擴大自己的影響，除了其內容要能滿足大多數人的心理預期或心理補償需求外，它往往還和一些特定的儀式結合在一起，用程序化的日常行為來鞏固它的地位。而風俗系統的特徵之一就是有大量的程序化的儀式，這樣一來，我們就很難一下辨別出一個社會是屬於風俗型文明還是屬於理俗型文明了。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觀察。首先是看一個社會所信奉的東西是否是自成體系的，其各個觀點之間是否具有其內在的邏輯性。如果其具有一定的內在邏輯體系，那麼這個社會大半屬於理俗型文明，反之，則很可能屬於風俗型文明。其次，我們可以考察某個社會的信仰是否有一個具體成文的、確定的權威典籍，如果有，那麼這個社會大半屬於理念型文明，如果沒有，一切均靠老人的口耳相傳，則這個社會就很可能屬於風俗型文明了。例如基督教有《聖經》，伊斯蘭教有《古蘭經》，佛教有《三藏經》，印度教有《吠陀經》，等等，那麼，這些社會無疑就屬於理俗型文明了。再其次，我們可以考察某個社會是否具有一些特定的、專業性的、主要從事對權威經典的解釋工作的思想家或傳道者（這些人不一定是老年人），如果有，那麼這個社會多半屬於理俗型文明，如果沒有，一切解釋工作均靠全社會的老年人來承擔，那麼這個社會就多半屬於風俗型文明了。 最後，在文明社會充分發展了的今天，有時最難判斷的就是理念型文明和市場型文明的區別了。讓我們舉個當代著名的美國社會來進行一下具體分析吧。當代美國屬於什麼類型的文明呢？顯然它不屬於行政型文明（行政型文明不會出現三權分立、多黨制和選舉總統），再可以肯定的是它不屬於風俗型文明。那麼，它到底是屬於市場型文明還是屬於（市場系統的理念占據主導地位的）理念型文明呢？一個簡單的判別標準是看美國的憲法，看在這個憲法中是理念系統的規則意識占優還是市場系統的規則意識占優。第二個判別標準是看美國的產業結構，是滿足心理需求的獨立的文化產業及傳媒產業占優還是滿足生理需求的純市場化的物質產業占優。第三個標準是看美國整體的性格特徵，尤其是它在與其它文明的交往中所表現出來的性格特徵。這個性格特徵是帶有極大的理想主義色彩、超越的價值觀念的色彩，還是帶有極大的實際利益色彩、具體務實色彩。如果在上述的三個領域中都是前者占優，那麼美國就多半屬於理念型文明了（注意，不是理俗型文明）；如果都是後者占優，那麼美國就很可能屬於市場型文明了。但如果在上述領域中有些是前者占優，有些是後者占優，則就要進行更詳細的研究才能判定了（我們將在文明的演化一章中，對理念系統占優的判別標準進行更詳細具體的說明）。 總之，根據上面我們所述，可知，實際上理念系統要在早中期的文明社會現實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可以有三種途徑，或者說，可以呈現出三種狀態：一種是理念—行政狀態（如當代伊朗），一種是理念—市場狀態（如前期的美國），還有一種是理念—風俗狀態（如某些阿拉伯國家及我國西藏地區，即平常我們所說的政教合一的國家）。這一點還需請讀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