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比廢除任期限制更要命的修憲！

始自“82憲法”，對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規定了兩屆任期的限制，但在中國特色的政治環境中，該條款幾乎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國家主席就是名義和禮儀上的國家元首，中國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共總書記和軍委主席。鄧小平時代曾有李先念、楊尚昆先後出任國家主席，他們從來排不進最高領導人中的前三位！因此，保留也好，廢除也罷，國家元首的任期限制都沒有實質性影響，特別是在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沒有任期限制的現實下。

而換個角度看，沒有任期限制，才更能反映中國特色體制的真相！也更有利於海內外認清這一政權特徵。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真正感到義不容辭有理由反對的是中共自己！外界、特別是民主人士們，也跟着着急上火，是不是有點狗咬耗子呢？今年是狗年，也用不着這麼幹嘛！

這裡的邏輯難理解嗎？一點也不。如果如民主人士所認定的那般不得了——廢除任期限制，就等於習近平搞終身制！那將意味着對中共自身極為不利——大大削弱、甚至瓦解其執政基礎，從而加速其丟掉政權。這理應是民主鬥士們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讓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的民主隊伍一天天壯大起來！民主人士們為何又是聲討習獨裁、又是鼓動民眾、又是搞簽名檄文，鬧得不可開交呢？莫非民主鬥士們也為中共不走邪路、不走死路、避免“亡黨亡國”而殫精竭慮？

相反，如果你們的觀察結論不認為將導致終身制，習近平了不起多干一、兩屆，屆時免不了只能有序交班。那麼，民主人士們反對中共修憲的理據又是什麼呢？

民主人士們的造型讓人看不懂，已經不是一回、兩回了。近期的例子還包括多位民主大佬詬病郭文貴揭露中共高層的猛料。

而很多人尚未充分意識到的一點是，中共此次提出的修憲“建議”，並非只有廢除任期限制這一條款非同小可，其真正攸關全局的要害是中共領導一切入憲！很多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似乎尚未完全反應過來。

按照中共自己的標準表述，40年前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戰略大轉移——將中共的工作重心成功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並開啟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而這一歷史性轉折中最關鍵的一大舉措，就是貫徹“黨政分開”原則，並率先在工業企業推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後來逐步擴大到所有企事業單位和行政部門、管理機構，均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而黨的各級組織的職責，限於政治、思想領域的領導。

而中共19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21條修憲建議中卻包括與這一改革大趨勢完全相反的重大變化。

憲法正文第一條第二款“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之後，特意新增加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一個不言自明的結論就是，所有認為中國政治改革將包括“多黨制”的觀點，在可預見的將來都只能是幻想！

而1982年憲法的修訂方向正好相反！巧合的是，當年習近平之父、時任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勛正是 “82憲法”修訂的領導者之一。該版憲法起草過程中成功實現了避提“黨的領導“，可謂對毛澤東最滿意的“文革憲法”（突出黨的領導）的最核心否定！

高鍇先生是原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主任，習仲勛在人大常委會任職期間，他一直在其身邊工作。高鍇紀念習仲勛誕辰一百周年的文章給人一個印象：當年習仲勛在立法方面的貢獻甚至不遜色於彭真！按照高的說法：“為什麼不在憲法正文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當然不是文字的疏漏，而是老一輩共產黨領導人和立法者深思熟慮的結果。”

這裡的“老一輩共產黨領導人和立法者”並非指最高領導層中的鄧小平、陳雲等，而就是指彭真和習仲勛。

高文說：1980年9月，習仲勛從廣東調中央任職，先由全國人大補選為副委員長，隨後在中央全會上增選為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的12大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值得注意的是，習仲勛還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誕生於1979年2月，是為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而建立的有權威的立法機構，由80位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第一任法制委員會主任是彭真，第二任主任就是習仲勛。到1983年9月法制委員會結束使命，他們的任期各約兩年三個月。正是在這兩位熱心法制的老革命家的堅強領導下，中國才開始從“無法無天”、“無法可依”走向了“有法可依”、“以法治國”的道路。

高鍇還提到一個細節：在一次會議休息時，習仲勛和彭真閒談。習說：“要有一個制度，有一種力量，能抵制住‘文革’這樣的壓力才好。”彭真說：“我們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種違法的行為。‘文革’是極嚴重的錯誤，今後決不許重演。”習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彭說：“所以，我們今後一定要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規定，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

看了這段對話，筆者感到震驚，習仲勛擔憂“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 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他似乎冥冥之中言中了兒子習近平的未來！

很多人或許沒有注意到，在中共19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對“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突出中共的領導地位有詳盡闡述，這裡僅引述其中一段，即可見一斑：

“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領導，確保黨的領導全覆蓋，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有力。要建立健全黨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強化黨的組織在同級組織中的領導地位，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統籌設置黨政機構，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無需任何廢話，只要有基本理解力都不難想象，這與老毛當年的懿旨還有多少區別呢？

事實是，早在兩年多前，習近平即已經在王歧山的大力支持下重提當年毛澤東的著名提法：“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並將其納入19大新黨章。現在，又進一步將其納入憲法，其性質就不僅僅是對中共的內部要求，而成為全國14億國民都必須服從的法條！

此次憲法修訂，從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到突出中共領導一切，人們有理由認為，習近平麾下的中共，正在背離鄧小平當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基本方略！換句話說，今年是中國改開40周年，或許也是鄧式改開壽終正寢的一年！這才應該是習近平“新時代”的最好註腳！